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李辅叔又跑到了安南。
安南方面因为大捷的缘故,倒是态度好了很多。但是为了避嫌,不与李辅叔直接接触,而是派商人间接接触。主打一个:我什么都不知道,都是下面人做的。
勾通效率非常低下。
这才刚刚谈出一个结果来,听说了虞醒称王大典。这就匆匆而来,看一个热闹。
听了虞醒的祭文。
暗道:“真有意思。不愧我亲自认定的乱臣贼子。”
“要是让临安那群腐儒听了,不知道该投汉,还是投鞑。真有意思。”
儒家的天命论,是很多理论的核心。虞醒这一篇文中,只有一个“天”但也没有天命之意。无视,就等于否定。自然是儒家门庭中的乱臣贼子。
而今忽必烈对儒家的态度,在他看来是非常好的。对于这门让羊当羊的学问,他一面推崇孔子,一面将儒士,与道士,和尚,回回教,景教,萨满教的宗教人士一样,免除赋税。他觉得很够意思了。
却将很多士大夫气得够呛。
将他与三教九流并列,孰可忍,孰不可忍。
而虞醒更干脆。无视了儒家的天命观。
“这太有意思了。”李辅叔眼睛都亮了。
虞醒自然知道他在做什么。
但是他很早思考明白一件事情。
那就是儒家决计不能支撑他恢复中原的。
要以一隅敌天下,他需要的不仅仅是科技,还有思想。
这个思想就是近代民族主义。
虞醒发现做到这一件事情,其实并不困难。
甚至,很容易。
因为宋代是有基础的。
宋代是中国历史的转型期,甚至有日本学者提出宋代近世说。
他们论断是宋代已经出现了很多近代化的表征,比如社会经济的高度发展,文化的平民化,等一系列的问题。
政治主导也有权门贵族,向庶民出身进士门第转变。
市民文化在宋代已经兴起了。
法统由奉天承运,变成保民护国。
从受命于天,变成受命于民。
并不是那么不被接受的。毕竟大部分儒家都有民重君轻的思想,孟子的地位也是在宋朝抬起来的。
只是没有人做制度化的探索而已。
自从北宋建立之后,几乎无时无刻被受到异族压迫。造就了强烈的华夷意识。这种意识,只要稍稍推动,就可以转进到民族主义中。
国仇家恨,民族压迫,这都是这一切的催化剂。
所以,虞醒从祭天变成祭祖。
以炎黄血脉为根基,庶民或者说公民意识为纽带,重塑大汉民族。尽一切可能发挥云南的战争潜力,才是战胜鞑子的唯一办法。
只是立足未稳,很多事情都来不及做。
但是政治立场,却要先亮出来。
至于保民护国的详细诠释,不妨先等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