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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第1页）

晚清时，虽然已有人发出“以商立国”、“商为四民之纲”的呐喊，然而，由于传统的惰性作用，迈向近代化的步履还是相当沉重的，又因为几千年来代代承袭的***思想已成为积淀于人们心中的价值取向，畸变成难以挣脱的怪圈，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举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苏州总商会为例，其总理、协理两人均有中书衔，十六个会董中，捐有二品职衔、候选州同衔、都事衔者各一人，试用知府、布政使司理同衔各二小，候选同

知、同知衔，候选郎中、员外郎，候选县丞、知事各三人。这说明近代商人仍竞相捐纳报效，想方设法与官僚沾边，以博取荣衔、求得封典来提高自身的地位。

与胡雪岩在生意上有合作关系的南浔“四象”（大丝商资财在银洋五百万元以上的称“象”，一百万以上者为“牛”，十万元以上者叫“狗”）之一的庞云锴（1833～18**年）以儿子庞元济（1**4。1949年）的名义，向清廷捐献10万两纹银，作为赈捐河南、直隶灾害报效，经李鸿章奏请，赏庞元济为举人，特赏一品封典，候补四品京堂。

在清朝，赏穿黄马褂可是件了不得的大事。清太祖努尔哈赤第二子代善、的后代昭裢（176～1829年）在所著《啸亭杂录》记载黄马褂定制：“凡领侍卫内大臣，御前大臣、侍卫、乾清门侍卫外，班侍卫、班领、护军统领，前引十大臣，皆服黄马褂。凡巡幸，扈从銮以为观瞻。其他文武诸臣或以大射中侯，或以宣劳中外，上特赐之，以示宠异云。”可见只有皇帝身边的侍卫扈从和立有卓著功勋的文武大臣才有资格赏穿黄马褂。即使是驰骋疆场大半辈子的左宗棠也是在五十三岁那年，即1**4年（同治三年）从太平军手中夺回浙江省城杭州之后才被赏穿黄马褂的。况且黄马褂一向由皇帝主动特旨赏赐的，哪有臣下指名讨赏的道理。

但左宗棠为了胡雪岩的缘故，一不怕碰钉子，二煞费苦心做文章。他开始打算在赈案内保举胡，经与陕甘总督谭钟麟商议，觉得纵然获皇帝特旨谕允，也难过部验一关，于是，在1878年3月26日（光绪四年二月二十三日），左宗棠上疏请求皇帝饬令吏、兵两部于陕甘、新疆保案从宽核议。第二天，他又写信给谭钟麟，其中提到：“即以时务言之，陇事艰难甲诸行者，部章概以一律，亦实未协也。……胡雪岩为弟处倚赖最久、出力最多之员，本为朝廷所洞悉，上年承办洋款赡我饥军，复慨出重赀恤兹异患，弟代乞恩施破格本属有词，非寻常所能援以为例。……如尊意以陕赈须由陕西具奏，则但叙雪岩捐数之多，统由左某并案请奖，亦似可行。”4月12日（三月初十日），左宗棠又写信给谭钟麟，说：“实则筹饷之劳惟雪岩最久最卓，本非他人所能援照，部中亦无能挑剔也。”十天以后，左在给谭钟麟的信中指出：尽管黄马褂非战功卓著者不敢妄请，但它大致依照花翎的章法，胡雪岩既然已得花翎，已类似战功之赏，而且他对全国各地水旱灾害赈捐达20万，谁能比得上？由此左认为替胡雪岩奏请黄马褂似亦并不为过。

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左宗棠终于在1878年5月15日（光绪四年四月十四日）郑重地上奏了《道员胡光墉请破格奖叙片》，除记述胡雪岩办理上海采运局务、购枪借款、转运输将、力助西征的劳绩，还长篇累牍地罗列了胡雪岩对陕西、甘肃、直隶、山西、山东、河南等省灾民的赈捐，估计数额达二十万内外，“又历年捐解陕甘各军营应验膏丹丸散及道地药材，凡西北备觅不出者，无不应时而至，总计亦成巨款，其好义之诚，用情之挚如此”。左宗棠在奏件中还发誓：“臣不敢稍加矜诩，自蹈欺诬之咎。”这样，胡雪岩既有军功，又有善举，还有被朝廷倚为股肱重臣的左宗棠的担保，清廷果然批准给胡雪岩穿黄马褂，皇帝还赐允他在紫禁城骑马。胡雪岩在杭州城内元宝街的住宅也得以大起门楼，连浙江巡抚到胡家，也要大门外下轿，因为巡抚品。只是正二品。乾隆时期的盐商曾因巨额报效而获红顶，但像胡雪岩这样既有红顶子又穿黄马褂、享有破天荒殊荣的却是绝无仅有，难怪这位特殊的官

商被人称为“异类”。

胡雪岩具有亦官亦商的双重身份，既有官的荣耀，又有商的实惠。他借助官衔来抬高身价，增强自己的竞争能力。

“为政要看曾国藩，经商要读胡雪岩”，是当今社会的一句流行语。不管此语的语意与目的如何，但却道出了胡雪岩在商人心目中的地位，更兼反映了胡雪岩在当代社会的历史影响。

作为19世纪下半叶中国商界的风云人物，胡雪岩有着离奇缤纷的生命历程。他生逢乱世，借助权贵、政要之势，营造了亿万贯家财，在太平天国运动时，他纳粟助赈，为清朝政府效犬马之劳。洋务运动兴起后，他延洋匠、引设备，颇有功绩；在左宗棠挥戈西征时，他筹粮械、借洋款，功劳不微。几经周折，他终于从一个钱庄的小伙计暴发成为富甲天下、显赫一时的“红顶商人”。之后，他从容流转于红顶子、黄马褂、生意经之间。营造了以钱庄、当铺为网点，覆盖全国的金融行当

，并兼营了知名品牌药店——“胡庆余堂”。

“胡雪岩，商贾中奇男子也，人虽出于商贾，却有豪侠之概。”这是左宗棠在奏折中的一句话。奇，有“独特”、“特别”、“罕见”、“与众不同”、“重要”之意。这个“奇”字纵览了胡雪岩之一生，真实、贴切地反映了胡雪岩之特点。真可谓概括之精妙。

胡雪岩的“奇”是一生经历之“奇”。清代陈代卿在《情节斋文存》中这样评述胡雪岩离奇的一生：“游刃于官与商之间，逐追于时与势之中；品尝了盛衰荣辱之味，尝尽了生死情义之道。”

胡雪岩的一生的确是极为奇特复杂的一生，他是我国封建社会商人经营、发达的浓缩，更兼终结了旧式的传统商人，开启了中国新式商人的先路。所以，鲁迅先生称他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位商人”。“最后”有三层含义：一是“集大成者”；二是“承前启后”；三是“不再出现”。这一定位恰恰又体现了胡雪岩在商业史上的地位的特殊性，这又是一“奇”。

就个人的价值实现层面来看，胡雪岩一生中体味到了正二品“红顶商人”、家财亿贯的极盛极荣，又品尝到了家败世衰、家破人亡的极衰极辱。这样大的反差的经历集于一人，在历史上也属少见。

就个人情感上而言，无论是友情、爱情与亲情，其问的虚伪、欺骗与狡诈，真挚、诚实与倾心，都在胡雪岩一人情感心路中影印出来了。

胡雪岩的创业、发达也乃一“奇”。创业之“奇”一在“快”，胡雪岩在短短的十年间，就从一个地位卑微、一贫如洗的店员发迹到富甲天下的豪贾；二在其白手起家。而恰恰又是这两点迎合了广大创业者的胃口，给那些渴望成功之人以勇气与希望。

“人创造了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了人。”当然，胡雪岩创业发达之“奇”，也必然有赖于他所处的时代之“奇”。我们都知道，胡雪岩所处的时代既有内忧外患频仍交袭的创痛，又有新潮激荡、网罗打破的感奋。这是一个忧患与希望并存，机遇与挑战同在的时代，而他正是在这个大变动的时代中把握住了机遇，成就了一代巨贾，这也是一个剧变激烈、震荡翻天的时代，也正是这样一个起伏巨大、跌宕冗起的环境，才使得胡氏有如此巨大的起伏。

如果说时代之“奇”是“机遇”、是“天助”的话，那么，谋略之“奇”则是胡雪岩自身具备善抓机遇的本质与能力，是“自助”。浸于几千年中国传统谋略之中的胡雪岩，可谓将古代谋略充分地运用于生意场上，并对中国古代商人的经营手法做了一个全面的总结与提升。连环计、双面手法、美人计；营销、扬名、借势、用人、用情、用义等等皆见于其一生之中。

活动方式之“奇”也映现了胡雪岩一

生的特点。胡雪岩的时代恰好是一个新旧、东西接触博弈的时代，这导致了胡雪岩一生的活动方式也是一个新旧、东西**的形态。办钱庄与贩军火，买卖商品与做期货；凡是可能做的，凡是他知道的；无论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他都做。也许正是他这种包容新旧、中西的，在当时属于创新性的经营活动方式，才促使了他成功。这在当时来说，也不得不说是一“奇”。

更重要的是，我们认为胡雪岩的面经之“奇”，它给胡雪岩充分施展才能提供了一套应对方法，什么事在他手上都不成为事，什么人在他面前都是可用之人。

成功语录：

行止有度，止之不能

一个生意人，不管你的精力多么充沛，也不管你有多大本事，都应该注意进行恰如其分的自我判断，要能清醒地估价自己优势中的短处和能力极限，要时刻注意提醒自己量力而行。不能奢望自己在所有的生意行当上都可以驰骋一番，更不能奢望自己在所有商务领域都能获得超出别人的成功。无视自己的精力、能力的限度，一味求大，一味求进，往往会忽略已有的或可能的危机，忽视了对于会导致失败的因素的预防，甚至在凶兆已现时还要恃强斗狠。如此下去，后果往往不堪收拾。

胡雪岩第一笔销洋庄的生意做下来，不仅分文未赚，自己还拉下一万多银子的亏空，虽说还是有所得，比如结识了一批可以生死相托的朋友。但既然是做生意，费心费力，到头来与自己的目的相去甚远，毕竟是心有不甘。胡雪岩大体还是一个能够自省的人，他知道自己肯定有什么地方出了毛病，于是向古应春讨教。古应春直言不讳，指出他的毛病出在做事不专，经手的事情太多，什么事都想做，于是也就有了上面那番话。

胡雪岩确实精力过人，本事也过人，因此他想做的事情很多，他管的事情也确实很多。开着钱庄想着去做生丝生意，做生丝生意的过程中又要开药店，然后又是军火、粮食、典当……。而且，在从事自己生意运作的过程中，他还管了许多生意以外的事情，比如解决浙江漕帮与松江漕帮的纠纷，比如帮助郁四解决家庭矛盾，比如为古应春与七姑奶奶的婚事出谋划策……。这些事情当然并不能说与他的生意全无一点关系，而且，经他的手管过的这些事情也都有一个圆满的解决；但是，一个

人的精力确实有限，在做这些事，管这些事的过程

中，是不是就没有漏掉一些机会，也确实是不得而知。

无论胡雪岩的精力多么充沛，失察疏漏总是有的，而且，他疏漏的地方还是极其重要的、足以让他的整个商务帝国崩溃的地方。比如他对上海阜康钱庄总号“大伙”宓本常的失察，就是致命的疏漏。

这宓本常本来也是做钱庄生意的一把好手，要不然胡雪岩也不会将自己的钱庄交给他经营。但这宓本常又是一个利欲熏心、胆大妄为之徒。他看到胡雪岩有这么一片“鲜花着锦”的事业。居然自己也兴起“大丈夫不当如是耶”的妄念，想着借当阜康“大伙”的便利，利

用阜康的地位，调动阜康的资本，来做自己的生意。自己先就有了这个心术不正的想法，自然经不起别人的撺掇，最后居然在他的一个嫡亲表弟陈义生的怂恿下，挪用阜康资金，交给陈义生大做起南北货生意来，以至发展到瞒天过海，弄虚作假，为了自己的私欲，他甚至阻

挠胡雪岩收买缫丝厂计划的运作，明处掣肘。暗处破坏。他放出风声，说胡雪岩并没有办机器缫丝厂的打算，只不过是古应春在房地产生意上拉了亏空，所以买空卖空，希图无中生有，以弥补自己生意上的窟窿。他挑唆那些想让出缫丝厂的人另找主顾，甚至连胡雪岩交待收购倒闭的机器缫丝厂所需要多少开出多少的款项，他也敢于拒付。古应春秉承胡雪岩意旨，办好收购机器缫丝厂的一应接洽之后找他开银票，他不仅不付，而且连讥带讽，语多不恭。事实上，收买缫丝厂是胡雪岩为在与洋商抗衡的过程中取胜，最后关头才杀出的一着棋，只要收购缫丝厂的计划能够顺利实现，他库存的蚕茧能够变成优质的生丝，买主也就好找了，而且价钱也会提高很多，所以胡雪岩将这着棋称为死中求活的“仙招”。就是由于宓本常的阻挠，失去了最好的时机，使胡雪岩在与洋商抗衡的僵持中力不能支，以致彻底失败。最后在挤兑风潮开始时，也是因为宓本常的措置失当，最终加速也加重了挤兑风潮引发的后果。

关键是这种变化并不是一天两天中出现的。比如古应春曾告诉过胡雪岩，宓本常向自己逼还借款，这就是苗头，它一方面说明宓本常和胡雪岩已经离心离德——连与胡雪岩生死相托的朋友都敢相逼，这不是已经与他离心离德了么？而另一方面则更重要，宓本常的逼债，其实已经说明钱庄由于经营不善，致使银根紧张，要不然即使宓本常与胡雪岩离心离德，表面上他也不会太逼古应春的。但由于胡雪岩的失察——当时他也实在是顾不过来——致使这些苗头，都被他轻易放过，留下了极大的祸患。虽然胡雪岩在挤兑风潮出现之后明白过来，一想起宓本常就“恨不得一口唾沫吐到他脸上”，但后果已经铸成，自己受害，也只能是徒唤奈何。

胡雪岩的重大失察，事实上还不止是钱庄这一个方面，比如他的典当，本来按已有“架本”，他即使不图赚钱，一年也可以有五十万两银子的收入。胡雪岩自己也知道，如果能够精心管理，仅凭这一项生意，他也可以立于不败之地。但他顾不过来。也是因为这一个顾不过来，为惯于作弊弄假的唐子韶之流留下调包营私、侵吞当货的漏洞，不仅没有实现胡雪岩把当铺当做“穷人的钱庄”的初衷，他自己每年在典当一行上的损失，就达三十多万两银子。的确，一个人的精力到底有限。经手的事情太多，表面上看来似乎没有什么疏漏，但事实上由于精力有限，也许失察疏漏的地方在不知不觉中已经留下很多了，比如胡雪岩对于宓本常的失察，在典当业上的疏漏，都是在他经手事情太多，生意场面太大的情况下，由于实在顾不过来而发生的。这些疏漏的地方，一定的时候都可能产生不良的后果。而且，由于一个人所有的生意运作常常是环环相扣、相互牵连的，有一些因失察留下的疏漏所产生的后果，常常是关键性的，并不只是影响某一桩或某一个行当的生意的成败，它可能使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大厦整个儿的彻底坍塌。

所以，一个生意人不能不时常提醒自己注意自己的能力极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