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一点不知道,事后他不仅不惩治乱兵,甚至亲自释放肇事
者,使曾国藩进一步受辱于众从之前。于是抚台衙门内外,
多说曾国藩咎由自取,同情者寥寥。
鲍起豹自六月初到长沙任职后,到处扬言曾国藩不应操
练兵士,且将以军棍施之塔将。鲍起豹“以清副将为梯附,
而屏斥塔齐布,大以其操兵为非是,言有敢复操兵者,即以
军棍从事”。鲍起豹还说:“防堵不宜操兵,盛暑不宜过劳。”
他“切责塔将,而右护清将”。对于这种种非难与掣肘,曾
国藩愤慨已极。当时,连骆秉章也认为曾国藩“不宜干预兵
事”,曾国藩遂在给张亮基的信中忿忿地说:“岂可以使清浊
混淆,是非颠倒,遂以忍默者调停耶!”他以“恶夫黑白之
易位”的“血诚”,与鲍起豹对着干。因此,文武不和,兵
勇不睦,集中体现为曾国藩与偏袒绿营兵的湖南地方官的矛
盾。这个矛盾如箭在弦上,蓄之既久,其发必骤。曾国藩是
清楚这场矛盾冲突的根源的,因此,他最终也只好一忍到
底,愤走衡阳。
当然,曾国藩的忍更多时则是出于一种策略或战略的考
虑,如他在湖南练勇的时候,虽然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了
自己练勇、别人统军的主张,但是,真的叫他派勇驰援的时
候,他又强调困难,按兵不动。咸丰三年秋冬,因湖北和安
徽告急,朝廷曾八次令他援鄂援皖,他却始终找出各种借
口,没有派出一将一勇。咸丰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太平军西
征尚未抵达时,曾国藩等就收到上谕:“长江上游,武昌最
为扼要,若稍有疏虞,则全楚震动。着骆秉章、曾国藩选派
兵勇,并酌派炮船,委派得力镇将,驰赴下游。”十月初二
日又接到上谕:“曾国藩团练乡勇,甚为得力,剿平土匪,
业经著有成效,着即酌带练勇,驰赴湖北,合力围攻,以助
兵力之不足。”十月初五日又接到上谕:“武昌省垣情形万分
危急,……着曾国藩遵前旨,赶紧督带兵勇船炮,驶赴下游
会剿,以为武昌策应。”当时,曾国藩正在衡阳训练他的水
陆两师,他与骆秉章商量,拟叫张丞实招募湘勇三千人赴
鄂,表示一点意思。正在这时,清军江南大营猖狂反扑,天
京危急,西征军受命东援,武昌形势缓解。其后,太平军踞
有安庆,分兵陷桐城、舒城,逼近庐州,皖北将再次成为太
平军的重要根据地。新授安徽巡抚江忠源,行至六安,病倒
了。工部侍郎吕贤基在籍办理团练,被太平军打死于舒城。
清军在皖北甚为空虚。咸丰三年十一月十二日,宋晋奏称:
“曾国藩乡望素孚,人皆乐为效用。请饬挑选练勇
,雇觅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