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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银 固定丁银 摊丁入亩 废除匠籍（第1页）

一、丁银

释义

我国古代的赋税制度。唐朝前期实行租庸调制，以人丁为本。安史之乱以后，以土地和财产的多少纳税，叫两税法。纳税分为土地税（田赋）、人口税（户税）和杂税等。明中期推行一条鞭法，清朝初年康熙帝为了鼓励垦荒，发展农业生产，于1712年（康熙51年）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就以上一年（康熙50年）的人丁数（24621324人）为征人口税的数额，以后滋长人丁，不再加人口税。因为丁税数额固定了，到雍正帝时，就把丁税平均摊入田赋中统一征收，叫做“摊丁入亩”，征的税叫“地丁银”。从摊丁入亩政策之后，人丁税被彻底废除。

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6年），开始在广东、四川等地实行摊丁入地的税制。到乾隆时通行全国，但各省实施程度不一。山西省到道光时还有未并县份。摊了入地的主要内容，以府或县为单位，把康熙五十年征收丁银的总额，按亩全部分摊到田赋中。由于各府县丁银和田赋的比数不同，每两银的田赋所摊加的丁银也不同，多数地区所摊数额，大致是每两银的田赋摊入丁银“一、二钱。这种税收制度，称为地了制度。缴纳的这种田赋，一般称为地了钱粮。

这种税制因将丁银摊入田亩，废除了官僚豪绅的免税特权，无田的人民不再纳丁银，纳地丁银的人也不再服摇役，虽在以后的年份仍允许地方官令民服役，但受到了限制，结束了长期以来对地、户、丁赋役制度的混乱现象，简化了税制，完成了对人、户、丁征税归人财产税的过程，是中国封建税收制度的一个进步。它从根本上削弱了封建国家对农民人身的束缚。其结果使人口不断增长，垦地逐渐增多，生产得到了发展。[2]

就是说，一条鞭法，将田赋，徭役，杂税合并，折成银两，按人丁和田亩多少征银。摊丁入亩是将丁税平均摊入田赋，统一征收地丁银，废除人头税。

中国自古已有，古代税里面主要就是赋税和丁税。还有一些随时会出现的杂税。

为什么中国极盛时期的汉唐，人口不过6000万，除了战争、粮产量之外，丁税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一家九口人，就要交九个人的丁税，谁敢生很多孩子啊，生多了也养不活，还要多交丁税，所以男孩是生孩子的主要目的。同样一个人，男的比女的力气大吧，干农活快吧，可是要交同样的丁税，所以农家人希望生男孩，多个劳动力，合算。

清朝，雍正时期，摊丁入亩，中国的人头税正式结束，就是不交人头税了。据说在那段时间了，中国的人口快速增长。除了不交人头税，生孩子没有顾忌，只要养得起就努力生，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废除人头税之前有许多的黑户，雍正时期不用交人头税了，他们这一群人就可以自由的工作，回到家乡了，上报官府登记了。

丁赋：亦称“丁税”“丁钱”“丁银”或“身丁钱”。中国历代政府按丁口计征的税种，征税对象是男丁，其性质是以钱代役。如汉代的“更赋”，唐时的“庸钱”。各代多有丁赋之征，其差别在于对成丁年龄的规定不同，税率不同。成丁年龄，汉时为23岁至56岁；晋时则规定16岁以上至60岁为成丁，13岁至15岁，61岁至的岁者为次丁；隋初以18岁为成丁之年；唐初则21岁为成丁。丁赋到明时，一条鞭法改革中被并人田赋一同折银征收，但丁银与田赋分为两个税目。清摊丁入地法则将丁银正式并入田赋，按四亩征收。

丁税亦称“丁赋”、“丁钱”、“丁口钱”、“丁银”、“身丁钱”、“丁算”。中国历代封建政府征收的人口税的总称，一般对男丁征收。汉代的口赋和算赋按人头和年龄计征，带有丁税和代役的性质。南朝时称为口钱。南齐还征过塘丁税。十六国中的成汉征口钱。口出钱40文。北周时征过丁庸，以代替劳役。宋代有征身丁钱或丁米。元太宗元年（1229年），对西域人征丁税，八年定科征之法，令诸路验民户成丁之数，每丁岁科粟1石，驱丁五升；新户丁驱各半之，老幼不与；其间有耕种者，或验其牛具之数，或验其土地之等，计征地税；丁税少而地税多者纳地税，地税少而丁税多者纳丁税。以后又有更动。明清时称为丁赋。

二、固定丁银

康熙五十年（1711）以前，清朝的赋役制度，尽管屡经调整，但由于积弊已久，仍十分繁杂而混乱。既影响封建国家的财政收入，又不断地激起“民变”，若不改革，就会直接影响到清王朝统治。于是康熙五十一年（1712），决定“盛世滋丁，永不加赋”，即以康熙五十年全国人丁数2462万余丁，丁银335万余两为定额，以后再增加的丁口，不再加征丁银。这一措施旨在克服农民在赋役压榨下四处流亡的严重现象，以便稳定封建国家的财政收入，但对无地或少地的人民来说，因为当时一般劳动人民丁多地少，而地主阶级田多丁少，田丁税的相对固定，就能使他们不至于为了躲避繁重的丁税而四处流亡。

但这一措施只是不再增加丁银，并不是免除丁银。而且还规定人丁缺额由新添丁口抵补；再不足又以亲戚或同甲粮多者补之。这种抵补的办法又造成了丁银负担不均。于是雍正初年，有地之家，田连阡陌，所输无几，而贫苦农民或寸土全无或有少许土地，却与富户同样负担丁银，形成了一种明显的“苦乐不均”的现象。如何解决不合理的丁税问题仍是一个难题。于是一些有见识的地主阶级官吏，从封建地主阶级政权的长治久安出发，纷纷提出把丁税摊入地亩之中一并征收，称为摊丁入亩或称地丁合一。

三、摊丁入亩

背景

原有丁银制度

清代的丁银是沿袭明代的丁银而来的，但丁银编征作为中央政府赋税征解的内容，则是清代的事情。在明代，丁银与里甲、均徭等四差银一起，都由地方官员征用，并不上缴明中央政府，实际上这项收入多落入官吏的私囊。在明朝中央政府那里，也没有全国丁银的统计数字，只有户丁的总数，在行政及政策制定方面，中央政府也未涉及丁银的处理以及如何支配的问题。

清朝定鼎北京后，以加强中央集权和筹集军饷为中心，同时强化对地方财务的管理。大致说来，自顺治二年（1645年）始，清朝中央政府命令地方官将丁银随同田赋一起上缴，同时对于人丁的编审也逐渐制度化，以保证丁银的征解。清初原定三年一编审，顺治十三年（1656年）改为五年一次编审人丁。顺治十五年（1658年），清廷命令各直省将编审人丁造册送部。顺治十七年（1660年）覆准，“直省每岁终，各将丁徭赋籍汇报总数，观户口消长，以定州县考成”。通过这些措施，在剥夺地方官任意支配和使用丁银权力的基础上，清朝中央政府直接征用丁银。

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朝中央政府首次公布了全国丁银的统计数字，“直省徭里银3008900两9钱，米12570石1斗”。丁银成了清朝中央政府赋税征收的重要内容。

丁银制度的弊端

山西布政使高成龄在奏折中说：“富者田连阡陌，竟少丁差，贫民地无立锥，反多徭役。”

丁银的编征自始就存在着弊端。康熙初年曾任直隶灵寿县知县的陆陇其对此曾分析说：“查旧例，人丁五年一审，分为九则，上上则征银九钱，递减至下下则征银一钱，以家之贫富为丁银之多寡，新生者添入，死亡者开除，此成法也。无如有司未必能留心稽查……且又相沿旧习，每遇编审，有司务博户口加增之名，不顾民之疾痛，必求溢于前额，故应删者不删，不应增者而增，甚则人已亡而不肯开除，子初生而责其登籍，沟中之瘠犹是册上之丁，黄口之儿已是追呼之檄，始而包赔，既而逃亡，势所必然。”这种户丁编审中的虚报和浮夸之风在很多地区都存在。

而官员绅衿利用优免特权隐漏人丁，奸猾之徒又托为客籍以为规避，而丁银项目仍然存在，结果便落在贫苦农民的身上。其中在实行户等编审制的地区，出现了利用户等进行放富差贫的现象。如山东曹县，“豪强尽行花诡，得逃上则；下户穷民置数十亩之地，从实开报，反蒙升户”，结果“其间家无寸土，糊口不足，叫号吁天者，皆册中所载中等户则也”。这样一来，一方面，封建官府为追求溢额在编审时多行虚夸；另一方面舍富就贫，丁银溢额增多的结果便是使中下层民众承担起更多的丁银来，饱受“代纳”和“包赔”之苦。

这样一种丁银编征，使得阶级矛盾更趋激化。对于丁赋的征收来说，其结果是“在民有苦乐不均之叹，在官有征收不力之参，官民交累”。

决心改革

康熙时期解决了长达八年的吴三桂等三藩的分裂战争，收复了被郑经割据多年的台湾，驱逐了占据中国黑龙江地区的沙俄势力，又出征蒙藏平定准噶尔部蒙古贵族分裂势力的动乱，连年的征战耗费大量财力再加上各级官员贪腐，老百姓过得很苦。康熙帝本人亲民爱民，常自觉民间疾苦，如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康熙帝说：“朕四次经历山东，于民间生计无不深知。东省与他省不同，田野小民俱系与有身家之人耕种。丰年则有身家之人所得者多，而穷民所得之分甚少；一遇凶年，自身并无田地产业，强壮者流离四方，老弱者即死于沟壑。”次年，康熙帝又说：“为民牧者若能爱善而少取之，则民亦渐臻丰裕。今乃苛索无艺，将终年之力作而竭取之，彼小民何以为生？”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康熙帝下旨“永不加赋”。

后来全面行摊丁入亩的雍正帝也常禀承先皇遗训，曾多次面谕群臣要勤政爱民，说他自己“勤求民瘼，事无巨细，必延访体察，务期利民。而于征收钱粮尤为留意，惟恐闾阎滋扰，此念时切于怀”。雍正在其继位之初就曾向各省督、抚、司、道及府州县各官分别发布谕令，要他们把钱粮征收放在所负之责的首位，不得任意苛索。且对直接征收钱粮的州县官谕令尤严，指出：“州牧县令，乃亲民之官，吏治之始基也。至于钱粮，关系尤重，丝毫颗粒皆百姓之脂膏。增一分则民受一分之累，减一分则民沾一分之泽。前有请暂加火耗抵补亏空帑项者，皇考示谕在廷，不允其请，尔诸臣共闻之矣。今州县火耗任意增加，视为成例，民何以堪乎？嗣后断宜禁止，或被上司察劾，或被科道纠参，必从重治罪，决不宽贷。”这就是说，除了确保国家财政足额，亦强调其社会公正的维护和社会心理的引导，也就是通过宽免赋税的的政策来营造人心思定、人心思安的社会氛围。

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