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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兵入关 上（第1页）

清兵入关

历史背景

明末颓势

明朝自从嘉靖后期以后，政治日益腐败，嘉靖皇帝二十年不理朝政。明穆宗到神宗时期，虽然有张居正等大臣推行财政和军事改革，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明朝的颓势，但是终究是昙花一现。很快明神宗又开始长期怠政。同时，为争立皇太子，演成了旷日持久的“国本之争”，门户之争日盛一日，互相倾轧。东林党、宣党、昆党、齐党、浙党，名目众多。就在明神宗晏处深宫，“万事不理”，导致从内廷到外廷闹得不可开交之际，辽东后金迅速崛起，不断出兵南犯，向明军发动进攻，辽东战事爆发。辽东边防空虚，军民困甚，供应艰难，加上明神宗用人不当，明军屡屡败北。明神宗为了应付这笔庞大的军费，自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九月起，先后三次下令加派全国田赋，时称“辽饷”，明末三饷（辽饷、剿饷、练饷）加派开始。加派非但无济于事，反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不满，纷纷投入到反对明朝的革命洪流。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的萨尔浒之战更是标志着明朝在辽东的统治趋于瓦解。

就在辽东战事吃紧的时候，明神宗撒手人寰。即位的明光宗朱常洛在位仅一个月也死去，相继而发的“红丸案”和“移宫案”更是严重破坏了明廷的决策机制。[5]新即位的明熹宗朱由校早期大量启用东林党人，加剧东林党争，因此对朝政失去耐心。宦官魏忠贤趁机干预政治，拉拢齐楚浙党，号为阉党。魏忠贤擅权跋扈，爪牙遍布全国，并大肆打击东林党。[6]明朝的内部倾轧，导致关外的后金军队更加肆无忌惮。到了崇祯时期，崇祯用人多疑、刚愎自用、举棋不定导致局势愈加糜烂。

明朝晚期的财政恶化也是明朝颓势的一大方面。对土地的大肆兼并和矿使税监的疯狂掠夺，给社会经济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而明朝后期战事频繁，用度巨大，明朝廷不得不采取“竭泽而渔”的政策。除了“辽饷”，崇祯十年（1637年），与清军和农民军两面作战的明朝廷，为了一举消灭农民军，根据杨嗣昌“因粮加赋”的倡议，再次加派。崇祯十二年（1639年），延臣议练边兵，杨嗣昌筹划，东而辽东、蓟镇，中而畿辅，西而陕西三边，共练兵七十三万。练兵需饷，遂于天下田土中，亩加赋银一分，计得七百三十余万两。这宗加派称作“练饷”。此后，“练饷”又成为明朝廷的另一宗常赋。到了崇祯年间，外库内库俱空，不依靠一宗又一宗的加派，便无法维持。加派三饷是明朝廷将财政危机转嫁于小民的措施，这些措施不过是剜肉医疮，归根结底，只是加速了明王朝的灭亡。

农民革命

天启、崇祯年间，随着明朝政治的日益腐败，经济剥削的苛重，社会矛盾益趋激化，各地农民起义再度兴起，最终推翻了明朝的腐朽统治。最终推翻明朝的，是陕北农民大起义。天启七年（1627年），陕北灾荒严重，澄城县知县张斗耀不顾人民死活，“催科甚酷，民不堪其毒”。二月十五日，白水王二率饥民冲进县衙，杀死知县。之后，各地农民、饥民纷纷响应。崇祯元年（1628年），府谷王嘉胤、宜川王左挂、安塞高迎祥、汉南王大梁等，相继举起义旗。其后，陕西三边固原、延绥的饥兵也纷纷哗变。那些被裁减而无法生活的驿卒，也揭竿而起。从崇祯元年至三年间，各地暴动此伏彼起，势若燎原烈火。

崇祯八年（1635年）正月，起义军十三家大会荥阳。张献忠随高迎祥连破河南、江北诸县，进入安徽，克颍州，破凤阳，烧毁了皇陵。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李自成农民军攻克了洛阳，活捉并杀死了福王朱常洵，没收福王府中的金银财货和粮食物资。崇祯十六年（1643年）五月，明将孙传庭在郏县之战大败[9]。十月，李自成乘胜追击，在潼关击毙兵部尚书孙传庭，连破华阴、渭南、华、商、临潼，进攻西安。十月十一日，李自成攻占西安。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初一日，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改元永昌。

明朝内部不断爆发的农民起义，特别是陕北大起义，最终形成燎原之势，严重消耗了明朝处理辽东战事的实力，客观上为清军的不断坐大提供了条件，同时也最终埋葬了明王朝。

满族兴起

万历、天启以来，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内部危机重重。满洲贵族看到明朝内部的危机日益激化，早就有灭亡明朝、吞并中原的野心。万历四十四年（后金天命元年，1616年）建州女真的首领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后，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西）建立了后金政权。万历四十七年（天命四年，1619年）后金八旗军在萨尔浒之战中击溃明军，[11][12]并趁势夺取辽东（今辽宁）七十余城。天启五年（天命十年，1625年）后金将都城从赫图阿拉迁到沈阳，改称“盛京”。崇祯九年（清崇德元年，1636年）四月，皇太极自称皇帝，改国号为大清，并仿效明朝陆续建立政权机构，又东征朝鲜，西联蒙古，势力日益强大。

清朝为了入主中原，一方面招降纳叛，皇太极深知满族要想入主中原，必须取得汉族地主阶级的支持。因此他十分重视汉族地主知识分子和明朝降官降将的作用，对他们采取招降收买政策。诸如李永芳、范文程、宁完我、洪承畴、祖大寿、尚可喜、孔有德、耿仲明等人都先后投靠了清廷，皇太极对他们封王封侯，宠荣备至。并从孔有德等那里学来红夷大炮制造技术，给明朝造成重大威胁。另一方面又经常派兵打进长城，自崇祯登基以来，十一年中，清兵四次入塞，三次直逼北京城下。崇祯二年（天聪三年，1629年）10月，皇太极率领约十万八旗兵入喜峰口，进犯遵化、良乡、固安、香河、永平、顺义、迁安、滦州等地，被称为“己巳之变”。明崇祯十五年（清崇德七年，1642年），清军取得松锦之战的全面胜利，明朝在关外的精锐尽失，仅剩下宁远一座孤城，清兵入关的道路被彻底打通。

入关策略

皇太极生前即已定下进攻明朝、取北京的目标，采取的是“伐大树”的战略，即“攻取燕京如同砍伐伐大树，必须从四周慢慢砍伐，达到一定程度大树就倒下。……我们的大军四处攻掠，明朝国势日衰，我们国力日强，那么北京必将能夺取。”皇太极去世前不久，对天下大势已作出了相当准确的判断，他说：“根据估计，明朝有即将灭亡的前兆。为什么这么说呢？明朝内部流寇蜂起，各地爆发起义，有百万之众，攻城掠地，明朝难以遏制这个形势。明朝在关外能倚重的只有祖大寿的军队，现在合并了锦州、松山的兵马，其余还有洪承畴从关内来的援军，如今已经全部被歼灭，即使明朝招募新兵，也就是用来充数的，怎么能对外作战呢？况且明朝的官兵，非但不能抵御我们，反而抢掠自己的人民，鱼肉乡里，将领向朝臣行贿，然后将抢掠人民冒充战功；朝臣也专门钻研谄媚之道，蒙蔽了皇帝的耳目，这样的乱象，明朝怎么会不灭亡。”在这以前，他命多罗饶余贝勒阿巴泰为奉命大将军统兵伐明时就曾指示：“如果遇到起义的流寇，应该告诉他们是因为明朝的朝政紊乱，所以激起了民变，前来讨伐也是为了匡正明朝的朝政。并且以好言劝抚。告诫士卒，不要杀害流寇，导致和他们产生冲突。”由此可以窥知清廷早已处心积虑利用汉族内部阶级拼搏谋取渔翁之利。

明崇祯十六年（清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皇太极病死，幼子福临即位，清廷实权落入摄政王多尔衮手中。次年正月，蒙古鄂尔多斯部落来告大顺军已经占领陕西，多尔衮等立即在正月二十七日派使者往陕北同大顺军联络，信中说：“大清国皇帝致书于西据明地之诸帅：……兹者致书，欲与诸公协谋同力，并取中原，倘混一区宇，富贵共之矣。不知尊意何如耳。惟速驰书使，倾怀以告，是诚至愿也。”大顺军榆林守将王良智收到来信时，李自成已亲统大军向北京推进。王良智虽将清廷来信事报告了李自成，但大顺军领导人对清廷统治者急切于分享胜利果实的企图并没有给以重视。

事件起因

主词条：李自成起义、李自成攻取北京之战

早在李自成起义军的烽火燃遍中原大地之时，满洲贵族就已经意识到，先让农民起义军推翻明朝，然后再举兵入关。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1644年）初，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后，即向北京进军。三月，大同、宣府、居席降，迫至京师城下。十九日，破皇城，崇祯帝朱由检自缢，明王朝的统治被农民起义推翻。满洲贵族认识到入主中原的机会已经到来。

此时，驻守山海关的明朝总兵吴三桂，在李自成占领京师时，在是否归顺大顺政权的问题上摇摆不定，然而最终向清朝投降。他向清摄政王多尔衮“乞师”，而多尔衮在假意再三推辞下，终于同意了吴三桂的请求，进兵中原。事实上，清朝对此早有准备。范文程在清朝问鼎中原的过程中起关键的作用。明朝灭亡前夕，清朝便决定派多尔衮、阿济格、多铎统兵伐明，企图再次大掠中原。而几乎在李自成进京的同时，清廷重臣范文程便察觉到明朝将亡，便奏请清廷占领中原。

李自成进京十五天后（四月初四），清廷急召在盖州汤泉养病的范文程入盛京讨论明亡之后的对策。范文程指出了李自成的某些失策和弱点（如肆意刑讯拷问明朝大臣、强行向在京官僚商人追赃、贪图子女玉帛等），[29]断言“可一战破也”，极力鼓吹说：“我国上下同心，兵甲选练，声罪以临之，衅其士夫，拯其黎庶，兵以义动，何功不成？”他还要求清军改变一味屠杀掠夺的策略，称：“古未有嗜杀而得天下者……若将统一区夏（即华夏），非乂安百姓不可”。而多尔衮本来就有入主中原打算，在范文程的鼓动下，清朝当局立即下令连日急骤兵马，十多万八旗精锐迅速涌向中原。

事件经过

吴部投清

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1644年）三月明亡之时，吴三桂等撤入关内的辽东官员却很快决定接受大顺政权的招降。作出这一决择首先是因为吴三桂等人获悉大批明朝文官武将都归附了大顺，其中不少人（如唐通、白广恩）在过去辽东战事中曾同吴三桂共事，大顺政权已是众望所归，颇有统一天下之势；其次，大顺政权同明王朝一样是以汉族为主体的政权，吴三桂等辽东官绅军民更易于接受；第三，吴三桂所部辽东官兵一直处于同清军对峙的地位，而同大顺军并没有多大恩怨，即如史籍所说：“以清兵仇杀多次，不欲返颜，乃修表谋归李贼。”第四，就个人前途着想，吴三桂虽有一部分亲属降清，但他的父母等直系亲属居住在北京已处于大顺政权控制之下，归降或敌视大顺政权必将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命运。何况，曾在辽东共事的总兵白广恩、姜瓖、马科、唐通等人都已跻身于大顺朝新贵之列，唐通兵力远逊于己，三月间才投向大顺就受封为定西伯，由他出面劝降，“盛夸自成礼贤，啖以父子封侯”，对吴三桂有很大的吸引力。正是由于以上原因，吴三桂、黎玉田、高第迅速决定投靠大顺政权。山海关防务由李自成派来的唐通接管。

三月二十二日，吴三桂在永平府（府治在今河北省卢龙县）张贴告示，有“本镇率所部朝见新主，所过秋毫无犯，尔民不必惊恐”等语[34]，证明他已率领部下兵马前往北京准备接受李自成的新命了。三月二十六日左右，吴军行至河北玉田县，离北京已经不远了，吴三桂突然改变主意，由投降大顺转持敌对态度。产生这一急剧变化的原因在史籍中有三种说法：一是吴三桂听说他的父亲吴襄被大顺政权拘捕追赃，一是误信从京中私自逃出的奴仆谎报吴襄全家被大顺军抄没，第三种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说法是吴三桂留在北京的爱妾陈圆圆为大顺军将领所掠，于是“冲冠一怒为红颜”，真实情况已难考定。吴三桂投降大顺，本意是维护和扩张自身利益，从北京传来的消息使他疑窦顿生，猜测李自成的召见很可能是一种骗局，将对自己采取不利行动。于是，他骤然变卦，带领部下兵马直奔山海关，从背后对镇守关门的唐通部发起突然袭击。唐通的兵力大约只是吴三桂部的五分之一，加以变生意外，猝不及防，山海关遂被吴三桂占领。唐通率残部撤往离山海关不远名叫一片石的地方，大顺政权委任的其他官员也纷纷逃回。

吴三桂折回山海关，使山海关地区顿时彤云密布，笼罩着一片紧张的战争气氛。当地人士佘一元《述旧事诗》云：“吴帅旋关日，文武尽辞行。士女争骇窜，农商互震惊”，真切地反映了百姓们的惶惧不安。跟吴三桂采取同一立场的只有原山海关总兵高第和卫城（即清代的临榆县）一小撮缙绅地主。关、辽两镇兵力合计不过五万，山海关一隅之地又难以筹措粮饷。“维时内无军需，外无援旅，人心汹汹，不保朝夕”。吴三桂当然明白凭借这么一点军事和经济实力根本不足以同大顺政权抗衡，更谈不上在顺、清夹缝中求生存。他决定回师夺取山海关实际上意味着他在同大顺政权决裂之时已经把投靠清廷作为出路。为了给自己增添一些本钱，他不是率部出关以丧家之犬的形象向清方投降，而是玩弄手腕，一面“遣人东乞王师”，以京东要塞山海关城为见面礼；一面“遣人绐贼缓师”，“以待本朝大兵”。

李自成获悉吴三桂占领山海关的消息后，经过紧张的商议，决定一面安抚吴襄，以吴襄的名义写信规劝吴三桂，希望借父子之情使他幡然变计；一面作好武力解决的准备，出兵平叛。四月十三日晨，李自成、刘宗敏亲自统率大军向山海关进发。随行的有明朝太子朱慈烺、永王、定王、晋王、秦王和吴襄等人，这说明李自成仍希望通过君、亲之义招降吴三桂。然而，由于吴三桂同清方勾结已成定局，招降的可能性不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