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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3章 虚空兽腹内的黑暗指挥部激战（第1页）

1、寂寞半山园

南京。沿着古老曲折的明城墙，自著名的中山门进入繁华城区，南向行驶约500米路程，便会在路边街巷的站牌上，不期而遇一个让我们砰然心动的名子：半山园！熟知历史的人，莫不知道“半山”这个称谓背后所蕴含着的历史意义和文化内涵。因为，这个称谓记录着一段王朝兴衰的沧桑历史，还纪念着与那段历史息息相关的一个政治巨擘和文化集大成者——一代政治家、思想家、改革家和文学家：王安石。

说来，这位曾经被古今中外反复解读的历史伟人，与南京城内这个名叫半山园的地方，有着极深的渊源。

公元1076年（宋神宗熙宁7年），在为北宋王朝鞠躬尽瘁三十多年后，迫于保守派和既得利益集团强大的政治压力，怀着极其悲凉的心情，56岁的王安石再次被出缺到南京——那时还叫江宁，在江宁城外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建起了一个不起眼的小宅院，过起隐居生活。南宋《续建康志》里这样介绍这个小宅院：“所居之地，四无人家。其它仅蔽风雨，又不设垣墙，望之若逆旅之舍。有劝筑垣，辄不答。”这个不设围墙的小宅院，王安石自名为半山园，在这个院子里渡过了他人生最后的近十年时光。除了这个园子，江宁还是王安石一生中情有独钟的地方，不仅在这里度过美好的青春时代，他还曾3次出任江宁府尹、两度为父母守孝、两度辞相后居住，先后在这里生活了二十多个春秋。

而今的半山园，在普通百姓心目中，或许只是南京市玄武区梅园新村街道下属的一个社区而已。我们在路边随机相问，社区内的居民，几无知晓半山园因何而来，所在何处。即便我们，也是经由南京文化界的朋友们帮忙，通过重重关系渠道，费了不少口舌周折，才搞清真正意义上的半山园，至今还隐藏在一所海军院校的角落里。在通过海军士兵重重岗哨盘查，终于找到隐藏在一片军官宿舍楼后的半山园时，乍一看，那是一个何等窄小局促的地方啊！背后紧挨着古老残破的明城墙，左侧是一个二丈见方的小土墩，土墩下是一条浅溪，右侧，即是十余幢高大壮观的现代化建筑。半山园的所在，即便放在近1000年后的今天，也不至于影响到周围人们的生活；再退一步说，即使这里没有军事院校的阻隔，这个角落对于当今那些房地产开发商来说，也是毫无开发价值，更不至于影响到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我不敢妄猜王荆公当年选择在这里作为退隐之所的初衷，但我却可以断定的是，在这里建构他的半山园，一定有与世无争的思想因素存在。一代名相，就这样以一种寂寞而与民无争的心态，固守着他对王朝的忠诚、对民族的责任和一个仕子的终极理想。

2、遥想荆公当年

海军校园里花木似海，静立一隅的半山园大门紧锁，依稀是宋时的建筑格局，青瓦白墙的小屋打眼一看就知道是粗糙复制的产物，充满了矫作和伪饰。门前肃立着一尊汉白玉荆公雕像，手举改革册卷，长须飘然，目光宏远，神色静穆。由于半山园尚不对外开放，我们无从知晓内部的陈设。但我们都知道进不进去，着实意义不大。能在半山园近周次第徘徊，神游荆公当年斗笠蓑衣，瘦驴独行的身影；思想他人格的伟岸，精神的高大；感知他悲愤的心情，千古的遗憾；遥想他在这里接待过的苏东坡、欧阳修、米芾、李公麟们的情景，便已足矣！足矣！

王安石在建筑半山园的时候，特意不设园门，好让所有的老百姓和文人墨客都能进来和他沟通，从而使他得以体察民情。今天，被重重包围于军事院校内的半山园却鲜有人可以进来拜谒访问。在通过层层岗哨的时候，我很想告诉那些海军士兵，1000多年前，在这个简陋得庶几遮风挡雨的园子里，有多少普通百姓和高逸雅士，对这里趋之若鹜。

且回顾一段王安石与苏东坡之间的一段佳话。略懂历史的人都知道，苏东坡入仕之始，即陷入新旧党争，其父苏辙、弟苏洵均是旧党主力，而苏东坡本人的思想理念也与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秉持的政治诉求南辕北辙。更重要的是，东坡对王安石喜好大言诡论颇为不满，并曾在一篇名为祭刘敞的祭文中予以讥刺。但与此同时，东坡却对王安石的文才非常赞赏，曾称道王安石所撰的《英宗实录》为本朝史书中写得最好的。在新旧党争中，王苏二人，多次交锋，最后均以苏东坡的失败而告终。然而王安石却绝非奸佞小人，他与苏东坡的矛盾仅仅是政治观念的不同，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当然要打击、排斥反对派，但对于苏东坡这个精神上的朋友，王安石却始终网开一面，无论多么大的冲突斗争，也仅仅是将其降职或外放，从不织罗罪名陷害对手，也从未企图将对方置于死地。“乌台诗案”发生后，苏家遭遇大难，就连苏轼本人也已屈打成招，他的亲朋好友更是噤若寒蝉。当此关头，唯有受尽失意委屈，已然罢官在半山园，正在承受失子之痛的王安石冒险上书皇帝为他申冤，直言“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终于力挽狂澜，成就和保全了民族文化史上一个丰碑式英才。以荆公这样的胸怀大度，这样的高风亮节，这样的人格风范，足以使晚清以来，民国以降，一些自认清高、妄自轻薄、丧失士人气节的所谓文人们汗颜不已！

同样，苏轼对王安石的不满也仅限于政治观念。苏东坡不但在王安石落难之后写诗给他，言道“从公已觉十年迟”，而且在代宋哲宗所拟的敕书中，高度评价自己的这位政敌，说正因为天意要托付“非常之大事”，才产生“希世之异人”，并称赞王安石“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王安石罢相之后，一次苏东坡乘船经过江宁，王安石特地骑着驴子，穿着粗布服，从半山园出发，到江边去迎接。苏东坡不冠而敬揖，曰：“轼今日以野服见大丞相。”王安石笑道：“礼岂为我辈设哉！”既而两人说佛吟诗，王安石遂邀苏东坡同游钟山，入住半山园，并各自赋诗纪游。

我一直以为，支撑中华民族文化血脉源远流长、残而不断的最重要因素，莫过于一种“士”的精神。数千年来，无数个王安石、苏东坡们，用他们的人格风范，用他们的精神诉求，用他们的睿智力量，建构了仅属于中华民族的一种文化传承，一种文化特质，渗透入华夏历史的时时刻刻，渗透入炎黄子孙的骨髓深处。即便今天，能够支撑着中华文明这艘航船，不偏离其大体正确航向的，依然是他们遗留下的文化基因。这种基因，生生不息，连绵不绝，根植于这半山园四围的草草木木，根植于前来祭悼这半山园的士子心中！

3、历史旮旯里的半山园

在半山园逡巡良久，心中不免生发一些复杂的情绪。举目四顾，视觉上最逼仄我们的，就是半山园身后，不到数十米之处，那高大巍峨而又残破不堪的明城墙。数百年来，这代表着皇权的古老城墙就是以一种近乎蛮横的方式压迫与俯视着半山园。

不免要回顾一段历史。王安石病逝前，怀着不留片瓦于后人的决绝，他上书朝廷，将半山园以及周围的地产，一并捐给了国家。顾念旧情的宋神宗赐名半山园“报宁禅寺”。此后，半山园便以寺庙的形式悄然存在着，与世无争，以佛济世。然而，不幸的是，近三百年后，一个本是和尚出身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开建他那预备守护明王朝千秋万代的皇城时，他大笔挥处，逶迤的城墙就从半山园的背后包抄过来，把半山园圈入脚下，置于最偏僻的一个角落。代表皇权、守护专制体制的古老城墙，毫不客气地把半山园驱逐到历史的角落。这还不算完，可能根本无从知道王安石和半山园价值所在的土包子朱元璋还做出了一个足以让他遗恨千古的决定：他把半山园所在的位置，变成了皇宫里的冷宫，让那些在朱元璋眼里已是残花败柳的失宠女子，在这个残破的角落，陪伴着埋葬在地下的失意的王安石。

历史原本无从假设。但在这里，我们还要权且假设一下：洪武童鞋魂归九泉后，倘若他在地府见到了宋神宗童鞋——他300年前的同行，或者见到了后世的历代明君贤相，一旦得知就在他的皇宫后院，就在那些被他冷落的妃子身边，正是那中国历史上最清正廉洁、最实干有为的官吏代表；得知王安石很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个不坐轿子不纳妾，死后无任何遗产的宰相时——他一定把肠子都悔青了——因为在他得了天下之后，他原本是一心要打造一个清明廉洁的政府，并靠这个政府，来确保他的子子孙孙千秋万代的统治。殊不知，他苦苦寻找的精神模范和道德领袖，偏偏就悄然躺在他的冷宫院里，被他冷落，任其屈辱。这真是一种莫大的讽刺，可悲的结局。可以想见，当朱元璋嫡传后代崇祯皇帝在北京的万寿山上吊自杀后，在地府和无知的朱元璋相见时，那种场面，该是何等的懊悔，何等的沮丧！

历史原本无情！

四、城砖为证

半山园身后的明城墙，有一段已经坍塌。目之所及，到处是散落的巨大或藏青或灰白的城砖。同行的南京朋友告诉我，那城砖，如今已经是南京市的保护文物，因为每一块砖上都记录着一个别样的历史。

始知，朱元璋坐稳江山后，一如秦汉唐宋诸朝开国之君，他同样梦想着明朱王朝的江山千年不倒，万年不替。这位皇帝打仗夺权有一套，治国理政也颇有作为，单是在修皇城时他就明显高出前几位皇帝一筹。比如，为了让建筑城墙的城砖坚固耐用，他让所有工匠、村县官吏都把自己的名子刻在砖上并烧制出来。其用意，哪一段城墙因为城砖的质量不合格而坍塌，便可通过城砖上的名子问责相关的官员和工匠。

从今天看来，他这一招“问责制”确实令天下工匠烧制出了结实耐用的城砖，比如工匠们发明了用高岭土混合糯米砒霜制出来的砖，至今仍然坚厚无比而且不受白蚁侵害。但是，从建筑学来看，城墙的牢固与否，不但取决于每一块城砖的坚硬与否，更重要的是要决于地基的牢固是否以及城墙的整体形制设计，单单依靠城砖的品质，依然阻挡不了长城总体上的坍塌。看着那散落满地的坚硬城砖，思索转到半山园里的王安石，我忽然想到，那一块块坚硬无比的城砖，岂不如封建王朝那一个个忠臣良吏和劳苦大众？比如我们近在咫尺的王安石，比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比如“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当然，还包括所有从数千年封建火窑里烧制出来的、世界上最能吃苦耐劳的民众——他们即便忠贞如斯、能力如斯、斗志如斯、坚忍如斯，却终究难以抵挡王朝的最终崩溃。我想，这种崩溃的根本性原因，皆如这坍塌的皇城一样，因为没有从整体上设计和建构完善的制度体制，因为没有从根本上打牢民主宪政的根基，朱元璋们仅仅从维护皇族集团利益出发，单单追求皇权人治，单单追求良吏驭民，以这种治理方式来建构他们威权的皇城，那么轰然坍塌则是迟早的事！

徘徊在坍塌散落的城砖之中，大家都好奇地翻看着砖上烧刻的文字。有人找到了他家乡的工匠，有人找到了和他同名同姓的人，有人找到了他家乡的父母官。大家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同行的本地朋友说，现在全国各地不少人开始收藏这些城砖，放在家里作为传家之用；还有一些喜欢历史文化的人，把这城砖上的文字做成拓片，成为书法艺术研究和历史研究的载体。正如我们今天在这里一块一块翻看砖上的文字，许多500多年前陌生的名子，他们所承载的历史文化基因，却让500多年后的我们在此感慨万千，反思良多。当年的朱元璋一定想不到，他用以建筑他那万年不倒王朝的城砖，不但没有让他的王朝永恒更替，反而以这种坍塌暴露的形式，让今天的我们记住了那些创造了城墙、创造了历史的工匠和基层官员们，以及，那些文字所代表的古老文化形式。

这些城砖让我们见证了一句名言：历史终究是人民创造的!

同时让我们真切地感知到：文化的力量是无穷的！

5、谢公墩与半山园

从城墙上下来，时间还很充裕，兴致很高的朋友便侧指半山园旁边的土墩说，那上面还有一个亭子，何不去看看。大家都允了，便疾步过去，孰不知又勾陈出一段历史往事来。

那土墩不过两丈余高，山岩碐峻，杂树横陈。土墩之中一座八柱歇山顶式凉亭，名曰“半山亭”，从亭后一个破碎的石碑上，依旧可见一篇《重修半山亭》记，落款为“同治九年十月长白魁玉书”，另一块是道光十六年的无题记事小碑“开门望钟山，松石皓相映”，“涧水无声绕竹流，竹西花草弄春柔。茅檐相对坐终日，一鸟不鸣山更幽”，写的都是这里的环境幽丽。

我却对这个土墩的历史感起兴趣来。因为那碑文里说道，这里名叫谢公墩。是东晋一代名相谢安和王羲之经常郊游之所在，也有说谢安逝后的葬身之所。而我也忆起民国时的散文大家黄裳曾经在一篇游记里写到这里，据说，在半山亭上还有两块副匾，一块是“谢公墩”，一块是“临风怀谢”。今天已经不知到哪里去了。

至此，我才恍然大悟被两次开缺的王安石为什么选择在这谢公墩旁建设他的“半山园”。史载，一代风流名相谢安原本名叫谢安石的，而当年王安石之父王益给他起这个名子的时候，本也有心仪谢安，希冀儿子直追古贤之期。王安石的年代和谢安的年代相差七百余年，想必，曾被推誉为“安石不肯出，天下苍生何”的谢安，一定是王安石自小心向往之的偶像。在他叱咤风云多年回到江宁后，他一定想到自己的梦想和归宿，想到了谢安“东山再起”的典故。怀着以退为进，伺机再起的强烈愿望，他选择在谢公墩旁，建起了自己的半山园。而且，王安石还专门针对谢公墩，写下了“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来墩属我，不应墩姓尚随公。”留下了后人称之为“争墩”的佳话。有人说这首诗反映了王安石生平好与人争，在朝廷与司马光争权，归隐后还与谢安争墩。这种说法，着实是小瞧了王安石的胸怀气度。我的理解，王荆公不过是借这首诗，与遥远的另一位安石神游相交。与其说他在与谢安争墩，莫如说他在争取一种东山再起的历史机遇，争取重整改革局势、再掌改革航舵的时机。只可惜，在那个没有良好制度和宪政保障的封建王朝时期，神宗的骤然去世，使他的梦想一步步破灭，最终没能完成他报效国家、造福民众的士子理想，给后人留下了千年长叹！不过，似乎上天有意眷顾垂爱，历史上两个名相安石，他们不但同名，而且魂归同处，魂归同年，他们均于66岁这年赫然逝去……

在这里，我不由再次浮想联翩。想当年，每每王安石流连于谢公墩旁的时候，他一定会反复总结自己功过得失，他一定会深深的不解，为什么以他这样的勇气和信心，以他这样的地位和能力，还不足以挽救那个王朝的一步步颓废？他更会联想到，为什么以谢安那样的风流才情，以谢安那样的崇高威望，同样也挽救不了当年东晋的覆灭？当然，在他之后，如王安石一样的张居正、曾国藩、李鸿章们，他们都曾经试图以一己之力，挽救一个王朝的命运，但无论他们付出怎样的艰辛，还是那么的无助和徒劳。历史大势，就如半山园后，明城墙外，那滚滚向东奔流的长江水一样，一去不复！

6、放之世界话半山www。

关于王安石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作用，这里勿庸复论。清未梁启超曾称王安石“三代下求完人，惟（荆）公庶足以当之矣”，他把青苗法和市易法看作近代“文明国家”的银行，把免役法视作“与今世各文明国收所得税之法正同”“实国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誉之社会革命”，还认为保甲法“与今世所谓警察者正相类。”胡适也有类似的评价，其后研究者虽然已涉及到王安石及其变法的方方面面，但梁启超的肯定性评价为大多数人所尊奉，而成为一种主流观点。

而一位研究世界史的朋友告诉我，在世界范围内，王安石变法和20世纪30年代美国新政同为世界经济史上影响巨大的事件。1000年来，对于王安石变法的巨大历史意义，后人（主要是国外的学者和政治家）的认识越来越深刻，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了王安石改革的价值，不少人对王安石变法对当代的启示意义给予全面评价。尤其是王安石变法中对农业的改革，曾经在20世纪30年代，引起了时任美国农业部长华莱士的广泛关注。

1944年，华莱士访华期间，有关史料曾如此介绍：“华氏研究中国历史，对于吾国王安石之农政，备致推崇，迭次言论中皆有向往之词。在迪化今乌鲁木齐参观新疆女子学院时，图书室中适有一部《王临川全集》。王世杰罗家伦两氏，因示华氏以该书。华氏谓彼曾研究过王安石，但在全集中一定还有彼所不曾知道的文章。王氏因语此书中不畏天变、不畏祖宗之法等语，谓王安石整个精神，只是不畏任何阻力。华氏答称:余于此颇悉。在与王主任世杰及盛主席夫妇、罗监察使家伦等闲谈中，亦询及我宋代政治家王安石之有关各节，华氏誉王安石中国历史上推行“新政”之第一人；并请王主任可能搜集有关王安石之事迹，并访得其后人。在沈部长欢宴席上，华氏重复提到王安石，并进而以现时代眼光与当时情形相较恒，发为一种乐观的期待。”

一大段的掉书袋，使我们诧异于华莱士为什么如此之高地评价王安石。在他看来，罗斯福时代的美国与王安石时代的中国经济形势非常相似，一方面农产品过剩，一方面由于美国农业信贷系统本身为垄断集团所把持，一般农民无法取得贷款，土地被地主收回，生计日窘，只有通过政府向人民提供贷款，使农民们能够尽快找到生计，才较好地解决这个问题。1930年正值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华莱士仿照王安石的青苗法，在美国建立常平仓（中国古代储备粮荒平抑粮价的政府粮仓），一方面实施农业贷款，一方面收购多余的物资和粮食食品，免费发给城市人民，不但解决了粮荒问题，还保证了粮食物资价格的稳定，为美国度过经济大萧条起了重要的作用。某种程度上讲，是王安石拯救了饥饿的美国农民。

在这段资料背景之下，任何一个尚有良知、还在思想、仍然探求真理的国人，都应该为此而做深深的思索。正如眼下中国的改革开放大势，究竟向何处去，究竟能走多远，我们无从把握。但我们却似乎可以从王安石变法在中外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中，借鉴一些什么。我们必须重新审视王安石变法，以及从前以后无数次大大小小的变法、变革、维新、新政、改革，这些都以强国富民为初衷的政策举措，为什么在宪政缺失的王朝时期，在我们的体制环境和文化背景下，或是遭到可悲的失败、或是发生了政策的异化，或者走到了人民的反面，无一例外。相反，在美国健全的宪政体系和文化背景下，王安石变法却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惠及了美国民众，奠定了美国百年强盛的基础。我们今天的许多人徒慕美国的强大，人民的富庶，全世界的耀武，却不能深刻认识到，只有构建具有普世价值的法律制度和宪政体系，只有让人民群众成为历史的真正主体，只有打破和摒弃狭隘的集团利益和圈子文化，中国的改革开放，才能真正顺应历史潮流，才能真正使中华民族走出历史的旋涡，走向真正的强盛和国富民强。818小说

行文至此，不由再次畅想，倘若荆公在天有灵，得知他的变法曾为大洋彼岸的美利坚所照抄搬用且获得极大成功时，一定面色凝重，一定要百感交集，一定会频频托梦于我们这些后昆和继承者，让我们了然，让我们警醒，催我们求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