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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钟城、余翔就是日本公司常说的“同期生”。我与余翔是企业管理大专毕业，而钟城来自响当当的东都大学。早在上中学时，我们就在课本中读过两位东都大学出身的女科学家的故事，几乎就是中国的居里夫人、女版的华罗庚。连女中豪杰都是东大的标签，更可见它的传奇与不凡。

东梁集团新员工培训时，我们仨分在一间宿舍。我和余翔是职工子女，能进东梁多少有些照顾的意思，而那时，东梁校园招聘的口号是“只取A类学校的一等学生”，钟城就是其中之一。

拿到饭卡、澡票、图书证、冷饮券之后，钟城脸上洋溢着融入大集体的喜悦，我们都暗自嗤笑他。这些属于东梁的福利，我们从出生之后就享受上啦，仿佛阀阅世族的贵胄特权。对它们的使用须知，他有时会不明白，也闹出过笑话，我与余翔也不主动讲解，那是既得利益者可笑的保守与矜持。

东梁现在也算是钟城的了，但归根到底还是我们的。

本来以为把自己交到东梁手中，我们的人生也就安妥了，这份工作管生管死的。但命运兴衰的诡谲线路，不但世家贾府逃不脱，社会主义的大型国营企业也难免。我们的产品——栋梁牌锅具虽然是民国时就已创立的名牌，但在市场竞争的巨潮中渐显颓态，先后关闭了几个在外省的分厂。我们的父辈安然退休，随之退休的是厂里的游泳池、浴室、图书馆、幼儿园。乘公交车驶过东梁路时，我不止一次听到乘客们议论：“东梁现在不行了吧？”

在东梁刚露败相时，东都市为了扶持这家本地最闻名遐迩、最具历史价值的企业，派来一位高学历、高职称、高业绩的新总经理。正值壮年的罗总充满了力挽狂澜的豪情，也有些唯学历论的意思。他也是东都大学毕业的，言必称东大，弄得像我与余翔这样没有过硬大学背书的人都觉得矮了一头，“东梁子弟”的荣誉感变成了“顶班顶职”的陋习，是计划经济的残余。罗总不客气地说，这种近亲繁殖式的人力资源政策是东梁发展的绊脚石。

而作为罗总的学弟，钟城在血缘上就是领导的嫡系，从此前程一路浩歌，从科长迅速提拔为二分厂副厂长，荣誉从“集团先进”一直拿到“省五一劳动奖章”。也不是说钟城的贡献在全省都排得上号，只不过因为东梁是东都市最大的国企，重磅级的奖项只有从这里出，至于具体把高帽子戴上谁的脑袋，当然是上级拍板。像钟城这样有年龄、学历优势的人才，是很容易成为新星的。

在钟城冉冉升起时，余翔跳槽到了郊区的一家大型跨国企业做人事管理，上下班虽然路途遥远，但他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开上了汽车代步，打消了人们对他通勤路途遥远的“同情”。我则南下深圳与表哥合开了一家装潢公司，收入比在东梁时高出一倍不止。

东梁是百足之虫，要它僵死也不是一时的事情，有一阵子神奇地回光返照，来要货的卡车都排到了东梁路与人民东路十字路口拐弯的地方。那时出国考察还是件极其光荣的事情，但就在钟城办好了所有签证手续之后，他突然和另一个分厂厂长出走，到浙江入股一家私营企业，那家企业是东梁的竞争对手。

我和余翔离开，算是自谋出路，没人给提要求，我们却不约而同遵循着回避就业的原则，干的可都是与锅、与炊具，甚至与厨房毫无干系的工作。可钟城的出走，却是在东梁的身上割刀，就连原先十分宠爱他的罗总都跳脚大骂“中山狼，得志便猖狂”。但戏剧性的是，钟城去私营企业不久，企业老板就突然失踪了，有人说是到尼泊尔带发修行了，有人说是带小老婆移民马达加斯加了——这家企业在非洲锅具市场占有重要份额，驻点就在马达加斯加。但总而言之，在浙江的企业总部轰然倒塌。

西方人说掉在地上5秒之内的食物还可以捡起来吃，淘宝也同意7天无理由退货，钟城的叛变行为拢共才持续67天，在罗总的盛怒还没有消散之前，他又回来了！不知道钟城采取了什么负荆请罪的姿态，最终，他的浙江之行就像是一场未经批准的长假。他又回到了东梁，东梁都没来得及办理收回他的福利房的手续，正好也不用办了，继续住吧。官复原职自然不可能，他的职位一降到底，最后进入东梁服务公司，也就是收容那些没法安置的关系户的地方，管管食堂啊、环境卫生呀、临街专营店呀。

我们都觉得钟城受此大辱，应该很快在人员流失潮中离开。可是没有。

大家就又猜，他是为了等到服务满十年，好拿走那套房改房。可是房改房产权稳拿之后，他还不走。他卖了房改房，买了新房。之后又过了十年，直到现在，他还是没有离开东梁。罗总没有原谅钟城，再没将他调到核心部门。可仿佛钟城已经赎清了半途叛逃的罪，现在担任服务公司副经理。可是，要知道，这十多年来，东梁职工的工资已相当微薄，尤其是服务公司这种不存在绩效奖励、销售提成的部门。

相比于已经做到外企大区副总的余翔和早就自谋出路的我来说，钟城有令人羡慕的地方——他的婚姻。余翔太太体弱多病，一直没有生小孩，折腾了好几年之后还是在五年前撒手人寰，他去年续弦了；我呢，离婚一次，儿子给了前妻，与第二任妻子撷梅相处整体还不错，但感觉还得过上几年才能磨合到更佳境界。只有钟城与崔佳佳是校园情侣，女儿钟心婳从小就有数学天赋，各级数学竞赛奖拿到手软。这些，都是我与余翔可望而不可即的幸运。

罗总刚来公司时，厂里一台德国进口机器出了问题，维修费都够售价的三分之一了。罗总便激励我们，“都是90年代的新一代了，能不能自己修？”

就是在那次，我们第一次见到了钟城的女友崔佳佳，她是德语专业毕业，被钟城拖来翻译机器说明书。我们倒吸一口气，钟城个子不高，相貌只是不难看而已，崔佳佳怎么看上他的呀？

“你是回族人？”余翔问。也许因为她皮肤白得剔透，眉睫泛着褐色，把一对眼珠都衬成了琥珀。

“东都土著，汉族，老城南。”她嫣然一笑，“我们那里住了不少回族人，马、撒、哈、沙、赛、速这些姓都是回族。我不是。”

她虽识德语，但不懂机械术语，和钟城挤在一张桌上，头挨头，逐字逐句推敲，凑成了一个诸葛亮。后来，钟城真把机器捣鼓好了，还模仿着造了一台土机器，被记者们吹捧上了天，说成是该领域第一台自主知识产权国产机器。这大概算是钟城评上省劳模的先进事迹之一。

“如果钟城不是农村人，我肯定跟他抢。”余翔有天没头没脑地给我来了句。他这一点像上海人，只要北上广以及东都市之外的地方，都是农村。

我愣住了，打了他一下：“要死了，你胡说什么，抢什么哪。”

和我的懒怠不同，余翔就像某个牌子电池广告里的兔子，有着使不完的劲儿。下了班以后，唱歌、跳交谊舞、看电影、打球，没有一项活动他不爱好。他又喜欢打扮，什么潮流的发型、衣服，全集团都是他率先弄到自己身上。他没事儿拿个小手包，像普京走路一样，一手垂直不动，另一只手大幅摆动，据说那是特工的职业动作，便于拔枪，也显帅。

我们三个火枪手结婚的先后顺序是钟城、我、余翔。余翔最挑来挑去，最后娶了有厂花之称的齐梦琳。只可惜齐梦琳空有好皮囊，一米七的匀称体形，脸蛋儿白里透红，可三天两头感冒不说，还老怀不上。她听了医生的话，要夫妇同查，逼着余翔去妇幼医院查精子活力。

“看她对自己的功能那么笃定，简直怀疑她以前怀过。”他被逼无奈，向我抱怨。

我捶他一拳，还是喜欢这么口无遮拦乱说。最终余翔去没去妇幼医院看黄色杂志我不得而知，但是齐梦琳不久患上了血液病，具体病名还挺拗口，从此治病成为他们家的主旋律。

齐梦琳病故时，钟城与崔佳佳的女儿都上初中了，我离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