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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文化 上(第3页)

“经史一物也。史而不经,则秽史矣,何以垂戒鉴乎?经而不史,则为说白话,何以彰事实乎?”

“经”指现实政治思想儒家学说,“史”指的是历史编纂的方法和内容。二者相结合才能使历史研究适应现实政治的需要。他由此把批判推及到整个封建道学,指出儒家经典六经、《论语》、《孟子》不过是史官臣子对当时政事的赞美之语,或是迂阔的门徒的随手笔记,反对“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这一思想在当时简直是大逆不道了。

以气为本的自然观

世界“惟是阴阳二气”,“天下万物,皆生于两,不生于一”,自然观方面有唯物主义倾向。

文学方面

李贽重视小说、戏曲在文学上的地位,将《西厢曲》和《水浒传》称作“古今至文”,并将它们与六经、《论语》、《孟子》并提,在当时颇有影响。

以王艮、颜钧(山农)、梁汝元、何心隐、李贽为代表的王学左派比较接近人民、同情人民,他们的学说已经多少改变了原来巩固封建统治的性质。

启蒙思想

明末清初社会鼎革之际,一批思想家在总结明亡教训时,开始把目光投向专制君主。出现了以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颜元、方以智、唐甄、傅山、陈确等为代表的许多杰出学者。

1、黄宗羲和唐甄的思想

黄宗羲,明末清初史学家、思想家。领导“复社”成员坚持反宦官权贵的斗争,几遭残杀。明亡后返回故里,课徒授业,著述以终。一生著述大致依史学、经学、地理、律历、数学、诗文杂著为类,多至五十余种,近千卷。后人编有《黄梨洲文集》。他治学的主要目的就是经世致用。

观点

来源和阐释

反对君主专制的政治观

把锋芒直接指向封建专制主义的大害——国君。“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因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而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固其所失,固其所也。”

“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肯定“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

《明夷待访录》这部书在清初不胫而走,引起有识之士的共鸣,对清末民主思想的兴起,亦起过鼓动作用。

经世务实的历史观

黄宗羲在各种学问中尤以史学成就为最。他的主要著述几乎都是历史方面的。认为“二十一史所载,凡经世之业,亦无不备矣”,“国可灭,史不可灭”。他论史注重史法,强调徵实可信。所著《明儒学案》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学术思想史专著,开清代浙东史学研究之先河,对研究明代近三百年的学术思想发展很有价值。在其影响下形成了以研究历史著称的浙东学派。

与黄宗羲同期的唐甄是清初批判君主专制的又一健将。他通过对“君日益尊,臣日益卑’的君主集权过程分析,指出专制权力造成双重恶果,一方面,使“人君之贱视其臣民.如犬马虫蚁之不类于我”,势尊无加:一方面则形成“自尊则无臣,无臣则无民,无民则为独夫”的政治孤立困境。他们的言论,如电掣雷鸣,震撼了窒息已久的思想界。

2、顾炎武的思想

顾炎武,明清之际思想家、史学家,自二十七岁起始撰《天下郡国利病书》。明亡后曾多次参加抗清斗争。失败后,潜心著述,不再入都。学问广博,晚年治经侧重考证,开清代朴学风气,对后来考据学中的吴派、皖派都有影响。

顾炎武为学以经世致用的鲜明旨趣,朴实归纳的考据方法,创辟路径的探索精神,以及他在众多学术领域的成就,宣告了晚明空疏学风的终结,开启了一代朴实学风的先路,给予清代学者以极为有益的影响。后世学者或是继承了他的为学方法,或是发扬了他的治学精神,不仅演成了乾嘉汉学的鼎盛局面,而且取得了清代学术文化多方面的成果。

他的思想主要有以下几点:

观点

来源和阐释

“舍经学无理学”

的哲学观

顾炎武承继明代学者的反理学思潮,不仅对陆王心学作了清算,而且在性与天道、理气、道器、知行、天理人欲诸多范畴上,都显示了与程朱理学迥异的为学旨趣。他赞成张载关于“太虚、“气、“万物”三者统一的学说,承认“气”是宇宙的实体:“盈天下之间者气也”,“非器则道无所寓”。反对空谈“心、理、性、命”,提倡“经世致用”的实际学问。认为“六经之旨与当世之务”应该结合,并提出“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两句古训,肯定社会历史(“文”)的探讨和操守气节(“耻”)的砥砺同样重要。在面临着以什么取代心学的抉择这个问题上,他选取了经学,认为“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提出了“舍经学无理学”的命题。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政治观

顾炎武明确区分“国家”和“天下”两个概念。认为“国家”指一家一姓的王朝,“天下”则是万民的天下。他大声疾呼“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近人梁启超把顾炎武的这一观点总结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提出了限制君权的理论和设想:“以天下之权,寄天下之人”,即“自公卿大夫至于百里之宰。一命之官,莫不分天子之权,以各治其事”。实际是要改良现行封建制度中的君主“独治”,实行“众治”。

3、中国古代杰出的唯物主义者王夫之

王夫之,明末清初思想家、史学家,明亡后也同样多次参加抗清斗争。后徙居于湘西石船山下草堂,刻苦研究,勤恳著述垂四十年。一生治学以北宋唯物主义学者张载为宗。他治学领域极广,目的在探寻“上下古今兴亡得失之故,制作轻重之原”,以便经世致用。他学术成就宏富,尤以哲学、史学、文学最为卓著。生平著述极富,多至百余种,四百余卷,惜生前未得刊行,渐至散失,经后人编为《船山遗书》

王夫之总结和发展了中国传统的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主要继承和发展了张载的“气化”论,对宋明理学做了批判性的总结。“气”和“器”是物质实体,而“理”和“道”则是客观规律。他用“氤氲生化”的命题来说明”气”变化日新的辩证性质,看到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处于对立统一之中,承认“阴阳各成其象,则相为对:刚柔、寒温、生杀,必相反而相为仇”:同时也认定“互以相成,无终相敌之理”。由此而建立了他的历史进化论,反对保守退化思想,指出社会和自然界一样是一个“生生不息、变化日新”的发展过程。认为“习成而性与成”,人性是随着环境习俗的变化而变化的,否定了“人性不变”的说法。在知行关系上,反对陆王“以知为行”和禅学家“知有是事便休”的论点,强调行是知的基础,“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总之,王夫之已经初步用辩证的观点去观察世界,研究事物,把中国古代的唯物主义思想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王夫之在政治上反对豪强大地主,维护封建中央集权,但要求改革政治,主张限制君权。[21]在历史观赏主张历史研究要针对现实社会的需要提出具体可行的改革方案。他还继承和发展了唐代学者柳宗元重“势”的思想,提出“理势合一”的历史进化论,认为“势既然而不得不然,则即此为理矣”。

观点

来源和阐释

以气为本、“氤氲生化”的哲学观

针对宋明理学“道在器先”、“道本器末”的唯心主义观点,他精辟地指出:“天下惟器而已矣。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谓之道之器。无其器则无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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