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嗤嗤”地喘着粗重的气息,缓缓地驶进了北京车站,陶花雨站起身,从行李架上取下了自己的箱子,又拉了拉身侧的挎包,跟着人流一起下了车。
此时的站台上格外的热闹,那些来接人的几乎站满了每一个空间,还有穿梭在其中的商贩,大多是在推销一些工艺艺术品。人声鼎沸的样子,显出首都的不凡。铁路职工的售卖车上是花生、瓜子这些东西,几个身体健壮的男人坐在连着五六个空车厢的低矮站台车上,这是去行李车厢的。
陶花雨觉得每个人的表情都很木然,这也许是她自己的想法吧。看着所有接车的人,虽然熙熙攘攘,人声嘈杂。然而,从他们畏畏缩缩的神情上,却看不到稍微的喜悦。天空中的太阳这个时节还是很毒辣的挂着,这是正午。
一个粗大的柱子下,摆着一张红漆桌子,桌子的两边竖着两根杆子,扯着一幅红布,上面是剪纸的“欢迎清华大学的新生在此报到”条幅。在桌子边上,五个青年学生正在东张西望。陶花雨想着,他们应该是前来迎接新生的。于是她走了过去,对着其中一个戴眼镜正看着她的男生浅浅地一笑说道:“我是新生。”
那个男生本来就在注意漂亮的陶花雨,此刻听她主动说是新生,马上露出热情的微笑,并伸手接过了陶花雨的行李箱,略显腼腆的说道:“这位女同学,你叫什么名字?是哪个系的?我们是专门在这里迎接今年的新生的。欢迎你。”
“我叫陶花雨。”陶花雨的脸上带着很甜的微笑,然后仔细的看着那个小男生,看样子比她要稍微大一点,应该是大二或者大三的。他的样子很英俊,细长的眉毛,下面是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戴着黑边眼镜,很古董的样子,或许应该叫做有一种书卷气。他有1米75高了,穿着很朴素的浅蓝色衣服,裤子也是浅蓝色的,很像普通工人家庭里出来的孩子。陶花雨又看了一眼他的长相,脸庞微胖但是白皙,头发很短,这是不喜欢把过多的时间放在打扮上的男孩,可是头上很干净,有一种香皂味儿透出来。他的浑身上下看着都是那么的淳朴整洁。
知道他们还在等其他的新生,陶花雨就站在桌子边,不再说话。这时才到了中午,午饭在车上已经吃过了,她看到桌子边也有几个纸饭盒,估计他们也是刚吃过。
陆陆续续来了七八个男女学生,都是清华大学的。然后车站就安静下来,这一趟列车的乘客也都走光了。
太阳很毒,桌子边没有遮挡。陶花雨却静静的站着,那个男生和他的几个同学轮流在几把椅子上坐一下,新来的七八个新生和陶花雨站在一边。地上放着七八个行李箱,还有几个大包,那是新生的父母给孩子带着的物品,无非是一些当地的土特产吃食,或者就是床上的小物件。陶花雨的行李箱里有一床薄薄的被褥,那是妈妈准备的,还有一个花格子的床单,一个小枕头。妈妈说,北京比福州冷,但是那里都有暖气开放,应该很舒服。而且,现在还是夏季,等放寒假的时候,再带一些厚点的被褥和衣服。
所以,陶花雨的行李箱很轻,没有再放什么东西,他的挎包里是自己喜欢的书,还有一本新买的日记本。她喜欢写东西,而且已经有四本写满的日记本了,她把这些日记本放在家里自己的书桌里,有一个小小的锁子锁着。
北京好像比福州还是要气温低一些,陶花雨可以感觉到这一点。但是,这个闷热的夏季,还是让她出了一身细汗。可是看着那些接新生的男孩子头上的汗珠直流,所以虽然感到热,她也什么不说。倒是后来的几个新生,已经有些受不了的直喊着“太热了太热了,什么时候才走啊”。
十五分钟后,又来了一趟列车,是广东方向开来的,熙熙攘攘的人群再次布满了站台,到处都是嘈杂的人声。又有十几个新生过来报到,还有学生过来问其它大学有没有接学生的,在哪里。但没有人搭话。
陶花雨很奇怪,一直没有看到其它大学接学生的点,按说都应该有的。那一年,这件事真的很奇怪。
等这趟列车上的乘客也都走了,一个男生说道:“嘉巍,我看车不多了,老实说我们就等了这趟列车,然后就可以回去了。”
被呼做“嘉巍”的正是那个戴眼镜的小男生,陶花雨记住了他的名字。
在这些男生的招呼下,大家把桌子和椅子都搬到了站台上的一个铁皮房子里,然后带着所有新生出了站台。在车站广场上,“嘉巍”让大家等着,说再有十分钟,学校有车来接。“呼啦啦”的一阵后,新生都跑到一个水泥的墙边躲避太阳了,这时正好那里有一大片阴凉。
陶花雨不紧不慢的也走了过去,她从来都不匆忙,即使在躲雨的时候,也是不慌不忙的走过去。爸爸说,这个丫头天生的是一个沉得住气的孩子。
“嘉巍”和他的同学们在墙边探头张望,好像是害怕学校的车过了点,过了站,把他们给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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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陶花雨听到“嘉巍”时,心中有一刻的不安,这个男孩叫“嘉巍”,难道真的是“许嘉巍”?可是,不会有这么巧的事情。她的挎包里还放着父亲临来时交给她的一封信,信是爸爸的故交许伯伯写来的。陶许两家是三十年代在广州时的老友,同在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中,虽然是很低级的军士,但也算是国民党的元老。后来,孙先生北上后病逝在北京了,随即发生了太多的变迁,陶花雨的父亲脱离了军队,回到了福州,借着祖上的福荫开起了钱庄,在风雨飘摇的乱世中终究没有成为富甲一方的商贾。而且,他与曾经并肩战斗的许东川还断了音信,始终也不知道他后来到底怎样了。解放后,他接受了资产的改造,成了一个很普通的市民阶级,过着安稳的生活。因为他的家业本来就不大,所以没有被为难。他的两个儿子,陶花雨的大哥和二哥解放前都已经结婚,所以用陶老先生分给的一部分家产,就移居到澳洲了。陶花雨是老来得的女儿,被视为掌上明珠。他也是做好了守着这个女儿养老的。
半年前,一封来自徐州的信,给陶家平静的生活带来了波澜。那封信就是故交许东川写来的,信中没有过多的说几十年前分手后的境遇,只是说通过一个偶然的巧合,打听到故友的消息,经过核实知道了地址,故而来信。
接信后的一天,陶先生把女儿叫到身边,说了与许东川的过去。那时候,他们都是二十出头,有一身热血,要为国家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而奋斗,于是一起参加了革命党组织的军队,然后他们在一个班里相识,在一年多的转战当中结成了生死弟兄。然而,那年月军阀混战、各为其主,虽然孙先生被视为大家共同的领袖,却又各怀鬼胎,所有军阀都秉承“有枪就是草头王”的思想,根本没有什么共和思想,打来打去、杀来杀去,遂使很多人脱离而走,而孙先生也不幸病逝。陶许二人不愿意为军阀卖命,也看淡了纷乱的战事中那些你上我下的尔虞我诈。于是,他就悄悄的离开了,并且从此不再张扬,故而能静静的在福州过了四十多年。那许东川也断了四十多年的音讯,不知道他是怎么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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