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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词 上（第2页）

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涢斋，别号一壶道人，湖南衡阳人，汉族。晚年居衡阳之石船山，世称“船山先生”。明末清初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诗人，词人。与方以智，顾炎武，黄宗羲同称“明末四大学者”。王夫之学问渊博，对天文、历法、数学、地理学等均有研究，尤精于经学、史学、文学。主要著作有《周易外传》、《周易内传》、《尚书引义》、《张子正蒙注》等。词作279首，其词虽音律多疏，而芳悱缠绵，怆怀故国，风格遒上。晚清著名词人朱孝臧题云：“苍梧恨，竹泪已平沉。万古湘灵闻乐地，云山韶濩入凄音，字字楚骚心。”（《彊村语业》卷三）二十世纪著名词学家龙榆生先生评屈大均词：“所谓伤心人别有怀抱，真屈子《离骚》之嗣响也！”

屈大均

屈大均（1630—1696），字翁山、介子，号莱圃。汉族，广东番禺人。明末清初著名学者、诗人、词人，与陈恭尹、梁佩兰并称“岭南三大家”。”诗有李白、屈原的遗风，著作多毁于雍正、乾隆两朝，后人辑有《翁山诗外》、《翁山文外》、《翁山易外》、《广东新语》及《四朝成仁录》，合称“屈沱五书”。词集有《骚屑词》，其词多“香草美人”特征，表明其对屈原《离骚》精神的仰慕及追随。在词风上，《骚屑词》既有“要眇宜修”的婉约词作，也有不少“豪气轶生马”的词作，还有倾向于南宋骚雅一派的骚雅词风。屈大均词的屈骚之风即其词之最主要品质。屈大均词小令、长调皆工。晚清著名词人朱孝臧题其词集云：“湘真老，断代殿朱明。

不信明珠生海峤，江南哀怨总难平，愁绝庾兰成！”（《彊村语业》卷三），朱孝臧于所举清代诸位名家，以屈大均冠首，足见屈大均词之地位。

清中期词人

陈维崧

康熙年间两大词派为阳羡词派与浙西词派，分别以陈维崧和朱彝尊为盟主。

陈维崧骈文为清初一大高手，有转移坛坫之概。其文词藻富丽，发而为词，才华横溢，倜傥豪迈，接近苏轼、辛弃疾。陈维崧，江苏宜兴人，宜兴古名阳羡，世称其词为“阳羡派”。但清初的社会情况与南宋不同，而且文网严密，陈维崧不可能直接抒写和辛弃疾词一样的爱国主义的思想感情，但也注意反映一些社会现实。其词多至1600余首，外加补遗200多首，总数超过1800首，被称为“词富无双”。陈维崧词题材、笔法比较广阔多样，特别是他的〔贺新郎〕《纤夫词》，用词直接描写人民的具体苦难事件，打破词的传统题材和手法的限制，结尾的人物对话，暗效杜甫《三吏》、《三别》的神理，很有特点。〔蝶恋花〕《六月词》其四，写农民入城的情态，也颇别致。他的词有时倾泻过甚，但如《题钟山梅花图》的〔沁园春〕词，却不愧“情词兼胜，骨韵都高，几合苏、辛、周、姜为一手”（《白雨斋词话》）的评价。

朱彝尊

与“阳羡派”词同时崛起的，有浙派词（亦称“浙西词派”）。“浙派”的开山作家是秀水（今浙江嘉兴）朱彝尊。而秀水前辈词人曹溶著有《静场堂词》，家藏宋人遗集颇富，朱彝尊编选《词综》，多从其家假录，并常与唱酬，同以“崇尔雅，斥淫哇”为尚，可称“浙派”的先河。朱彝尊诗、文、词兼工，但在文坛的影响，却以词为最大。清初词人，出入唐五代和南北宋，各从所好，不拘一格；为了避免元明词的浮靡猥杂，朱专门提倡南宋姜夔、张炎一派“清空”、幽雅的词风。他自己说：“老去填词，一半是空中传恨。”所谓“恨”，有寄托沧桑之感的，也有属于艳情和其他的。在写作上，避滑避俗，用力淘洗，务归于醇雅，有独特的成就。但是遗憾的是，朱彝尊的一些咏物词颇为庸俗，例如咏美女的身体各个部位的词，备受诟病，与其提倡的“归于醇雅”，难免相悖。其弟子及浙人为词受有影响的，如李良年、李符、沈岸登、龚翔麟等人，大都以南宋姜、张及史达祖、王沂孙、蒋捷诸家为依归。

厉鹗

然继起“浙派”词人成就最大的，要推钱塘（今浙江杭州）厉鹗。厉鹗在词方面具有极高造诣，是清朝中叶文坛浙派诗的盟主，浙派词中期的领袖。厉鹗不谐于俗，耽闲爱静，沉醉山水，淡泊名利，游心世外。其创作心态偏于冷寂清幽，以“清”为其艺术审美的核心，文化品格倾重沉潜、内敛，有宋人精神。他也长于写诗，特别是五言诗。《清代学者象传》中称其：“为诗精深峭洁，截断众流，于新城（王士祯）、秀水（朱彝尊）外自树一帜。

厉词内容较单薄，誉之者谓为：“生香异色，无半点烟火气。”（《艺蘅馆词选》张徐紫珊语）幽淡有过于朱彝尊，而深厚不如。康、雍、乾时期，“浙派”在词坛上占统治地位。此派词存在的缺点是境界不够开阔，语言有时流于纤碎。谭献《箧中词》评“阳羡派”和“浙派”词的利病和影响说：“自锡鬯（朱彝尊）、其年（陈维崧）出，而本朝词派始成。顾朱伤于碎，陈厌其率，流弊亦百年而渐变。锡鬯情深，其年笔重，固后人所难得。嘉庆以前为二家牢笼者，十居七八。”是符合事实的。

纳兰性德

至于当行出色，以“词人之词”著名的，首推纳兰性德，其次有顾贞观。纳兰性德词善以白描手法，直写性情，真挚动人，接近南唐李煜。所作以小令为多，亦以小令为最工，哀婉缠绵，感染力很强。他的〔长相思〕词写“夜深千帐灯”，〔菩萨蛮〕词写“塞马一声嘶，残星拂大旗”，表现塞外风光，题材新颖，超越前人，尤为可贵。长调如〔金缕曲〕《赠梁汾》，一气直说，真切如话，结构浑融无迹，个性跃然纸上，是不可多得之作。谭献评价纳兰新的《蝶恋花》四首深得冯延巳、欧阳修、陈子龙小令之妙：“势纵语咽，凄澹无聊，延巳（冯延巳）、六一（欧阳修）而后，仅见湘真（陈子龙）。”施蛰存曾在《花间词新编》中辑录宋代和清代“花间”风格婉约词，清词人中以纳兰性德入选最多，词后附按语曰：“容若情真性厚，小词声色窈丽，哀乐无端，非晏欧所能限，况方回乎？篇什既富，珠玉火昆耀，亦不当屈居李重光下。谓为唐五代来一大家，可以无忝。云间词派，方当消歇之时，忽有满清华胄，远绍弓裘，陈卧子地下有知，亦当蹙额。”亦将纳兰性德（容若）与李煜（李重光）、贺铸（方回）、陈子龙（陈卧子）等婉约名家相提并论。

王国维对纳兰词真切自然的特点极为赞赏，赞曰：“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但是这句话常被后人有意无意地断章取义为“纳兰词成就，北宋以来一人而已”，实际上王国维所称誉的是纳兰词的清新自然风格是词人中少见的，而非认为其词成就为“北宋以来第一”，事实上王国维认为自己的词是欧阳修以来最好的（实际上当然完全不是）；另外纳兰性德父辈是初入中原的满族贵族，而纳兰性德出生于北京，并无“初入中原”这一事实，纳兰性德出生后就接受纯正的汉文化教育，这为他之后轻松中进士以及填词打下了至关重要的基础，所谓“未染汉人风气”也只是王国维的片面之词。王国维的评价影响很大，必须加以辨别，避免断章取义，更勿挟王国维的一己偏见以自重，以免贻笑方家。须知纳兰词在清代的崇高地位并非因为王国维的赞誉而得以确立。

顾贞观作品最佳的，是寄给谪戍在宁古塔的吴兆骞的〔金缕曲〕二首。它用词代替书信，别开生面；缠绵悱恻，字字皆血泪所成，风格感情，都与纳兰性德《赠梁汾》一词相似，故纳兰性德叹为：“河梁生别之诗，山阳死友之传，得此而三。”（《弹指词》自注）

清后期词人

清后期著名词人主要有张惠言、周之琦、谭献、项廷纪、蒋春霖、龚自珍等人。谭献曾经列举了“后七家”和“后十家”，所谓“后七家”即：张惠言、周济、龚自珍、项廷纪、许宗衡、蒋春霖、蒋敦复。上述七人加上张琦、姚燮、王拯三家，即“后十家”。谭献虽然出于自谦而没有把自己列入其中，但是其《复堂词》却不逊色于上述数人作品，词学影响力更是持续三十多年，为清末一大宗师。

乾隆后期及嘉庆时期，出现了以张惠言（江苏常州人）、周济为代表的“常州词派”，取代“浙派”在词坛的地位。它的影响，历清中叶而直到近代，比“浙派”来得深远。“常州派”强调词的“比兴”作用和社会意义，以推尊词的地位，如张惠言说词要“意内而言外”，要“缘情造端，兴于微言”，发扬《诗》、《骚》的比兴之旨；周济说：词“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词人要“见事多，识理透”，“诗有史，词亦有史”，说王沂孙词是“故国之思甚深，托意高，故能自尊其体”，等等。他们为了要矫正“阳羡派”末流词的过度粗犷，“浙派”末流词的轻弱琐碎，提倡词要写得“深美闳约”（《词选序》），质实厚重。他们的理论，对清代和近代词的发展，起了推进作用。然而他们在创作上，最宗奉的词人是晚唐的温庭筠和北宋的周邦彦，又不免偏囿于“婉约”、秾艳的形式；他们评论古代词人的“比兴”之作，也多流于附会，不过这种“附会”并不是他们的首创，而是从南宋的鮦阳居士解读苏轼《卜算子》等作品时就已经存在，张惠言等人也直接从鮦阳居士那里继承了这种解读方式，不仅为稍后的王国维等人批评，也被同为常州派的端木埰等人委婉反对。

张惠言、周济之外，这派作家还有张琦、董士锡，及作风相近的周之琦、谭献等。早期“常州派”词人，上无清初明室遗民之恨，下少接触到鸦片战争以后的惊风骤雨，所以他们词中的“比兴”，主要还是个人生活和感受的曲折吐露，仍然缺少深广的社会意义；风格比较厚重，虽能做到“深美闳约”，但形式的绵密也掩盖不了内容的空虚。他们对词的艺术有新的认识和尝试，有新的成就，但却很少挖掘到新意境。这是受着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使得他们在创作实践上的贡献，不能充分地体现他们的理论要求。倒是鸦片战争之后，在时代起了大变化的情况下，有些继承他们的创作倾向的词人，作品的内容和寄托却较他们丰富。这类词人，可以谭献、庄棫、王鹏运、朱孝臧等为代表，他们可以说是“常州派”的余波后劲。

当“常州派”主盟词坛的时期，有不为此派风气所囿，自为清真哀艳、接近纳兰性德的项鸿祚（后改名廷纪）的《忆云词》；自为疏隽秀雅，接近“浙派”的郭麐的《灵芬馆词》，也各有其特色。谭献曾推纳兰性德、项鸿祚与近代的蒋春霖，为清代词中“三鼎足”（《箧中词》）。而龚自珍本其为文为诗的新奇瑰丽的思想文采，以为词“绵丽飞扬”（谭献《复堂日记》）“能为飞仙、剑客之语”（《箧中词》），不囿声律，不拘宗派，更为自具面目。凡此均表现了他们愤时疾俗、厌旧迎新的精神。

项廷纪

项廷纪，原名继章，又名鸿祚，字莲生，浙江钱塘人。道光壬辰（一八三二）举人，（一八三五）卒，年仅三十八岁。著有《忆云词甲乙丙丁稿》四卷。其自序云：“生幼有愁癖，故其情艳而苦，其感于物也郁而深；连峰巉巉，中夜猿啸，复如清湘戛瑟，鱼沉雁起，孤月微明；其窅敻幽凄，则山鬼晨吟，琼妃暮泣，风鬟雨鬓，相对支离；不无累德之言，抑亦伤心之极致矣！”（《甲稿序》）又云：“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时异境迁，结习不改，霜花腴之剩稿，念奴娇之过腔，茫茫谁复知者？”（《丙稿序》）又云：“当沉郁无憀之极，仅托之绮罗芗泽以洩其思，盖辞婉而情伤矣！”（《丁稿序》）于此略见作者之情趣。朱孝臧题云：“无益事，能遣有涯生。自是伤心成结习，不辞累德为闲情，兹意了生平。”（《彊村语业》卷三）亦约廷纪自序言之也。谭献评曰：文字无大小，必有正变，必有家数。水云楼词，固清商变徵之声，而流别甚正，家数颇大，与成容若、蒋鹿潭，二百年中，分鼎三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