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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9章 寻找科技宇宙末日战舰的奇异升级（第2页）

5、青铜镜：曲项琵琶演奏的“中国故事”

曲终人散后。我特意去近距离地接触了张成祥和他的“曲项琵琶”。我注意到，这个盲人艺术家，在他的演奏结束后，一直坐在音乐厅的前排，仔细伶听了接下来的演出和评论。他听的很认真——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听得最清晰，因为对于一个盲人来说，他的听力远远超出了我们寻常人等。我无从知道他在听了都市里的演奏家们的演奏后的感受，也无从知道他是否听懂了音乐泰斗们评论的内涵。但是，我分明看到了他的兴奋不已、他的意犹未尽，以及他的落寞和无奈。我很想去采访他，听一听这个用生命在演唱、抑或用演唱来诠释生命的民间艺人，在中国音乐的最高殿堂，他的所听所想、所感所获，但是，我终于没有勇气走上前去，因为我感觉，在这样一个父辈一般的人物面前，我相信再技巧的提问和再深刻的问题，都将是无比苍白的。在离开音乐厅时，我看到张成祥的两只琵琶静静地躺在门口的桌子上，似乎是有意在接受听众们的检阅和礼敬。我近距离地观察和抚摸了这个举世稀见的“曲项琵琶”：那琵琶主体，果然是用农村里司空见惯的柳木挖空做成的，木锯和手刨的痕迹犹在；用作琴面的三合板和琴身的结合，竟然用普通的铁钉铆合；琴弦则是用羊肠晒干拉细制成的，我轻弹了一下，果然发出了“铮”的声音，有些嘶哑，有些悲凉。但是，在抚摸和仔细审视这个无比粗糙和笨拙、可谓真正意义上的“土琵琶”时，我却分明感觉它身上泛着一种神圣的力量和历史的荣光，一如它的主人张成祥一样。

张成祥和他的曲项琵琶把我的思索拉回到音乐本身。作为一个中国历史的爱好者和探究者，我深知音乐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抑或一个人的极端重要性。纵观中华各类史书，有关“礼乐治国”、“礼乐相需为用”、“淫乐乱政”、“礼崩乐坏”等记载，不绝于目。而用以表达中国社会人际交往的最高形式的“知音”，也是根源于两位先贤伯牙和子期用“音乐”作为媒介而成为灵魂之交的“中国故事”。

我想到中华民族的礼乐文明的历史长河。也许，在世界范围内，是我们的先人们最先发明了音乐。我的另一个音乐界的朋友，中国著名音乐史家刘正国先生，通过考古发现了中国最古老的乐器——九孔骨笛，产生于9000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要知道，现代中国人所引为骄傲的笛子，只有七孔，而九孔笛子的演奏难度，在当今中国，唯有刘正国先生能够加以驾驭。刘先生的考古证明，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们的先人已经学会用非常复杂的器乐来表达自己的感情。现在想想，在9000年前，正拿着石头木棒与野兽搏斗的中华先人们，他们在严酷的生存环境中，尚不忘用音乐来娱悦自己、用音乐来传递情感——那是何等的乐观，何等的浪漫，何等的顽强——也许，正是这种来自远古的遗传基因，才使得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不绝而至今！

我想，也许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华的先贤们赋予了音乐更多的功能：音乐不但可以娱悦身心，表达感情，更能够教化人心，净化心灵。于是，伟大的中华文明所独有的“礼乐文明时代”开始了：从夏商时期，华夏先贤们就以音乐为载体，形成了一套礼乐制度，并推广为道德伦理上的礼乐教化，用以维护社会秩序上的人伦和谐。尤其是到了周代，礼乐文明在伟大的政治家周公（旦）的主导下，不断形成和更加完备起来的。他制礼作乐，不仅形成了系统的礼乐制度，而且在其中注入“德”的因素，使其具有道德伦理的深刻内涵。据《左传》中记载：“先君周公制周礼，曰：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为了维护和推行礼乐制度，周王朝还设立了由“大司乐”总管的音乐机构，对十三岁到二十岁的贵族子弟进行系统的音乐教育。在“周礼”中，“礼”与“乐”是相互配合、相辅相成的，“礼”体现为等级制度的规定和要求，社会秩序中的君臣、父子、夫妻和高低、贵贱、尊卑都要由礼来加以区别和定位。但是仅仅有“礼”是不够的，单纯强调“礼”可能会造成等级距离和人际关系的冷漠，而“乐”的作用就是与“礼”相配合，起到调和关系、融合感情的功能，消解由“礼”所带来的等级差别感。有史家认为，西周王朝所以能够延续275年，依赖的正是这套礼乐制度。

中国儒家先圣孔子是发展中国古代礼乐文明的另一个重要人物。他继承、推广和宣扬礼乐文明，整理、传播了记载古代礼乐文明的儒家经典“六经”；他以礼乐为解说对象，着力彰显礼乐文明的精义，强调礼乐文明的人伦教化和治世功能。所以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到了东周时代，也即春秋战国时代，由于“郑卫之音”（今日所谓的靡靡之音）的大行其道，中国进入了诸侯争霸、列国争强，战火频仍、纷争相继的乱世。在这样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下，礼乐制度逐步失去了生存的土壤，而被列国纷纷弃之如弊履，史称“礼坏乐崩”。但也正是这一时期，礼乐在社会治理结构中的重要价值得到了包括孔子在内的历代有识之士的深入思考和重新认识。基于此，礼乐制度在汉初重新登上政治舞台，并绵延两千多年而始终不衰。汉以后的每个朝代兴起后都要有一番“制礼作乐”的活动，或者把前代流传下来的礼乐加以改造，或者根据时代的需要制定新的礼乐，历代史书里面都有一部《乐志》来彰显其朝代的“正塑性”。

………

行文至此，我忽然想到了今天张成祥演唱的内容《青铜镜》。这个民间故事所借以比喻的青铜镜，其实正是中华民族独特礼乐传统的历史镜像。正如中华文明在发明了火药之后首先用做炮杖和烟花一样，中华民族可能不是世界上最早发明青铜的国度（据载是两河流域的民族最先发明了青铜），但中华民族在发现了比石头和木棍更加坚硬和更具延展性的青铜后，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我们的先祖们首先用它磨出了“镜子”用以整理仪容；再用它做成了“鼎”以盛放食物；再后来，当中华文明日臻成熟的时候，青铜被做成了锣、钹、铃以及磬（开始是用玉石，后改为铜、铁等金属）和编钟等乐器——我们的先祖对音乐的需要是如此的迫切，以致于他们没有想起来这些青铜可以首先用来做出更加锐利的，能够战胜自然、征服敌人的武器！他们不知道，比他们更加“先进”的西方文明的先祖们，在他们之前发明了青铜之后，却首先用于制造“箭、矛、刀”等攻击性武器，当西方文明的先祖们正使用青铜制作的武器用以征服自然和邻居的时候，中华民族的先祖们，却正用青铜做成的镜子在“正衣冠”和“编乐舞”并以此“定鼎”天下：也许，这正是东西方文明的本质分野！

…………

更值得令人喟叹的是，在随后的数千年历史演变过程中，以礼乐为治的中华民族虽然无力抵挡住五胡的暴虐、蒙元的铁骑和满清的屠刀，却始终以他们天生的乐观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当然，还有由此而产生的坚韧和忍耐，而始终保有了中华文明的主体精神和礼乐传统的优良基因。因而，在21世纪的今天，当中华文明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的时候，那些依靠冰冷的铜铁兵器纵横世界、扬武耀威的其它三大文明，都已经在变幻无常的历史风云中，不见其踪了！

6、在落寞的“古琴”背后

当我的思索再次回到今天这个音乐会时，我又想到了那个以古老方式演奏古琴的文弱身影。从听众掌声的热烈程度里，我分明感到，在这场演奏会上，唯一受到“冷落”的，是那个古琴演奏者的表演。当然，以我这个“局外人”的角度看，古琴所发出的声音在听觉的“美感”上，似乎远不如古筝、琵琶、二胡以及河南坠子里的乐器来得更加悦耳、婉转和动听。

由落寞的古琴，我想起关于古琴的一个经典描述。汉朝时期的《新论·琴道》认为：“琴之言禁也，君子守以自禁”。也就是今天音乐学家们常说的“琴者，禁也”的出处。“琴之禁”即代表了中国古代正统儒家思想关于音乐教化功能的经典表述。而先秦时期的《乐记》一书则记载一个关于“正雅之音”和“郑卫之音”的著名故事。据说，战国时期魏国的开国之君魏文侯曾问孔子的弟子子夏：“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敢问：古乐之如彼何也？新乐之如此何也？”这段话的意思，用现代人的表述就是，魏文侯不喜欢听“古乐”这样的“高雅音乐”，而喜欢听“郑卫之音”这样的“流行音乐”。当子夏听了魏文侯的话后，明确指出：“魏文侯是只知“音”而不知“乐”。

由魏文侯喜欢“郑卫之音”而讨厌“正雅之音”的历史记载，我们可以大致理解，为何3000多年后的今天，那些受教于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生和专家们对古琴演奏的相对冷落。要知道，在今天演奏的所有内容中，除了张成祥演奏的《青铜镜》因为其特殊的表现形式和文化背景差异而受到特殊的关照外，其他几首曲子，唯有古琴所演奏的《碣石调·幽兰》属于典型的雅乐，而其他几首，若从狭义上讲，仍属于“郑卫之音”，尤其是博得掌声最热烈的《粉红莲》和“河南坠子”选段，更是经典意义上的“郑卫之音”（通俗音乐）。

这里，估且再抄录《乐记》中的另一段记载：“故听其雅颂之声，志意得广焉。执其干戚，习其俯仰诎伸，容貌得庄焉。行其缀兆，要其节奏，行列得正焉，进退得齐焉。故乐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纪，人情之所不能免也。大意是说：听到《雅》、《颂》的乐歌，会使人心胸开阔；拿着盾戚等舞具，学习俯、仰、屈、伸等舞蹈动作，会使人仪态变得庄重；按一定的行列和区域行动，配合着音乐的节妻。行列就会整齐了，进退也协调统一。所以，乐表现了天地间的协同一致，是中正谐和的纲纪，是人的性情必不可少的。

同样，在当下的社会学家眼里，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判断一个国家或社会族群的文明与否和素质优劣，依然可以用“音乐”来作为一个核心的评判体系。譬如，设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主体人群长期浸淫于诸如“摇滚音乐（当然也有少数“正能量”的）”和“欧美流行音乐”（特指没有经过时间沉淀的“非经典”音乐）这样的“靡靡之音”之中，而远离叙事宏大、昂扬激越的诸如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和《幽兰》这样经典的“美雅之声”时，这个民族将会处于多么严重的社会危机之中。而尤其是对于每一个青少年个体来说，当他（她）长期沉浸于充满卿卿我我和是非混乱的“流行音乐”之中时，则其人生的前途将很可能会出现走向问题。就这一点而论，无论是专业的音乐学者，还是我这样为人父母的“局外人”，都不会否认其中所隐含的至正道理。

那么，张成祥和他的曲项琵琶是一种什么形式的音乐存在呢？

我的理解，在张成祥的歌唱和演奏世界里，他用他那高亢的音乐诠释着对生命的热爱和追求；他用生命的演唱来诠释中国陕北穷困乡村的文化生态。他的音乐，其实传递的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以及，中华民族所独具的“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乐观主义”和“浪漫主义”特质。每当，他以残缺的生存状态，在如此贫瘠荒凉的陕北大地，为了生存而引吭高歌的时候，除了给他身后的父老乡亲以精神的震撼和心灵的愉悦之外，更多的是唱给自己听：因为他看不到这个世界，所以他用生命的演唱来唤醒这个世界——但更多地在唤醒他自己内心的世界——他要证明自己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他要维护自己作为生命个体的尊严和荣誉！

而和张成祥不同，今天在都市里的音乐厅里演奏的文明世界的音乐家们，他（她）们演奏的目的，可能更多是为了取悦台下的受众。为了迎合受众们的喜好，他（她）们不惜扭曲了音乐教化世人和洁净心灵的本质功能，而强化了音乐在“声音”上的“愉悦”功能，他们在让“经典”（如《流波曲》里对苦难的坦然叙事）变得更加“好听”、“好看”的同时，也剔除了其中原本最有益的东西。当然，我们无权责备他（她）们的追求，因为这样的迎合，能够得到更多的奖杯、更多的花环、更多的物质褒奖。而他们之所以作出这样的选择，则根源于一个社会有关文化风尚长期优劣建构。一位音乐学家告诉我，中华民族自满清政府建立之后，统治阶层已经全面丧失了对礼乐治世功能的准确判断，他们和魏文侯一样，只重“音”美而不知“乐”理，是以中华民族自满清以降，开始逐渐陷入道德沦丧、是非巅倒的混乱状态，亟待有识之士的大力呼吁和当政者的大力倡导。尤其是在社会治理层面，必须在强调“德治”的同时，大力重构以中国优秀古典音乐为代表的传统经典文化传承。正如今天邀请我参加音乐会的我的好友王晓俊博士告诉我：“音乐是一个极端重要的直抵人心、关乎心灵的文化阵地，一旦它在某一代人的灵魂深处失守于西方文化兵不血刃的占领，如果想要再完整地收复回来，将是一件万分艰难的事情。”在他凝重的眼神里，我看得出一个中国当代士人的良心和责任。可喜的是，在今天，党和政府已经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所以不遗余力地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一些诸如京剧这样的“国粹”也正式进入了学校的课程，这样的努力，虽然还不尽如人意，但毕竟，还有今天的张成祥能够走上了中央音乐学院的“高雅殿堂”。作为中华民族千千万万个父母中的一员，我真诚的向往，有一天，我的孩子和孩子的孩子们，都能在他们人生的闲遐时光，能够以平静的心态，以优雅的神态，去抚赏一下古琴，去票友一下京剧，去倾听一下昆曲，甚至，去拥抱一下张成祥们的古老的背影——倘能如此，则吾华有望矣！m。

7、在音乐的历史镜像之下

有人说，当下的中国，是一个镜像反思的时代。而我认为，中华民族所以生生不息于这个世界，正因为其自身所具有的吐故纳新、解构重建的强大内在文化基因。中国自上上个世纪末就进入了一个民族自信心重建的历史过程。而音乐，其实是中华民族自信心重建过程的历史缩影和微观镜像。在今天，当为数不少的青少年流连于港台和欧美流行音乐的同时，许多有识之士早已认识到其中的危害。但是，值得庆幸的是，今天在台上的几位音乐理论界的学者和专家们都充分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他们在对张成祥不吝赞美的同时，也对他们的学生提出了直言不讳的批评。可以想见，做作的演奏和媚俗的音乐，在张成祥用生命演唱的比照之下，将如万古黑夜里的一盏微光，虽然还不能燎原于世界，但中华民族弥久历新的文明原力，必将再一次唱响于东方的天际，而成为一曲一唱雄鸡天下白的洪钟大吕！有的人死了，但没有完全死……

无尽的昏迷过后，时宇猛地从床上起身。想要看最新章节内容，请下载爱阅小说app，无广告免费阅读最新章节内容。网站已经不更新最新章节内容，已经爱阅小说APP更新最新章节内容。

他大口的呼吸起新鲜的空气，胸口一颤一颤。

迷茫、不解，各种情绪涌上心头。

这是哪？

随后，时宇下意识观察四周，然后更茫然了。

一个单人宿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