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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章（第1页）

高德儒

唐高祖起兵太原，使子建成、世民将兵击西河郡，执郡丞高德儒，世民数之曰：“汝指野鸟为鸾，以欺人主取高官，吾兴义兵，正为诛佞人耳。”遂斩之，自余不戮一人。读史不熟者，但以为史氏虚设此语，以与指鹿为马作对耳。按隋大业十一年，有二孔雀飞集宝城朝堂前，亲卫校尉高德儒等十余人见之，奏以为鸾，时孔雀已飞去，无可得验。诏以德儒诚心冥会，肇见嘉祥，擢拜朝散大夫，余人皆赐束帛；仍于其地造仪鸾殿，距此时才二年余。盖唐温大雅所著《创业起居注》载之，不追书前事故也。《新唐书·太宗纪》但书云：“率兵徇西河，斩其郡丞高德儒。”尤为简略，赖《通鉴》尽纪其详。范氏《唐鉴》只论其被诛一节云。唐朝士俸微

唐世朝士俸钱至微，除一项之外，更无所谓料券、添给之类者。白乐天为校书郎，作诗曰：“幸逢太平代，天子好文儒。小才难大用，典校在秘书。俸钱万六千，月给亦有余。遂使少年心，日日常晏如。”及为翰林学士，当迁官，援姜公辅故事。但乞兼京兆府户曹参军，既除此职，喜而言志，至云：“诏授户曹掾，捧诏感君恩。弟兄俱簪笏，新妇俨衣巾。罗列高堂下，拜庆正纷纷。喧喧车马来，贺客满我门。置酒延贺客，不复忧空樽。”而其所得者，亦俸钱四五万，廪禄二百石而已。今之主簿、尉，占优饫处，固有倍蓰于此者矣，亦未尝以为足，占今异宜，不可一概论也。杨文公在真宗朝为翰林学士，而云：“虚*甘泉之从臣，终作若敖之馁鬼。”盖是时尚为鲜薄，非后来比也。计然意林

《汉书·货殖传》：“粤王勾践困于会稽之上，乃用范蠡、计然，遂服强吴。”孟康注曰：“姓计名然，越臣也。”蔡谟曰：“‘计然’，者，范蠡所著书篇名耳，非人也。谓之计然者，所计而然也。群书所称勾践之贤佐，种、蠡为首，岂复闻有姓计名然者乎？若有此人，越但用半策，便以致霸，是功重于范蠡，而书籍不见其名，史迁不述其传乎？”颜师古曰：“蔡说谬矣。《古今人表》，计然列在第四等，一名计研。班固《宾戏》：‘研、桑心计于无垠。’即谓此耳。计然者，濮上人也，尝南游越，范蠡卑身事之，其书则有《万物录》。事见《皇览》及《晋中经簿》。又《吴越春秋》及《越绝书》，并作计倪。此则倪、研及然，声皆相近，实一人耳。何云书籍不见哉？”

予按唐贞元中。马总揔所述《意林》一书。抄类诸子百余家，有《范子》十二卷，云：“计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字文子，其先晋国之公子也，为人有内无外，状貌似不及人，少而明，学阴阳，见微知著，其志沉沉，不肯自显，天下莫知，故称曰‘计然’。时遨游海泽，号曰‘渔父’。范蠡请其见越王，计然曰：‘越王为人鸟喙，不可与同利也。’”据此则计然姓名出处，皎然可见，裴骃注《史记》，亦知引《范子》。《北史》萧大圜云：“留侯追踪于松子，陶朱成术于辛文。”正用此事。曹子建表引《文子》，李善注，以为计然，师古盖未能尽也。而《文子》十二卷，李暹注，其序以谓《范子》所称计然。但其书一切以老子为宗，略无与范蠡谋议之事，《意林》所编《文子》正与此同，所谓《范子》，乃别是一书，亦十二卷。马揔只载其叙计然及他三事，云：“余并阴阳历数，故不取。”则与《文子》了不同。李暹之说误也。《唐·艺文志》《范子计然》十五卷，注云：“范蠡问，计然答。”列于农家，其是矣，而今不存。唐世未知尊孟氏，故《意林》亦列其书，而有差不同者，如伊尹不以一介与人，亦不取一介于人之类。其他所引书，如《胡非子》、《随巢子》、《缠子》、《王孙子》、《公孙尼子》、阮子《正部》、姚信《士纬》、殷兴《通语》、《牟子》、《周生烈子》、《秦菁子》、《梅子》、《任弈子》、《魏朗子》、《唐滂子》、《邹子》、孙氏《成败志》、《蒋子》、《谯子》、《钟子》、张俨《默记》、《裴氏新言》、袁淮《正书》、袁子《正论》、《苏子》、《陆子》、张显《析言》、《于子》、《顾子》、《诸葛子》、《陈子要言》、《符子》诸书今皆不传于世，亦有不知其名者。思颍诗

士大夫发迹垄亩，贵为公卿，谓父祖旧庐为不可居，而更新其宅者多矣。复以医药弗便，饮膳难得，自村瞳而迁于邑，自邑而迁于郡者亦多矣。唯翩然委而去之，或远在数百千里之外，自非有大不得已，则举动为不宜轻。若夫以为得计，又从而咏歌夸诩之，著于诗文，是其一时思虑，诚为不审，虽句公钜人，未能或之免也。欧阳公，吉州庐陵人，其父崇公，葬于其里之泷冈．公自为《阡表》，纪其平生。而公中年乃欲居颍，其《思颍诗序》云：“予自广陵得请来颍，爱其民淳讼简，土厚水甘，慨然有终焉之志。尔来思颍之念，未尝少忘于心。而意之所存，亦时时见于文字。乃发旧稿，得南京以后诗十余篇，皆思颍之作，以见予拳拳于颍者，非一日也。”又《续诗序》云：“自丁家难，服除，入翰林为学士，忽忽八年间，归颍之志虽未遂，然未尝一日少忘焉。至于今，年六十有四，免并得蔡，蔡、颍连疆，因得以为归老之渐。又得在毫及青十有七篇，附之

。时熙宁三年也。”公次年致仕，又一年而毙，其逍遥于颍，盖无几时，惜无一语及于松楸之思。崇公惟一子耳，公生四子，皆为颍人，泷冈之上，遂无复有子孙临之，是因一代贵达，而坟墓乃隔为他壤。予每读二序，辄为太息。嗟乎！此文不作可也。若东坡之居宜兴，乃因免汝州居住而至，其后自海外北还，无以为归，复暂至常州，已而捐馆。文定公虽居许，而治命反葬于眉山云。刘*贲下第

唐文宗大和二年三月，

亲策制举人贤良方正，刘对策，极言宦官之祸。既而裴休、李郃等二十二人中第，皆除官。考官左散骑常侍冯宿、太常少卿贾馊、库部郎中庞严，见策，皆叹服，而畏宦官，不敢取。诏下，物论嚣然称屈。谏官、御史欲论奏，执政抑之。李郃曰：“刘下第，我辈登科，能无厚颜！”乃上疏，以为所对策，汉、魏以来无与为比。今有司以指切左右，不敢以闻，恐忠良道穷，纲纪遂绝。臣所对不及远甚，乞回臣所授以旌直。”不报。予按是时宰相乃裴度、韦处厚、窦易直，易直不足言，裴、韦之贤，顾独失此，至于抑言者使勿论奏，岂不有愧于心乎？既由此不得仕于朝，而李郃亦不显，盖无敢用之也。令狐楚、牛僧孺，乃能表入幕府，待以师礼，竟为宦人所嫉诬，贬柳州司户。李商隐赠以诗曰：“汉廷急诏谁先入，楚路高歌自欲翻。万里相逢欢复泣，凤巢西隔九重门。”及卒，复以二诗哭之，曰：“一叫千回首，天高不为闻。”又曰：“已为秦逐客，复作楚冤魂。”并将添恨泪，一洒回乾坤！”其悲之至矣。甘露之事，相去才七年，未知及见之否乎？酒肆旗望

今都城与郡县酒务，及凡鬻酒之肆，皆揭夫帘于外。以青白布数幅为之。微者随其高卑小大，村店或挂瓶瓢，标帚秆，唐人多咏于诗。然其制盖自古以然矣，《韩非子》云：“宋人有酤酒者，斗慨甚平，遇客甚谨，为酒甚美，悬帜甚高，而酒不售，遂至于酸。”所谓悬帜者此也。贤宰相遭谗

一代宗臣，当代天理物之任。君上委国而听之，固为社稷之福，然必不使邪人参其间乃可，不然必为所胜。姑以唐世及本朝之事显显者言之，若褚遂良、长孙无忌之遭李义府、许敬宗，张九龄之遭李林甫是已。裴晋公相宪宗，立淮、蔡、青、郓之功，唐之威令纪纲，既坏而复振，可谓名宰矣。皇甫镈一共政，则去不旋踵，迨穆、敬、文三宗，主既不明，而元稹、李逢吉、宗闵更撼之，使不得一日安厥位。赵韩王以佐命元勋，而为卢多逊所胜，寇莱公为丁谓所胜，杜祁公、韩、范为陈执中、贾昌朝所胜，富韩公为王介甫所胜，范忠宣为章子厚所胜，赵忠简为秦会之所胜，大抵皆然也。宋齐丘

自用兵以来，令民间以见钱纽纳税直，既为不堪，然于其中所谓和买折帛，尤为名不正而敛最重。偶阅大中祥符间，太常博士许载著《吴唐拾溃录》，所载多诸书未有者。其《劝农桑》一篇正云：“吴顺义年中，差官兴版簿，定租税，厥田上上者，每一顷税钱二贯一百文，中田一顷税钱一贯八百，下田一顷千五百，皆足陌见钱，如见钱不足，许依市价折以金银。算计丁口课调，亦科钱，宋齐丘时为员外郎，上策乞虚抬时价，而折纳、绵、绢本色，曰：‘江淮之地，唐季已来，战争之所。今兵划乍息，黎氓始安，而必率以见钱，折以金银，此非民耕凿可得也，无兴贩以求之，是为教民弃本逐末耳。’是时，绢每匹市价五百文，纳六百文，绵每两十五文，齐丘请绢每匹抬为一贯七百，纳为二贯四百，绵为四十文，皆足钱，丁口课调，亦请蠲除，朝议喧然沮之，谓亏损官钱，万数不少。齐丘致书于徐知诰曰：‘明公总百官，理大国，督民见钱与金银，求国富庶，所谓拥慧救火，挠水求清，欲火灭水清可得乎？’知诰得书，曰：‘此劝农上策也。’即行之，自是不十年间，野无闲田，桑无隙地，自吴变唐，自唐归宋，民到于今受其赐。”齐丘之事美矣。徐知诰亟听而行之，可谓贤辅相。而《九国志·齐丘传》中略不书，《资治通鉴》亦佚此事，今之君子为国，唯知浚民以益利，岂不有面见于偏闰之臣乎，齐丘平生，在所不论也。咸杬子

《玉篇》、《唐韵》释杬字云：“木名，出豫章，煎汁，藏果及卵不坏。”《异物志》云：“杬子，音元，盐鸭子也。”以其用杬木皮汁和盐渍之。今吾乡处处有此，乃如苍耳、益母、茎干不纯是木。小人争斗者，取其叶挼擦皮肤，辄作赤肿，如被伤，以诬赖其敌。至藏鸭卵，则又以染其外，使若赭色云。月中桂兔

《酉阳杂俎·天咫篇》，载月星神异数事。其命名之义，取《国语》楚灵王曰：“是知天咫，安知民则”之说。其纪月中蟾桂，引释氏书，言须弥山南面有阎扶树，月过树，影入月中。或言月中蟾桂，地影也；空处，水影也。予记东坡公《鉴空阁诗》云：“明月本自明，无心孰为境。挂空如水鉴，写此山河影。我观大瀛海，巨浸与天永。九州居其间，无异蛇盘镜。空水两无质，相照但耿耿。妄云桂兔蟆，俗说皆可屏。”正用此说。其诗在集中，题为《和黄秀才》。顷予游南海，西归之日，泊舟金利山下，登崇福寺，有阁枕江流，标曰“鉴空”，正见诗牌揭其上，盖当时临

赋处也。唐二帝好名

唐贞观中，忽有白鹊营巢于寝殿前槐树上，其巢合欢如腰鼓。左右拜舞称贺，太宗曰：“我常笑隋炀帝好祥瑞，瑞在得贤，此何足贺？”乃命毁其巢，放鹊于野外。明皇初即位，以风俗奢靡，制乘舆服御金银器玩，令有司销毁，以供军国之用。其珠玉锦绣焚于殿前，天下毋得复采纳，罢两京织锦坊，予谓二帝，皆唐之明主，所言所行，足以垂训于后，然大要出于好名。鹊巢之异，左右从而献谀，叱而去之可也，何必毁其巢？珠玉锦绣，勿珍而尚之可也，何必焚之殿前，明以示外，使家至户晓哉！治道贵于执中，是二者惧不可以为法。其后杨贵妃有宠，织绣之工，专供妃院者七百人，中外争献器服珍玩。岭南经略使张九皋、广陵长史王翼，以所献精靡，九皋加三品，翼入为户部侍郎，天下从风而靡，明皇之始终，一何不同如此哉！周礼非周公书

《周礼》一书，世谓周公所作，而非也，昔贤以为战国阴谋之书，考其实，盖出于刘歆之手。《汉

书·儒林传》，尽载诸经专门师授，此独无传。至王莽时，歆为国师，始建立《周官经》以为《周礼》，且置博士。而河南杜子春受业于歆，还家以教门徒，好学之士郑兴，及其子众往师之，此书遂行。歆之处心积虑，用以济莽之恶，莽据以毒痛四海，如五均、六筦、市官、赊贷，诸所兴为，皆是也。故当其时，公孙禄既已斥歆颠倒《六经》毁师法矣。历代以来，唯宇文周依六典以建官，至于治民发政，亦未尝循故辙。王安石欲变乱祖宗法度，乃尊崇其言，至与《诗》、《书》均匹，以作《三经新义》，其序略曰：“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时；其法可施于后世，其文有见于载籍，莫具乎《周官》之书。自周之衰，以至于今，太平之遗迹，扫荡几尽，学者所见无复全经。于是时也，乃欲训而发之，臣知其难也。以训而发之之难，则又以知夫立政造事追而复之之为难。”则安石所学所行实于此乎出。遂谓：“一部之书，理财居其半。”又谓：“泉府，凡国之财取具焉，岁终，则会其出入而纳其余。则非特摧兼并，救贫阨，因以足**之财用。夫然故虽有不庭不虞，民不加赋，而国无乏事。”其后吕嘉问法之而置市易，由中及外，害遍生灵。呜呼！二王托《周官》之名以为政，其归于祸民一也。醉尉亭长

李广免将军为庶人，屏居蓝田，尝夜从一骑出，从人田间饮。还至亭，霸陵尉醉呵止广。后广拜右北平太守，请尉与俱，至军而斩之，上书自陈谢罪。武帝报曰：“报忿除害，朕之所图于将军也。”王莽窃位，尤备大臣抑夺下权，大司空士夜过奉常亭，亭长呵之，告以官名，亭长醉曰：“宁有符传邪！”士以马箠击亭长，亭长斩士，亡，郡县逐之，家上书，莽曰：“亭长奉公，勿逐。”大司空王邑斥士以谢。予观此两亭尉长，其醉等耳。霸陵尉但呵止李广，而广杀之，武帝不问，奉常亭长杀宰士，而王莽反以奉公免之，亦可笑也。三易之名

三《易》之名，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皆以两字为义。今人但称《周易》曰《易》，非也。夏曰《连山》，其卦以纯《艮》为首，《艮》为山，山上山下，是名《连山》。云气出内于山，故名《易》为《连山》。商曰《归藏》，以纯《坤》为首，《坤》为地，万物莫不归而藏于中，故名为《归藏》。周曰《周易》，以纯《乾》为首，《乾》为天，天能周匝于四时，故名《易》为周也。大簇为人统，寅为人正。夏以十三月为正，人统，人无为卦首之理，《艮》渐正月，故以《艮》为首。林钟为地统，未之冲丑，故为地正，商以十二月为正，地统，故以《坤》为首。黄钟为天统，子为天正，周以十一月为正，天统，故以《乾》为首。此本出唐贾公彦《周礼正义》之说，予整齐而纪之。所谓十三月者，承十二月而言，即正月耳。后汉陈宠论之甚详，本出《尚书大传》。忠臣名不传

古今忠臣义士，其名载于史策者，万世不朽，然有不幸而泯没无传者。南唐后主，淫于浮图氏，二人继踵而谏，一获徒，一获流。歙人汪焕为第三谏，极言请死，云：“梁武事佛，刺血写佛经，散发与僧践，舍身为佛奴，屈膝礼和尚，及其终也，饿死于台城。今陛下事佛，未见刺血、践发、舍身、屈膝，臣恐他日犹不得如梁武之事。”后主览书，赦而官之。又有淮人李雄，当王师吊伐。出守西偏，不遇其敌。雄以国城重围，不忍端坐，遂东下以救之，阵于溧阳，与王师遇，父子俱没，诸子不从行者亦死他所，死者凡八人，李氏讫亡，不沾褒赠，其事仅见于《吴唐拾遗录》。顷尝有旨合九朝国史为一书，他日史官为列之于《李煜传》，庶足以慰二人于泉下。欧阳公作《吴某墓志》云：“李煜时，为彭泽主簿，曹彬破池阳，遗使者招降郡县，其令欲以城降，某曰：‘吾能为李氏死尔。’乃杀使者，为煜守。煜已降，某为游兵执送军中，主将责以杀使者，曰：‘固当如是。’主将义而释之。”其事虽粗见，而集中只云“讳某”，为可惜也。如靖康之难，朱昭等数人死于震武城之类，予得朱弁所作《忠义录》于其子栐，乃为作传于四朝史中，盖惜其无传也。唐人酒

令

白乐天诗：“鞍马呼教住，骰盘喝遣输。长驱波卷白，连掷采成卢。”注云：“骰盘、卷白波、莫走鞍马，皆当时酒令。予按皇甫松所著《醉乡日月》三卷，载骰子令云：“聚十只骰子齐掷，自出手六人，依采饮焉。堂印，本采人劝合席，碧油，劝掷外三人。骰子聚于一处，谓之酒星，依采取散。骰子令中，改易不过三章，次改鞍马令，不过一章。又有旗幡令、闪令、抛打令。今人不复晓其法矣，唯优伶家，犹用手打令以为戏云。容斋三笔序

王右将军逸少，晋、宋闲间第一流人也。遗情轩冕，摆落世故，盖其生平雅怀。自去会稽内史，遂不肯复出。自誓于父母墓下，词致确苦。予味其言而深悲之。又读所与谢万石书云：“坐而获逸，遂其宿心。比尝与安石东游山海，颐养闲暇之余，欲与亲知时共欢宴，衔杯引满，语田里所行，故以为抚掌之资，其为得意，可胜言邪！常依依陆贾、班嗣之处世，老夫志愿尽于此也。”按是时逸少春秋才五十余耳，史氏不能赏取其高，乃屑屑以为坐王怀祖之故，待之浅矣。予亦从会稽解组还里，于今六年，仰瞻昔贤，犹驽蹇之视天骥，本非伦拟，而年龄之运，逾七望八，法当挂神虎之衣冠，无假于誓墓也。幸方寸未渠昏，于宽闲寂寞之滨，穷胜乐时之暇，时时捉笔据几，随所趣而志之。虽无甚奇论，然意到即就，亦殊自喜。于是《容斋三笔》成累月矣，稚子云“不可无序引”，因抒写所怀，并发逸少之孤标，破《晋史》之妄，以诏儿孙，冀为《四笔》他日嘉话。庆元二年六月晦日序。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