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想装来着。
装作没看过恶评,所以我一条也没有回复过。
装作还能继续好好工作,所以我尽可能地一直在更文。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开始呕吐了。
蒋园长看到我冷冰冰的神情,她问我:“他能做到,而你不能,有没有觉得是自己无能?”
我惊讶地看了她一眼,点了点头。
“不是你无能。”蒋园长握住了我的手,她说,“那个男孩子,从小就生活在自由、幸福,无论做什么都能得到理解和肯定的环境里。他内心有自信和力量,这些力量告诉他:你自己很棒,不需要在乎那些。所以他能冷静地走过那段时间。”
她没有说“而你”如何,我却泪如雨下。
从第一天被狂骂开始,我没有掉过一滴眼泪。
不——从第一次被别的孩子抢了球而被父母“混合双打”开始,我就没再掉过一滴眼泪。
这一天,在蒋园长面前,我哇哇大吐,继而哇哇大哭,就像一个真正的小娃娃。
那位勇敢的歌手,之所以勇敢,是因为他知道恶评说的都是错的。而我,之所以连不去看的勇气都没有,正是因为在我心里觉得他们说的都是对的。我是个死胖子,脖子下面全是肥油,全世界没有一个男的看得上我。我除了写这种连狗屎都不如的东西之外,什么都干不了,一事无成。我这种人一无是处,连我爸妈都不爱我。如果今天我死了,大概身边没人会为我掉一滴眼泪。我真是世界上最悲惨的一个可怜虫了。
这些铺天盖地的恶评,简直就像我的父母在我耳边说的——不,更像是我自己在我自己耳边说的。
在我痛哭的时候,蒋园长把一个毛绒娃娃塞进了我的怀里。我的眼泪渗进这个娃娃,使它变得不再柔软,但我死死地抱着这个娃娃。
第二天,蒋园长又跟我聊了一次。
她说,在她还在教小孩子的时候,遇到像我父母这样的父母,就会想办法见到他们,一次接一次地努力,跟这些父母谈。对一个百孔千疮的成年人来说,去劝服这些根源人物,让他们明白,让他们能够沟通,甚至让他们能够道歉,是最好的、最理想化的自我疗愈的开始。
我听她这样讲,愣愣的。
我跟他们谈过一次了呀,难道还能再鼓起勇气谈一次吗?
我问蒋园长:她做教育这么多年,一定跟数不清的家长谈过。难道每一个都能说通吗?
她无奈地笑了:“约谈过100位家长,真的能改变的有20位就不错了。”
她说,有些家长半知半觉,客客气气,但还是改不好。有些家长听了觉得这位老师有问题,干脆就带着孩子转学走了。过去被她约谈过的这些家长,都还只是小孩子的家长。他们都还年轻,思想也还有转变的机会。可对大人来说,大人的“家长”,哪怕只是从生理上来说,脑筋的灵活程度都变慢了,观念和想法更难改变了。
我们都沉默下来。
蒋园长半天没有说话,最终对我说:“作为成年人,搞明白自己的问题在哪里,去跟自己的父母好好谈一谈,当然是想拯救自己。但其中还有一部分原因,也是想要给自己的父母一次机会。他们是不是没有想到,他们是不是真的出于很深的爱,只是方法错了。对做错了的家长来说,连一次沟通的机会都没有得到,”她咬着嘴唇斟酌了半晌才说,“作为子女,我们不忍心。”
我明白她咽下去的话。
谈了,大概率是没有用的,是改变不了的。
但,为了我自己,也为了我的父母,我还是决定去谈一次,因为“作为子女,连一次沟通的机会都没有,我们不忍心”。
我回家了,请我的父母坐下来。我说:“我这次碰见的事,现在叫网暴,对一个人的伤害是很大的。我跟你们说这件事的时候,你们说这都是我的错,是因为我的能力不够考虑不周全才发生的,这让我觉得很受伤害。实际上我没做错任何事,只是倒霉。被这样说,尤其是被你们这样讲,我心理创伤太严重了,所以才一直吐的。”
我父亲愣了一下,又吼了起来:“你没做错任何事为什么要骂你?人家都闲得没事干吗?你总是这样,做错了什么事自己都不知道。”
我体会到,这样的沟通不论鼓起多么大的勇气都还是不够。我的手颤抖起来。我反问他:“我做错过什么事是我不知道的?”
“你上中学的时候,你们班学习最好的女同学带领全班孤立你!你就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人家品学兼优,要是你什么都没做,能那样对你吗?”
“那我究竟做错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