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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策 完（第1页）

刺客

刺客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中不容忽视的一个特殊的群体，经常作为斗争的工具的来使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一大批刺客出现于人们的视野中，开始活跃在历史舞台上，刺客的事迹最先出现于《左传》与《战国策》等书中，对于他们的记述基本上都是历史和文学糅合在一起，很难区分。

《战国策》中的刺客中比较知名有豫让、聂政与荆轲三人，在记载刺客事迹上也表现出与《左传》中对刺客一笔带过的方式不同，能够比较全面的记载刺客的姓名与所发生的事件，记载的篇幅明显变长，对刺客人物形象的塑造也更为生动具体。《战国策》因此成为先秦史传文学中最先出现的一篇中以一个刺客形象作为中心，并将具体的形象塑造展现于一个大的故事情节中的著作。

《战国策》还记载了个别的隐士，如颜斶。但《战国策》对隐士的思想似乎并不赞同，至少是不置可否。如《齐四·齐宣王见颜斶》似乎对隐士的思想大为赞赏，而《齐四·齐王使使者问赵威后》又似乎对赵威后杀绝隐士的思想深表赞同。可见，《战国策》提及隐士，其兴趣不在于推崇隐逸思想，而是因为颜斶的言论雄辩，驳得齐宣王君臣哑口无言，可资纵横家效仿。

发音

古代版本中，吴师道《战国策校注》可能是仅有的加了很丰富的注音的版本。他的作品成书于元代，处于近代汉语阶段，与现代汉语语音已经很接近。

通过对该书注音中反切上字和直音的考察，可以发现声母变化的一些规律。他的注音中已经有不少语句能够体现轻重唇区分现象。例如：“披其枝”（秦三·范睢曰臣居山东），披：普靡反（《广韵》：敷羁反，《集韵》：攀靡切）。“披、普和攀”同属于滂母，“敷”属于敷母；“靡”与“羁”属于平声支韵。滂母是重唇音，敷母是轻唇音，在《广韵》中两母可以互切，而在《集韵》中就都换成了滂母，这说明轻重唇已经有了区分。还有声调的一些变化规律，主要是“全浊上声变为去声”和“入派三声”。比如“欲与我诛者袒右”（齐六·王孙贾年十五事闵王），袒：荡旱反（《广韵》：徒旱切）。“袒”属于旱韵，“旱”属于上声韵，但是吴氏注曰：“循习作徒案反，属于去声翰韵。”与承袭古书注音的上声不同，当时已经变成了去声，这说明在吴师道所处时代“全浊上声”已经有了“变为去声”的趋势。还有“是时侍医夏无且以其所奉药囊提荆轲”（燕三·燕太子丹质于秦亡归），提（同“掷”）：侄帝反（《广韵》：直炙切）。“掷、直、侄”都属于澄母，“帝”属于去声霁韵，“掷”和“炙”属于入声昔韵。宋代之后，入声逐渐归入三声，全浊声母入声字变为去声，此时，“帝”和“炙”可能已经是同韵了，所以这里可以互切。

真实性

《战国策》成书以后，其内容的真实性就一直饱受争议，甚至可说它的性质与定位是《战国策》研究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刘向本人是把它算作《六艺略》部分，“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换言之，刘向认为这部书是纵横家“策谋”的大总汇。四部归类法出现后，多将其归入史部，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便把《战国策》与《史记》并列为史部，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则认为“《战国策》当为史类，更无疑义。”。但对于这一分法，历代多有不同看法。《隋书·经籍志》就认为《战国策》并非正史，而将它归入杂史之列，“盖战国游士记其策谋。属辞比事，皆不与《春秋》《史词》《汉书》相似，盖率尔而作，非史策之正也……谓之杂史。”，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三中第一次取消了《战国策》“史”的地位，而归入子部“纵横家”类：“予谓其纪事不皆实录，难尽信。盖出于学纵横者所著，当附于此。”此后，高似孙《子略》、马端临《文献通考》及《宋史·艺文志》都把《战国策》归入子部。甚至就名称而言，“策”指“书册”还是“策略”一直有争议。还有人认为《战国策》“不是一般概念上的历史书”，可能是“策士”阶层的修习教材，长短不一，故称为《长书》《修书》《短书》，合起来是《短长》，内容是有关策谋和国家大事的，所以叫做《国事》《事语》《国策》

单纯就内容而论，《战国策》的记事很多未标注年月，这就严重贬损了其史学价值，而且记事不分轻重，仅对所谓的“奇策异智”津津乐道。最为重要的是该书记事不以实录为宗旨，很多内容明显是虚构的文学故事，比如入选中学教科书的“唐雎不辱使命”就是（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曾有人评价说“大抵观战国之事者，取其大旨而已，不必字字为据”。也有人考证，全部作品中，时地错讹或言辞虚妄的作品至少有97章。这个比例相当不低。比如《张仪说魏王》及《张仪说韩王》等文均有“筑帝宫，祠春秋，称东藩，效宜阳”之言，秦称帝乃周赧王二十七年[60]，张仪早已卒于赧王六年，相距二十余年。因此，《战国策》保存了许多珍贵的战国史料，很多人认为它不能称为“史书”。有人干脆把《战国策》称为“一部收集和杜撰奇谋妙语的故事大全”。

与同时期的其他史书或史学材料印证，可以认定至少一部分是真实的，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自不待言，还有比如1973年出土于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的帛书《战国纵横家书》。该书27章中11章的内容见于《战国策》和《史记》（其余皆为佚书），文句也大体一致，对修订和补充《战国策》有很高的价值，但该帛书是否可信也不能完全肯定，《战国纵横家书》估计为汉高祖刘邦后期或汉惠帝时的写本，且“为司马迁、刘向等所未见”。毕竟现今所见《战国策》已非刘向所编《战国策》，而刘向所编《战国策》亦非战国纵横家文献之原貌，只能说按照秦汉学术的层累判断，帛书可能更接近于原貌，也更具可靠性。比如其中有十六篇苏秦的书信和游说辞，这些文献几乎将司马迁在《史记》的记载全部否定。比如，苏秦张仪年代孰先孰后，《史记》记录显示这俩人是同龄人，然而帛书记载，苏秦的年代大体应比张仪晚一代人。而从《战国策》中所记载的事件来看，张仪又是晚于苏秦多年。

至于苏秦、张仪其他的故事是否可靠也难说，比如早年苏秦、张仪是否是同学，《战国策》和《史记》就截然不同，可能是秦汉之际乃至更晚在齐地鬼谷传说的影响下开始流传的。比如“张仪的受笞，入秦为相、报仇，所有这些重大情节，与范睢的故事如出一辙，这是难以令人置信的。”

《战国策》真实性研究有一个重要的切入点就是有关苏秦张仪的策文，毕竟关于这两人的文本在《战国策》《史记》《韩非子》《吕氏春秋》《说苑》乃至《战国纵横家书》之间都有互见重出的现象。

学术研究

日本学者将《战国策》的策文（其称之为“记事资料”）分为两种：“将采用书信、奏言、对话等形式，而且有历史背景的、比较可靠的资料称为‘故事’，将并非书信、奏言形式而是概括几个故事的形式称为‘传说’。”这一做法基于《战国策》史料的驳杂性、层次性，回避了史学、文献学方面一些难以解决的争议，而将全部文本看做是“故事”或“传说”进行研究。

明清时期考据之风大兴，《战国策》研究在这一时期全面展开，包括黄不烈的《战国策札记》、金正炜《战国策补释》、顾观光《战国编年》、张琦《战国策释地》等。

20世纪以来的《战国策》研究，大致经历了两次高潮。第一次是20世纪30年代，新文化运动之后，疑古风潮兴起，罗根泽和金建德等人提出《战国策》是刘向缀合蒯通书及《史记》等书而成的“伪书”，后来，又展开了对苏秦、张仪等人的历史辨伪研究。搜集逸文方面，则有诸祖狄的《战国策逸文考》。这次高潮主要讨论的问题就是《战国策》的文本来源及作者的问题，并承续前人对该书进行整理校注。第二次高潮是1973年马王堆《战国纵横家书》出土，这次以出土文献的利用为主要特色，主要关注《战国策》所载材料的原初归属、记事真伪、系年次序、版本流传等问题，主要参与的学者为杨宽、唐兰、徐中舒、缪文远、诸祖耿、郑良树、郭人民等。第二次高潮在21世纪的头几年基本结束。

这两次高潮总体上都属于史学与文献学研究领域，但是就算单纯从史学或文献学的角度而言，这些研究还总体上处于起步阶段，讨论的都是古籍整理的一些最基本问题，而且由于材料和证据的缺乏，很多问题一直没能解决，比如《战国策》、《史记》以及《战国纵横家书》所载不同苏秦事迹的考定，在学界始终没有达成共识。即使在文学研究领域也一直没有深入的研究，只好略略地谈了一些艺术特色和语言艺术方面的问题。

作品评价

“战代任武，而文士不绝，诸子以道术取资，屈宋以楚辞发采，乐毅报书辨以义，范雎上书密而至，苏秦历说壮而中，李斯自奏丽而动。若在文世，则扬、班俦矣”（南朝文学评论家刘勰）

“文辞骎骎乎上薄六经，而下绝来世”（北宋文学家李格非）

“六经，治世之文；《国策》，乱世之文，然有英伟气，非治世、衰世之文之比”（南宋理学家朱熹）

“至战国而抵掌揣摩，腾说以取富贵，其辞敷张而扬厉，变其本而加恢奇焉，不可谓非行人辞命之极也”（清代史学家章学诚）

“其文章之奇足以娱人耳目，而其机变之巧足以坏人之心术”（清代学者陆陇其）

“乱乎圣人之经”（清代学者程夔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