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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文化 上（第4页）

“虚空者，气之量。气弥沦无涯而希微不形，则人见虚空而不见气”

“气者，理之依也”

“尽天地之间，无不是气，即无不是理也”

反对君主专制的

政治观

“公天下”，“以天下论者，必循天下之公，非一姓之私也”，反对“以一人疑天下”，“以天下私一人”

“一姓之兴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

“见诸行事”、经世致用的历史观

在史学上，王夫之反对“泥古过高而菲薄方今”的复古思想，主张“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乎？”

“史之为书，见诸行事之征也。则必推之而可行，战而克，守而固，行法而民以为便，进谏而君听以从”

4、方以智和颜元

明末清初之际的有名思想家还有方以智和颜元。

方以智，明末清初思想家、科学家，特别强调“质测”（实验科学）的知识，主张“寓通几（哲学）于质测”。认为西学“详于质测而拙于言通几”。认为“盈天地间皆物也”，“一切物皆气所为也，空皆气所实也”，反对“离气以言理”、“离器以言道”的宋明理学。主张“以实事证实理，以前理证后理”的认识方法。著述甚丰，主要有《东西均》《博依集》《浮山文集》《通雅》《物理小识》《药地炮庄》《四韵定本》等。

颜，清初哲学家，颜李学派创始人，强调“躬行践履”、讲求实用，对清初朴实学风的形成产生过积极的影响。颜元极为重视教育的职能，提出了“本原之地在学校”的思想。政治上反对豪强兼并，主张“以七字富天下：垦荒、均田、兴水利”。他的实学思想为其学生李塨继承和推衍，形成清初学术史上一个有影响的流派，即“颜李学派”。

史学

明前期官修史籍多，后期私纂史籍多，这与明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的强弱以及王学的兴起有一定的关联。明后期著名的史学家有郑晓、高岱、王世贞、李贽、焦竑、严衍、谈迁、黄宗羲、顾炎武等人。他们把史籍分为国史、野史和家乘三类，比较全面地概括了这一时期中国史学发展面貌，有助于对史料更客观地进行对比研究和探索。

明朝后期，由于国势衰弱，统治者对史学控制不力，因而私人作史出现了高潮。当时的私史，不论是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有较大发展。它们绝大多数是总结明朝政权的盛衰得失，其中有不少揭露了最高统治者的荒淫腐败，批评历代君主的昏庸无道，对君权神圣提出了大胆的怀疑。

国史——包括实录、会典和正史等书

正史中的《元史》二百一十卷，是太祖洪武二年至三年修纂的，总裁官是宋濂和王祎。此书虽有缺点，但完整保存，对中国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官修的《明实录》和建文、景泰两帝的附录，几乎囊括了明代的全部历史。实录除皇家诏谕外，还引用和记载了大量的大臣奏疏和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各方面活动的材料。但对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有所偏护和隐讳，对某些历史事件和人物评价也不公允。《大明会典》是记载明章国典的，存两种。一是正德《大明会典》，共一百八十卷，截止于孝宗弘治十五年，正德四年刊行。一是万历《大明会典》，共二百二十八卷，新补了嘉隆等朝的条例，万历十五年刊行。两书可相互参考。会典类今存者还有洪武时的《诸司职掌》和嘉靖时戴金所辑《皇明条法事类纂》等。[55]

野史——包括非官书的别史、杂史和笔记等

明后期私人所编历史极多，不仅可正国史之是非，还可补国史之不足。以明代论，属于纪传体的有郑晓《吾学编》、何乔远《名山藏》、邓元锡《皇明书》，李贽《续藏书》和尹守衡《明史窃》等：属于编年体的有薛应旂《宪章录》，黄光升《昭代典则》，陈建《皇明从信录》和《皇明通纪辑要》、谈迁《国榷》。属于纪事本末体的有高岱《宏猷录》：属于杂史类的有王世贞《弇山堂别集》、朱国桢《皇明史概》：属于典制类的有徐学聚《国朝典汇》、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属于笔记类的有叶盛《水东日记》、王锜《寓圃杂记》、何良俊《四友斋丛说》、谢肇淛《五杂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等。

家乘——包括私纂的碑传、行状、年谱、家谱等书。

碑传总集著名的有徐纮撰《明名臣琬琰录》及《续录》，还有焦竑《国朝献徵录》，有的年谱、行状是单行的，如戚国祚《戚少保年谱耆编》、《李东阳年谱》、《霍韬年谱》、《顾亭林年谱》等：有的则附录在文集中，如张居正《张江陵文集》附录行状，周顺昌《烬余集》附录年谱，《海瑞集》则行状、碑传、年谱皆有附录，此外，还有大量抄本的家谱出现，以供研究之资。家乘每多腴词，须与国史和野史相互参照。

明人重当代史，对古史的研究亦有成绩。如张溥对《通鉴纪事本末》的论评，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冯琦和陈邦瞻的《宋史纪事本末》，陈邦瞻的《元史纪事本末》等。

宗教

明朝的兴起与元末信奉明教与白莲教的红巾军息息相关，所以明太祖建立明朝后对宗教采取抑制和利用兼并的政策。他主要希望阻断摩尼教、白莲教与弥勒宗等宗教组织再度变成反朝廷的起事军，并且希望利用佛教、道教等宗教的力量来维护社会秩序。结果，得到“皇粮”全面保障的佛教与道教演变成缺乏精神上的创新追求，亦脱离广大信众，民众转而寻求民间宗教作为慰藉。

明朝流行对不同宗教兼容并取倾向，民间宗教性信仰、习俗多样而活跃。基本精神在信仰自由主义、保持国家政治世俗性质、维持社会稳定和国家对社会的控制。集中体现这些政策精神的仍是儒家政治社会理念并倚赖士大夫群体的努力。其变动因素和矛盾来源，则在诸教向国家政权机关的渗透、皇室特殊化行为、民间泛神论多元信仰倾向、部分士大夫的信仰综合主义。在此期间，回族的形成与犹太教的消亡，表现出作为外因的社会环境（特别是政治压力）与作为内在动力的宗教本土化、世俗化运动，对宗教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图册来源[59-61]】

明朝中期以后，佛教受皇室宗教活动加强的刺激与儒家的矛盾尖锐起来。这种矛盾促使部分士大夫强烈反对寺院修建并发表辟佛言论。明朝政府对藏传佛教政策与对汉传佛教政策有同有异。其重要差异之一是，明朝对藏传佛教政策与对西部边疆政策紧密相关，而对汉地佛教政策则于周边关系政策基本无关。此外，部分士大夫以藏传佛教为“番教”，认同程度逊于内地佛教。明朝一些皇帝因喇嘛多擅长某些“法术”，对其有特殊兴趣，并因而导致士大夫针对相关政策的批评。道教起源于本土民间信仰，在明代与儒家士大夫的冲突比较和缓。但明朝君主中信奉道教者多，既影响到国家政治，也影响到士大夫与君主的关系。士大夫在反复重申儒家原旨的同时，对道教的批评也日趋尖锐。民间宗教以最贴近下层百姓生活的组织形式和内容，满足中下层民众的宗教需求，甚至部分地满足他们的政治要求和经济要求。这是明朝中叶之后，民间宗教如火如荼发展起来的重要原因。明朝政府将民间宗教基本看作民俗，一般无干预，对视为“陋俗”者加以排斥，在涉及秘密社会活动时则严厉禁止。

明朝还是信仰伊斯兰教诸民族、藏传佛教黄教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天主教在中国传播的重要时期。伊斯兰教在社会生活中相对封闭，在明代政策中大体上表现为一个民族政策问题而不是一个宗教问题，基本与国家以及其他社会成分相安无事。明朝中期以后，天主教再度传入中国，当时士大夫寻求改革，明朝对天主教大致宽容。

教育

明朝初期实行“科举必由学校”的政策，明太祖多次强调：“古昔帝王育人材，正风俗，莫不先于学校。”并将学校列为“郡邑六事之首”，以官学结合科举制度推行程朱理学，而不重视书院，书院因此沉寂近百年之久。也因此，明朝中早期最重要的教育机构也就是国子监。而各府、州、县政府也皆立学校。府、州、县学的学生称为生员，俗称秀才或相公。明处生员数目有定额，大致府学四十人，州学卅人，县学廿人。明代中后期，地方官员六事皆举者极少，“学校之政之修也久矣”，因此传统书院再次承担起培养科举人才的重任。明代书院的创办，以嘉靖年间为最多，据统计，明代书院共有1239所。书院的经费来源，大体上可以区分为官方拨置、和私人捐赠。由于政治上的牵连，书院屡遭劫难，历史上共有四次禁毁书院的记载，但官方越是禁止，民间开办的书院就越多。

科举在明朝是正式的选拔官吏制度。科举考试分为两级，每三年举行一次，称为大比。科举考试的内容主要是四书五经，考生必须用八股文作答。所谓股，即对偶之意。八股文萌芽于宋朝，形成于明成化以后。由于八股取士的制度，读书人既不通经史，又不谙实际，严重束缚民众智慧的进步。

科技

明朝对古代科学技术的大力总结主要是由私家学者来完成的，这又一次说明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封建王朝重人文轻科技的缺陷。明朝科学家在总结古典科技的同时还继续推动着中国科学技术的继续发展，农学、医药学、金属冶炼等方面都居世界领先地位。

著作众多

伴随着西学的传入，中晚明的科学技术出现新的进步。中晚明科学著作众多，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徐光启的《农政全书》、方以智的《物理小识》、程大位的《算法统宗》、吴有性的《瘟疫论》、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这些科学家几乎都是明朝有功名的士子。

农学

徐光启的《农政全书》是探究农业科学、总结中国历代农学著作和当时农业生产经验并吸收西方科学技术编著而成的一部科学巨著。全书分为农本、田制、农事、水利、农器、树艺、蚕桑、蚕桑广类、种植、牧养、制造、荒政等十二门，是中国现存最大的一部古农书，内容有三个方面：一是保存、整理并补充了历代以来的农业科学资料。二是记载了当时各地老农的生产技术和经验，反映了当代深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水平。三是记录了徐光启的科技革新思想和当时经营地主思想，他反对传统的“风土论”，强调“人力定能胜天”的说法，认为北方也可种稻，薄地也能植棉，关键在如何钻研选种和种植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