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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章 暑假访故里（第1页）

光阴荏苒，岁月如梭。

就在北大荒农场人夜以继日地在汛期到来前抢收小麦之时，我则用两个旅行袋装着由李凤兰和台自新老师帮忙张罗的40斤小米便兴匆匆地赶回江城市渡暑假去了。

早在假期到来前夕，从贵章哥的来信即获知家中的生活境况已开始有了明显的“向好”迹象：其一是母亲的谋生方式已由卖“干调”转换为在江南二中至七商店区间多个固定售卖点开始轮流坐桩“卖冰棍”，且收入远远高于做“干调”生意。“卖冰棍”钱是真不少赚，就是“太熬人”，毎天晚上在“二中”3路电车终点站总得忙到最后一班车才能“收摊儿”回淑峰姐家休息。其二是贵章哥利用课余时间骑着我曾骑过多年的“老飞鸽”，驮着“冰棍厢”也开始在江南二中一带走街串巷卖起了“冰棍儿”，且亦能适度补贴家用。期间，他曾多次把“冰棍儿”卖到大学老师家门口，感动得老师从此还能间或为他“卖冰棍儿”提供时间上的便利。其三是老五、老六也都能在课余时间往家里划拉一些“水果蔬菜”替母亲适当减轻生活负担了。其四是由于母亲和淑峰姐多次从正面给市一建领导施压，大哥的福利房不日将有着落，届时全家人就可回归西关老宅居住了。凡此种种，均说明一家人很快就要终结在茫茫人世间的“漂萍岁月”，登上阳光灿烂的“彼岸”。

这些新迹象的出现，让我这位远在异乡游子郁结的内心一下变得豁然开朗起来。它让我好象看到被生活重压折磨得无比苍老的母亲，脸上开始绽放出开心的笑意。生活尽管依然忙累而又清苦，但这个充满阳光和暑热的夏季毕竟还是让她的腰包变得“鼓溜”起来。

经过24小时的旅途颠簸，归心似箭的我终在第二天中午12点赶到了淑峰姐家。此时，过了暑期就该上小学一年的妹妹于丽正哄着金巍金迪两个外甥女在家玩耍。我进了屋，放下旅行包后即到厨房弄饭去了。大概10分钟后淑峰姐还有老五、老六都相继赶了回来。看到我回到家中，姐弟之间先是一顿亲热，然后姐姐就给我们擀面片做午饭去了。

吃过午饭后，淑峰姐接着去上班，我则因迫切想见母亲，便让老六陪我前去七商店“冷饮轮售点”了。

说来也怪，一个年近25岁的堂堂男子汉在脚跟踩上故乡土地后，不知为何思念母亲的情感反倒更加强烈了。好像跟母亲若不能尽快得以相见，我的心就要从胸膛里蹦出来似的。

怀着急切盼见母亲的心绪，我跟老六在二中又倒乘无轨电车向江南“七商店”赶去。在途经“银花宾馆”时，老六用手一指路西马路边一位40多岁长相端庄秀丽的女人对我说道：“四哥，你看那个卖冰棍的人是谁？”

我定睛细瞧，随后惊道：“哎呀，那不是大嫂吗！怎么她也干这个买卖了？”

“可不，比妈干得早多了！”久章回复道。

由此，一个新的判断立马在我的脑海中形成：看来“卖冰棍”一定是桩很赚钱的生意，否则大嫂怎么会放下架子不顾在马路边风吹日晒跻身“卖冰棍”的行列呢？

有轨电车很快就到达了“七商店”落车点。我跟老六快速下车向母亲那边走去。

此时，正值盛夏一天最热的时间段。在距母亲50米开外时我就看见母亲身着一幅白围裙，头戴一顶白帽向过往行人大声吆喝着：

“冰棍—！冰棍—！新上的大长屯冰棍喽—！”

听得母亲的叫卖声，我就象听到了一首最动听的歌声，又不由自主地加快了奔向母亲的脚步……

此时，约有5个人在那抢买“冰棍儿”。故我只好先站在树下一边乘凉，一边等候。

稍过片刻，忙碌的母亲总算清静下来。直到这时久章才走过去跟母亲搭了话：“妈，你看谁来了？”

母亲一抬头便望见了站在树下的我：“孝章啊！啥时候到家的？”一边说着，一边给我递来了一支冰棍儿。

“妈，我是中午到家的。您就消停卖冰棍好了，我在这儿陪您！”我望着汗抹流水的母亲笑盈盈地回复道。

母子情是人世间一种无可替代的特别情感。我跟母亲情深意厚主要植根于两个重要人生时段：

第一时段：是“生父突然病殁”后的1965年至1969年。

原本生活幸福的一家人，因生龙活虎的父亲突然亡故而使母亲和5个子女骤然如坠万丈深渊。那一年母亲39岁，我刚满7岁，正好是能清楚记得母亲承受诸多苦难的年纪。而年龄稍小一些的老五、老六记不得母亲的难处也实属正常。然而我却是母亲历经种种苦难的目击者，固对母亲也就有了切入骨髓的记忆：

首先，母亲是悍卫子女生存扶养权的楷模。只记得父亲是在江边大便时连裤子都没提上便因脑溢血一头栽到地上“七窍流血”而撒手人寰的。父亲的骤然病逝使家里的“天”一下就塌了下来。原本面相佼好，容颜靓丽的母亲由于一连多日茶饭不思，水米不进，且又昼夜以泪洗面，故早已憔瘁得不象个人样。原本母亲只是个在家相夫教子且毫无一技之长的家庭主妇，面对“天塌”般的生活重压，她彻底蒙了，不知道她和5个孩子今后的日子该怎么过。料理完父亲的丧事后，已近风烛残年的姥爷来了，他劝母亲为了孩子还是再找个人吧，但倔犟的母亲没有点头；在外面当兵见过世面的大舅来了，他说找个人帮养孩子不丢人，可母亲还是把头摇得跟个“波浪鼓”似的；陈氏同门原“当家人”二大爷来了，建议可否与同门一个刚没了老伴的宗亲打伙再建家庭，母亲依旧婉言谢绝。最后，在众亲友的劝说下为给尚在襁褓中的老六久章找个活路，母亲总算勉强同意把老六叫人给领养了。但也许命里注定久章要跟兄弟姐妹同生共死，那位好心的领养人只把久章带回家中住了一宿却因久章哭得死去活来，无奈人家又给送了回来。见此情形，肝肠寸断的母亲把脚一跺心一横，说道：“谁都不给了，往后能活一起活！要死一起死！”

其次，母亲是坚决不向各种淫威妥协屈服的做人典范。经过一段时间的痛定思痛，母亲终又回归理性。此时，在她看来当时最大的难题还是一家6口人的吃饭问题。而要解决这个问题靠天靠地都是不灵验的，只能靠自己。于是她擦干眼泪，把孩子往家一放便走出去找活赚钱了。母亲应聘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头道码头下坎的“切面作坊”做切面工，月薪24元。这份工作的优点是室内劳作，不受风雨之苦，但得随时听候老板的使唤和吆喝。用现在的话说，那家切面作坊实际就是一家“夫妻店”。解放前店老板是“石胖子”的老丈人。后来在把“石胖子”招赘为婿后才把店传给了“石胖子”经营。按说，这么个小作坊不需聘工也忙得过来，但石胖子跟老婆说雇个面像好点的女工在前面撑门面有助“揽生”。石胖子老婆“吧嗒嘴”一想觉得胖子说得有道理，所以也就同意雇佣了我的母亲。自打母亲做了这家“小作坊”的切面工后，生意还真就比以前好了不少，乐得石胖子俩口子整天眉开眼笑。

其实石胖子是个颇有算计的精明人。当初雇我母亲他首先看中的就是长相，只是碍于他那贼溜溜的老婆看得紧，才没敢立马暴露出“好色之心”。母亲打工满一个月后，石胖子自觉跟母亲很熟了，开始一点点地放肆起来，有时趁他老婆不注意不是在母亲的手上摸一把，就是往母亲的臀部蹭一下。她的下作行为令母亲简直厌恶至极，但因没干满整月无法算工钱，母亲还是咬牙忍了下来。

类似事例的演变历来都存在非此即彼两个结果：“隐忍”有时的确是息事宁人的上上之策，正所谓“忍字头上一把刀，退一步海阔天高”。但有的时候“隐忍”也是促发矛盾的“催化剂”。比如这石胖子见三番五次的“撩骚”，母亲都没有还以颜色，还误以为母亲怕丢了这份工作呢，于是便开始登鼻子上脸了。一天，石胖子趁她老婆去隔壁馅饼铺排队买馅饼之机开始实施他的龌龊计划了。他先是往母亲的围裙兜里塞了20块钱，然后接着就把散发着烟臭味的嘴巴哄到了母亲的面颊上。只见母亲突然扬起正在和面的手，照着石胖子的脸“啪”地就是一巴掌，打得石胖子就象个京剧舞台上的“丑角”满脸都是面粉。同时骂道：“你个不要脸的老流氓！”

恰在这时，石胖子的老婆走进屋来，看到石胖子的狼狈相她知道她担心的事情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老娘现在正式声明，我不干了！”母亲边说，边解下围裙、摘去白帽，又随手掏出石胖子刚塞进母亲裙兜的20块钱，指着石胖子气愤地说道：“这是老流氓刚才为占我便宜给我的赏钱，再有5天就是开支的日子了，钱我就不还了！工我也不打了！”

在听到母亲说出这句后，只见石胖子老婆把刚买的馅饼一下掼到石胖子脸上，同时还随口骂道：“你个骚货！老流氓！改不了吃屎的东西！”

母亲去意已决，她已无心再继续观战了，故迅速转身离开了这个充满罪恶的切面作坊。

再次，母亲是敢于挑战未知领域的真的猛士。大文豪鲁迅先生在《纪念刘和珍君》那篇杂文中曾把刘和珍君称为“真的猛士”。在我看来，母亲也同样是一位敢于勇闯未知领域的真的猛士。自打母亲离开切面作坊后，她曾先后进饭店刷过盘子；到北山果菜市场挑过菜；去建筑工地当过小工。但挣到的钱仍是让孩子们无法吃上饱饭。就在母亲走投无路的时候，同院邻居老邹小红的母亲给老妈指点了“迷津”：即学理发，掌握“一技之长”。

为此，母亲迅速买了理发的全套工具。初期每晚都去老邹家讨教，然后回家先拿我们哥几个的脑袋练手。待初步掌握了入门技巧后，母亲就开始打着“唤头”走街串巷地做起了剃头生意。

母亲这一辈子的过人之处就是“苦情戏”演得特别棒。她往往可以通过眼泪扫清一切沟通障碍。女人的心都是水做的，女人跟女人之间最怕的就是眼泪。初期涉足理发行当，不论大人小孩没有一个对母亲的理发技术认可的。对她来说，顾客就是“上帝”，没有“上帝”的捧场理发的活儿是没法儿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