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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篆刻 考据学 乾嘉学派 上（第1页）

一、明清篆刻

基本概述

篆刻艺术在明代中叶有了新的突破，文彭、何震可算是明清流派篆刻辉煌业绩的开拓者。元代赵孟頫的圆朱文篆刻，是其本人书后由匠人刻制。王冕用花乳石、青田石治印，但记载不详又没有在当时形成以石刻印的风气。文彭、何震在印坛上一反浅陋怪诞的九叠文，力追秦汉，开辟了明清篆刻艺术的昌盛局面。自此之后，掀起了一股篆刻艺术的热潮，其主要表现有三方面:一是作家林立，出现了文彭、何震、归昌世、汪关、朱简、梁袠等几十家；二是印学理论的确立，编制印谱成为风尚，如《集古印谱》，是前所未有的。另外时人（包括篆刻家本人）更重视制印谱，使得印谱如诗集、文集一样，成为个人的一种艺术成就的记载;三是书画已经离不开篆刻，且要比宋、元考究得多。篆刻作为文人艺事的一种，已为人们所接受，求名家篆刻也蔚然成风，故书画家、诗人、文学家以至收藏家，无不存印章。

主要影响

在浙派、皖派风靡印坛百年之后，作为篆刻艺术发展的必然结果，清末篆刻走上了一条"印从书出"、"印从刀出"、"印外求印"的复合型创作道路。至此，篆刻艺术的形式与审美体系得以最终形成。自此，篆刻家在创作中所考虑的，是如何实现以及在什么程度上实现各自的审美理想。晚清篆刻，可谓是名家辈出，而就风格而言呈现出更多样化的色彩，但这些又几乎都是以赵之谦、吴昌硕、黄士陵三家篆刻为源头的，而且其中成就卓著者，又无不是以上三家的结合求之的。

清代篆刻在明代文、何之后，在理论与实践上得到更大发展，风格各异派支繁衍，成为专门之学。特别是清代碑学盛行，碑学书家无不兼擅篆刻，除为我们熟知者外，金农、桂馥、何绍基等均精篆刻。清代篆刻与其碑学是相辅相成的，早中期主要的篆刻大家都是安徽与浙江籍的，当然也有侨居扬州的，所以一直有浙派与徽派之说。浙派指“西泠八家”，徽派又有歙派、皖派之说。代表人物有：厉良玉、赵之谦、吴昌硕等。

二、考据学

发展概况

在中国学术史上，考据学同所谓汉学是密切联系的，是汉学家所使用的治学主要方法。汉学是对宋学的一种反动，滥觞于明末清初，大盛于乾嘉时代，考据学大体也是这样。

考据学产生在明代中后期，“它与清代考据学不论从时间的前后衔接，还是从学术思想、治学方法及学术成果的继承和发扬上来说，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清代考证学得到了迅速发展，全盛时期的代表人物有惠栋、戴震、段玉裁、王引之、王念孙，等等，考证方法大同小异。到了章学诚，又提出了“六经皆史”的论点，又前进一步。

产生原因

学者尝以为清代考据学之兴盛缘於清初的文字狱政策。清代考据学与文字狱的关系问题，很多学者认为，清人从事考据学是为了逃避文字狱的迫害而躲入故纸堆中。较早持这种观点的有章太炎、梁启超等一代大家，鲁迅、范文澜、翦伯赞、***、郑天挺等先生都持类似的看法，文字狱成因说几成定论。例如孟森说：“乾隆以来多朴学，知人论世之文，易触时忌，一概不敢从事，移其心力，毕注於经学，毕注於名物训诂之考订，所成就亦超出前儒之上。”（《明清史讲义》）。萧一山说：“有民族思想的学者，在异族的钤制政策下，不甘心作无耻的应声虫，又不敢作激烈的革命党，自由研究学问，也怕横撄文网，那还有甚么办法？只好明哲保身，尚友古人，向故纸堆里去钻了。”（《清史》）

作用及影响

关于清代考据学对后世的作用和影响，有些学者认为，考据学“了无益处”、“究复何用”，完全否认考据学的价值和对后世的贡献。实际情况到底怎样呢？我们知道，清代考据学者不仅对传统儒家经典进行了全面的整理和研究，而且还对诸子百家、史部、集部等更大范围内的传统文化典籍进行了清理和爬梳。他们通过校勘、辨伪、辑佚、注疏、考订史实等多种手段，对浩如烟海的古代文化典籍做了去伪存真、正本清源的工作，使许多面目全非、久已散佚、真伪混杂的文献基本恢复了本来面目，使许多晦涩深奥、不能卒读的典籍，大体可供阅读研究。

如果没有清代考据学者的整理与研究，近现代学者要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不知要走多少弯路，耗费多少精力。尽管其研究和整理尚未能进入理性的批判与反思这一层，但他们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较为翔实可信的资料。诚如***所说：“欲论古人或研究古史，而不从事考据，或利用清儒成绩，是舍路而不由。”

的确，清代考据学是研究传统文化学术最基本的方法。不论是近代学者，还是现代学者，无论其承认也好，讳言也好，只要是以我国传统文化典籍为研究领域或研究对象的，都或多或少地要运用清代考据学的成果和方法，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近代学者对清代考据成果和考据方法的广泛运用和借鉴，充分说明了考据学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和强大的生命力。

特别是清代考据学所具有的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怀疑否定的批判精神、敢于超越前人的创造精神，以及“不攘人之美”、反对抄袭的学术规范，对于我们今天从事学术研究仍然具有现实意义。正如梁启超所言：“考证学直至今日还未曾破产，而且转到别个方面和各种社会科学会发生影响。”[3]

其他学科

清代考据学的发展，使服务于经学的辅助学科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历史学、地理学、历算学、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辨伪学、辑佚学等传统学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清代考据学者有意识地对某些学科的理论方法进行总结，如小学研究方面“因声求义”说、“古无轻唇音”说、“四体二用”说、“故训声音相表为里”说等等，以及王念孙父子总结的一些校勘、训诂规律，这些“公理”至今仍然在古代汉语、文献学研究中发挥着重大作用。对此自然不能说清代考据学“了无益处”、“究复何用”。“清代考据学不仅对传统学术有清理总结之绩，而且对近代学术发展有开启之功。”（该书第290页）当然，考据学也不是万能的，它本身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我们不能期望某一种封建时代所产生的学术能解决所有的学术问题。

代表人物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季羡林《谈读书治学》

孙怡让，惠栋、戴震、段玉裁、王引之，王念孙，章学诚，王鸣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