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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朝 上（第3页）

由于《夏小正》内容涉及星象与农业赖以使用之历法的关系，对古代天象与先秦历法研究也有相当重要之参考价值。[80]《夏小正》是中国现存最早一部具有丰富物候知识的著作。其经文有463字，按一年12个月分别记载了物候、气象、天象、和重要政事，主要是有关生产的农耕、蚕桑、养马以及采集、渔猎等活动。

刑法

夏朝已制定刑罚。《左传·昭公六年》云：“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史记·夏本纪》所载《甘誓》，对军队的刑罚有具体阐述。“用命，赏于祖。”集解引孔安国曰：“天子亲征，必载迁庙之祖主行。有功即赏祖主前，示不专也。”“不用命，僇于社。”集解引孔安国曰；“又载社主，谓之社事。奔北，则僇之社主前。社主阴，阴主杀也。”“子则帑僇女。”集解引孔安国曰：“非但止身，辱及女子，言耻累也。”

夏朝的法制指导思想可概况为奉“天”罪罚。奉“天”罪罚的法制观表现为：一方面统治者的统治依据来自于天命；另一方面打着天的旗号实现统治。

夏朝稳定之后，为于调整社会关系需要，逐步形成和不断扩充的。其基本内容是以制裁违法犯罪行为的刑事法律性质的习惯法为主，制定了《禹刑》，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正规法典。

《唐律疏议·名例律》中有，夏刑三千条，郑玄注《周礼》说：“大辟二百，膑辟三百，宫辟五百，劓墨各千。”可见夏朝法律数量应较多，规定应该比较细密，法制应初具规模。《左传·昭公六年》载“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后人大多将《禹刑》作为夏朝法律的总称。夏朝已初步形成五刑，并有一些罪名及定罪量刑的基本原则。

古文献记载夏时期已具备较完善的刑法制度。《尚书·吕刑》中说道“穆王训夏赎刑作吕刑”，便是指周穆王将夏朝的《赎刑》作为制定周国刑法制度—《吕刑》的重要参考。而文中提到的《赎刑》很可能与《左传》“夏有乱政，而作禹刑”的《禹刑》实为一物。然《赎刑》、《禹刑》是否为夏之刑法，具体内容如何，已无可考。《左传》中引述《夏书》中关于夏时刑法载“昏、墨、贼，杀”，指触犯昏、墨、贼这三种罪过的人要判死刑。晋国叔向称这种刑法为“皋陶之刑”。虽然死刑观念应在新石器时代早已产生，但禹的理官皋陶可能是第一个将死刑法律化的人物。

夏朝有监狱。《史记·夏本纪》云，桀“乃召汤而囚之夏台，已而释之。”索引曰：“狱名”。夏后槐的“圜土”、商汤被夏桀囚禁的“夏台”便是夏时的监狱，为中国史书记录最早的监狱。圜土是一种原始的监狱，在地下刨挖圆形的土牢，在地上搭架篱笆圈围土牢。《大禹谟》谓“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俾勿坏”，评价夏后立刑法是对民众进行治理的一种手段。除了《禹刑》外，还有《政典》

军事

组织形式

夏朝的军队，是为了维护统治而发明的专职征战的工具。夏以前，各部落、部落联盟之间的征战由部落内部的青壮年男子负担，夏建立后，中原形成了统一的部落共同体，并出现了国家机构，因此专职战斗的队伍的建立是必不可少的。禹征三苗，称他所统领的军队为“济济有众”；启征有扈氏，严厉告诫所属的军队要严格听从他的指挥。足见当时已有强大的军队。《甘誓》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军法。

夏朝统治者为维护奴隶主贵族的利益，建立了一支奴隶主军队，于是原始形态的兵制也随之产生。夏朝军队由夏王掌握。在确立启的统治地位的甘之战中（甘在今陕西户县西），启要求全体参战者要严格执行命令，对勇敢作战、执行命令的人给予奖励，反之则予以惩罚。据《尚书·甘誓》记载：“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可见，夏朝的军队已经有严格的纪律。由于夏朝处在阶级社会早期，生产力还不是很发达，因而夏朝的军队数量不多。例如，夏五世国王少康逃亡到有虞氏时，住在纶（今河南虞城东南），只有500部属。后来，少康联合斟寻氏和斟灌氏两个部落，推翻了窃据夏朝的寒浞，恢复了夏王朝的统治。

夏朝军队的组织形式，在启讨伐有扈氏时，于甘地誓师所作的誓词中，可略见端倪。《史记·夏本纪》云：“将战，作《甘誓》，乃召六卿申之。启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维共行天之罚。左不攻于左，右不攻于右，汝不共命。御非其马之政，汝不共命。用命，赏于祖；不用命，僇于社，子则帑僇女。’遂灭有扈氏。天下咸朝。”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启在战争开始之前，召集臣属，声讨有扈氏的罪行，并告诫将士，要忠于职守。立功者赏，违命者严惩不贷。启灭有扈氏之后，诸侯皆臣服。誓词中提及的六卿、六事之人、左、右、御等，皆军队将士的称谓。

“六卿”，《史记·夏本纪》集解引孔安国曰：“天子六军，其将皆命卿也。”“六事之人”，集解引孔安国曰：“各有军事，故曰六事。”“左”、“右”，集解引郑玄曰：“左，车左。右，车右。”“御”，集解引孔安国曰：“御以正马为政也。”

部队兵种

夏朝军队以步兵为主，但车兵已开始出现。《甘誓》中“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不正，汝不恭恭”的记载，证实了车兵的存在。左是车左，执弓主射；右为车右，执戈矛主刺杀；御者居中。一辆战车，三个乘员，与后来商朝车兵编制一样。另外，《司马法》中将夏代战车称为钩车。夏朝军队使用的武器，主要是木石制造的戈、矛、斧、殳和弓箭，也有少量的青铜兵器。夏朝时还没有常备军，只有贵族组成的平时卫队，作为夏王的警卫。如果发生战争，夏王就临时征集奴隶主组成军队进行战斗。

车战是夏代的主要战斗形式。蔡沈《书经集传音释·甘誓》云：“古者车战之法，甲士三人，一居左以主射，一居右以主击刺，御者居中，以主马之驰驱也。”此种由左、右、御三人组合而成的车战形式，一直延续至商、周时期。

经济

土地

关于夏代的社会性质问题，没有取得一致看法，但是肯定当时存在着公社及其所有制即井田制度，已为不少专家认同。

《左传》哀公元年记载伍员谈到“少康中兴”，少康因过浇之逼逃奔有虞时说：“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诸纶，有田一成，有欢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谋，以收夏众，抚其官职。”这里所说的“一成”，当是《周礼·考工记·匠人》所说的“九夫为井”，“方十里为成”的“成”。方里而井，一井就是一里，方十里为成的“成”，就是百井。

《汉书·刑法志》又说：“殷商以兵定天下矣。……立司马之官，设六军之众，因井田而制军赋。地方一里为井，井十为通，通十为成，成方十里；成十为终，终十为同，同方百里；同十为封，封十为畿，畿方千里。”这段话虽然说的是殷周之制，但从这里所说的“成方十里”、“成十为终”是区划土地的单位名称看来，可以肯定《左传》中的“有田一成”的“成”，反映了夏代井田制即公社所有制的存在。所以，古代文献中也多谓井田之制，“实始于禹”。

赋税

九州的五服贡赋是夏后氏的主要经济来源，“夏后氏官百”中当有诸多官员专司赋役征发事务。

根据《孟子·滕文公上》的“夏后氏五十而贡”看来，夏代的部落农民可能在耕种自己的五十亩“份地”外，还要耕种五亩“共有地”，即如赵岐《孟子注》所说“民耕五十亩，贡上五亩”。这种年纳五亩之获以为贡的实际内容，如同马克思所指出，本是“指原始共同体时的贡赋关系”。这种“贡法”，还可以从古代文献中看出它的原始意义。《说文》云：“贡，献功也。从贝工声。”《初学记》卷二十又云：“《广雅》云：‘贡，税也，上也。’郑玄曰：‘献，进也，致也，属也，奉也，皆致物于人，尊之义也。’按《尚书》：‘禹别九州，任土作贡。’其物可以特进奉者曰贡。”这里所说的都指民间劳作献纳于上的意思，正如《周礼·夏官·职方氏》职云：“制其贡，各以其所有。”这就说明夏代公社中的大部分土地已经作为份地分配给公社成员，由其独立耕种；另一部分土地作为公社“共有地”，由公社成员共同耕种，将其收获物采取贡纳的形式，缴纳给公社酋长。这与恩格斯在论述克勒特人和德意志人氏族时曾经说过的“氏族酋长已经部分地靠部落成员的献礼如家畜、谷物等来生活”是一样的。

《尚书·禹贡》系后人所作，其中所记九州向国家贡纳的情形，虽然不能认为完全可靠，但其中说到：“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栗，五百里米”的随乡土所宜的贡纳制在夏代业已存在，当是可能的。因此，所谓“夏后氏五十而贡”的“贡法”，并不像《孟子·滕文公上》引龙子所说：“贡者，校数岁之中以为常：乐岁，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为虐，则寡取之；凶年，粪其田而不足，则必取盈焉。”孟子所说的“贡法”，并非禹之“贡法”，前代学者早有指出，例如阎若璩引胡渭之说云：“龙子所谓莫不善者，乃战国诸侯之贡法，非夏后氏之贡法也”。甲骨文中的殷商土田与耕作。

夏代的氏族封建制度在经济方面亦有体现。《尚书》载“四海会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厎慎财赋，咸则三壤成赋，中邦锡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说四海之内的氏族部落都归附夏后，金木水火土谷六种物质皆受到治理，明晰各处田地的优劣，将其分入三等以决定赋纳数量，使得赋纳得其正而不偏颇，赐土、赐姓，根据方国部落与夏后氏关系之密切疏远定出封建的先后次序。《禹贡》一篇又列出九州赋纳物品的具体情况，将物品数量分作上上、中上、下上、上中、中中、下中、上下、中下、下下九等。又根据与夏后氏都邑地理距离的远近分作甸、侯、绥、要、荒“五服”。

甸服：距离夏都城五百里以内的方国部落是夏都城的主要粮食供应区。百里之内者赋纳带秸秆的谷物；再往外百里者赋纳禾穗；三百里外者赋纳带稃的谷物；四百里外者赋纳粗米；五百里外者赋纳精米。

侯服：距离夏都城五百至一千里间的方国部落是夏后氏的氏族诸侯部落的封地。先小后大，五百里至六百里为采地（即卿大夫的封地）；六、七百里为男爵小国；八至千里地为侯伯大国。

绥服：距离夏都城一千至一千五百里为夏后势力所及的边缘区域。其三百里内的可推行掌管文化教育，二百里外的推行发挥武威卫戍。

要服：距离夏都城一千五百至二千里为夏后必须通过结盟交涉的方法而施加影响的区域。三百里内通过同盟和平相处，二百里外为夏民的流放地。

荒服：距离夏都城二千至二千五百里处为异族疆域，与夏后氏只有间接的沟通。三百里内的是各少数民族，二百里外是流放地。九等和五服的描述是周人对夏朝赋纳经济的看法，非必夏代实况。如铁、镂不大可能是夏代所见物品，夏时期的诸侯爵位也无法考证。但是其中反映的一些看法，如夏后根据道途远近及各地生产情况来缴纳不同的产物，应当为夏代实况。

论述夏朝的赋纳制度，《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意在夏人的“贡”、殷人的“助”和周人的“彻”制度实际都是在缴纳民户年产总和的十分之一，而且夏商周三代的田赋制度一脉相承，顾炎武更据此认为“古来田赋之制，实始于禹”。周朝的什一法是将一家民户在数年之间的收成总和平均后取出一个中庸常数作为缴纳数量，以夏朝的生产力和政权辐射力看，还没有能力履行这种实物地租制度。孟子记载的“贡”字，意味着民众与贵族间没有太大的强制成分，而且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自愿性。这种民众自主性质的赋贡制度符合夏时期落后的生产力与夏后氏尚不完备的政权机构的情景，也接近于原始氏族部落的民主经济秩序。夏朝末期，夏后氏与方国部落的关系恶化，夏后桀四处讨伐，他提升田赋数额以充军费，从而加重人民负担，激化不满情绪，使之最终离弃夏后投奔商汤。征夏之际，汤曾誓言于众，“‘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有众率怠弗协”，指诉桀的主要罪状。桀在什一“贡”赋之外征役民兵，而后民众不满便采取不合作的态度。转看殷商的“助”法制度，平民百姓在农业生产义务外另有以兵役为主的徭役责任，其结果是助法体系下的商族的可动员兵力大于夏后兵力。

农业

使用工具

在夏代，农业文明有较大发展。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的生产工具，夏朝人使用的工具都是以石器为主，骨角器和蚌器也还在使用，在一些房基、灰坑和墓葬的壁土上留有用木质耒耜掘土的痕迹。当时的劳动人民使用这些比较原始的工具，发挥他们的勤劳和智慧，平治水土，发展农业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