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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庆和议（第1页）

隆庆和议

事件背景

明蒙关系

15世纪末、16世纪初蒙古方面出现了转折，蒙古杰出的首领达延汗统一了蒙古草原，使得蒙古草原一度平静，但是草原游牧经济发展中缺少的就是中原农业的补充。为解决牧区生产和生活上的不足，蒙古各部封建主也曾多次与明朝进行通贡、互市，但和平贸易经常被战争中断，甚至还遭到明朝的经济封锁。因此，有时迫使蒙古封建主挥戈南下，用掳掠的办法去夺取中原汉地的物资。但掳得的物资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牧区长期物资短缺的问题，而且明朝对于蒙古封建主的南侵也采取报复的行动。每年秋季，派兵深入草原纵火焚烧草场，谓之“烧荒”，使牧区的牲畜因缺草而无法过冬；明军还经常偷袭蒙古的营地，赶走大量的牲畜，谓之“捣巢”。明朝与蒙古如此严重对立，使得牧区在生产和生活上更加困难。

从嘉靖十三年（1534年）开始，俺答汗为解决闭塞的、单一的游牧经济不能满足草原政经发展的现状，向明朝发起猛烈的求贡攻势。但由于明朝方面的腐朽和奉行的民族歧视政策，以及害怕土木之变重演等一系列原因。对俺答汗的求贡一概拒绝，并多次诛杀俺答求贡使者，俺答汗遂以武力相威胁。蒙古骑兵多次南下犯边，烧杀掳掠，结果酿成了“庚戌之变”。

即使在俺答汗兵临城下的时候，仍然在做与明朝通贡的努力，派使者持书入城求贡。慑于俺答汗兵威，明朝只得答应开放马市。但开放的马市只限于大同、宣府两地，且贸易的种类和数量都有严格的限制，这远不能满足蒙古方面的要求。俺答汗遣使要求扩大贸易的范围，但以嘉靖皇帝为首的顽固派非但拒绝所请，甚至关闭了马市。明蒙贸易中断，双方战争又持续了二十年。

经济因素

游牧经济的单一性和脆弱性决定了其对中原经济的依赖性。“单一的游牧经济与内地农业，手工业之间的分工交换关系，是推动北方民族南迁或南进的杠杆，也是北方游牧经济自古以来始终与中原保持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最终形成多民族国家的经济基础”。[2]

据《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俺答封贡》记载：小王子达延汗有三子：长子为阿尔伦，次子为阿著（巴尔斯伯罗特），第三子为满官嗔。阿尔伦死后，两个儿子年幼，所以达延汗次子阿著称小王子。不久阿著病死，所以众人推立阿尔伦之子卜赤为小王子。阿著又有二子：长子为吉囊，次子就是俺答。阿著的两个儿子实力强大，小王子虽然名义上是鞑靼的首领，但是诸部都不相统摄。吉囊占据河套，临近关中，土地丰饶。俺答占据开原、上都附近，当地贫瘠薄弱，所以只能以入寇劫掠为生。由此，可得出经济问题是俺答汗积极求贡的根本原因。

政治因素

俺答积极求贡亦有其政治上的意图，曹永年《明经世文编》卷216《接报夷情疏》记载，认为俺答求贡的政治意图之一在于借取明朝的封爵提高自己的声威，以与小王子抗衡，所谓“将假朝廷官爵，与其侄争雄”。也就是借助明朝封赐的官职，提高在诸部的影响力，与小王子卜赤抗衡。随着俺答汗势力日渐强盛，与蒙古诸部因政治利益而矛盾重重。谷应泰记载，此后俺答的势力逐步强盛，有骑兵十余万之众，在鞑靼诸部中称雄，当时俺答与小王子、吉囊诸部，有时结合有时分裂。俺答汗只有通过与明朝的通贡，来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才能与小王子、吉囊诸部争锋。

军事因素

蒙古单一的游牧经济决定了其迫切需要中原的物资，而获取中原的物资无非是两种手段，即和平手段和战争手段。但靠战争掠夺的方式非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蒙古内部资源匮乏的状况，还会给蒙古带来大量的损失。而明朝对蒙古的经济封锁，以及烧荒、捣巢等手段也令蒙古畏惧。这样，杰出的政治家俺答汗把眼光从战争掠夺转向了和平贡市。

思想因素

自俺答汗引黄教（喇嘛教）入蒙古以来，俺答年年奉佛诵经，忏悔戒杀，并认识到连年战争给下层民众带来的深重灾难。所以有利于其思想的转变，由战争转向与明朝的和平交往，这就促使俺答汗积极争取与明朝的通贡。此外，明代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之妻三娘子为维护明蒙和平友好关系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促成“俺答封贡”的过程中也是功不可没。三娘子从大局出发劝说俺答汗与明朝政府议和，进行通贡互市，俺答汗亦采纳其妻建议，从而开创了蒙汉和平友好的新局面。可见，俺答汗积极求贡亦受其妻三娘子的影响。

俺答汗死后，三娘子继续辅佐新一代顺义王黄台吉维护蒙汉互市的局面，有时，三娘子还亲自率部入贡，以示继续忠顺。之前，王崇古总督蒙古事务，继王崇古之后，还有方逢时、吴兑代替他作为总督，蒙古诸部都不时前来边关进行贡市。而三娘子非常仰慕明朝内地的繁华，不时前来通好。有时三娘子亲自致上手书以求赐金珠翠钿，以求两方和好，诸部落中有顽固不服从教化的，三娘子也随时向明廷汇报，边关督府得以随时戒备。

直接诱因

把汉那吉是俺答的孙儿。自那吉之父铁背台死后，他就被俺答的妻子克哈团所照顾。那吉成年后，又为他娶妻比吉。那吉其后又娶了他姑母的女儿三娘子。不幸地，俺答又爱上了他的外孙女三娘子，因此三娘子便转投到外祖的怀抱。把汉那吉极其不满，便与阿力哥等十余人，赶到大同万里长城边界要求明朝大同巡抚接见。在宣大总督王崇古坚持下到明朝受降，并厚待之，俺答随后追至，得知把汉那吉未死，大喜，着手谈判营救。

鞑靼战力虽强，但文化不高，因此在明初一直未成气候。但在居于板升的赵全等帮助下，鞑靼有了很强的组织力。赵全等人多略善谋，为鞑靼部出谋划策，还促进了他们农牧业的发展，并且完善了鞑靼的军事建制。令鞑靼部军事实力大增，诸部望风而窜。他们正如张居正言，当时明朝有两患﹕“东患在属夷，西患在板升。二患不除，我终无安枕之日！然西事稍易，宜先图也”。意思是解决北方鞑靼部事务的时机已经到了，应该先解决蒙古事务。因此明朝态度，是要求俺答向明朝称臣，而且交出叛逃到蒙古的赵全等人。俺答封贡归顺，其实是没有什么把握，毕竟在与明朝的对抗中，俺答也绝少败仗。

俺答毕竟最爱这个孙子，因此他才会直奔至大同索人。俺答对于把汉那吉降明，不断有“日夜恐中国戕其孙”的感觉。而明朝对于“讨汉奸”的要求，在孙子安危面前也变得细小﹕“扰乱内地不是由我造成的，其根源在于赵全等人。如今我的孙子投降了明廷，其实是天意。幸而天子册封我为王，能够永久的镇守北方，北方诸部谁敢居心不轨？我们受到了朝廷的厚恩，又怎敢不报答呢？”。而且，在俺答角度，他们入侵明朝北边其实也只为抢掠。封贡称臣，失去赵全一班军师，虽有损战力，但有互市在后头，还可有明朝这个大靠山，对俺答绝对有利。互市之作用，在于安定外族之民。至此，俺答实无反对之理。

和议条件

穆宗态度

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明穆宗较少有民族偏见，在思想上能够认识到“华夷为一家”，因而在历史机遇出现时能够做出正确的决策。这一点可以从明穆宗封俺答汗为顺义王时的敕书中感受到，其敕曰：“朕惟天地以好生为德，自古圣帝明王代天理物，莫不上体天心，下从民欲，包含遍复，视华夷为一家，恒欲其并生并存于宇内也……迨朕缵承丕绪，于兹五年，钦天宪祖，爱养生灵，胡越一体，并包兼育……朕代天覆帱万国，无分彼此，照临所及，悉我黎元，仁恩惟均，无或尔遗。”意思为无论华夏或者夷狄，都为天子的子民，符合古代“王者无外”的理论。这种“华夷一家”、“胡越一体”的思想，在封建时代的帝王中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可见穆宗与其父相比，在政治上是成熟的。

在对待蒙古族的态度和政策上，明穆宗对嘉靖时期拒绝贡市而导致边患频仍的错误政策有深刻的反思，因而在加强边防的同时，执行了一条对蒙和好的政策。当有人坚决反对通贡、互市的决策时，他能用行政手段将其从朝廷中排除出去，更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山西道御史叶梦熊曾经说：“把汉那吉投向朝廷，边臣不宜容纳，朝廷也不宜对其授以官爵，这将会与鞑靼部首领结下仇恨。”并且援引宋朝时期郭药师、张事的事例。明穆宗看了他的奏疏之后，对他的言论大加斥责，下令将叶梦熊降二级、并且调外任。

议和成功之后，吏部侍郎张四维在给其舅王崇古写信时曾谈到：“如今与蒙古议和的事情之所以取得成功，虽然得益于诸位辅臣的努力，但是皇帝的正确决断也是重要的前提。”实录对此事的记述更能说明问题：“穆宗每日到文华殿参加日讲完成之后，大学士李春芳等当面陈奏北虏封贡的事宜，大臣们都表示出“外示羁縻、内修守备”的意图，穆宗说：“卿等既然已经决断好了，那就立刻去实行吧。于是廷臣知道皇帝已经决定了，就没有什么异议了。”穆宗在处理民族问题上的正确态度，实乃是“隆庆议和”能够实现的首要条件。

阁臣才能

明穆宗对内阁首辅高拱倾心委任，高拱深知如何用人行政，身负经济天下的才能，所提供的建议，穆宗都认同。而张居正与高拱相友善，高拱认为张居正也是一个治世之臣。等到李春芳、陈以勤都下台后，高拱上台成为内阁首辅，张居正作为次辅，负责议和的工作。正是在这种形势下，高拱的才能有所展布，请求增设兵部侍郎以备总督之选；请求慎选兵部司属以备他日边境兵备督抚之选等等。高拱力主册封俺答汗，张居正对此也十分认同，亲自授王崇古等人以方略。内阁的两位重臣之所以在议和问题上能取得一致，又是同吸取嘉靖时期错误之教训直接相关的。

高拱在《伏戎纪事》中谈道：“对把汉那吉之事处理起来一定要方略得当，如果轻易地接受他的条件，那么则是对他示弱，将对明朝不利，这是不可取的。但是如果贸然杀了他，则断绝了蒙古诸部归附的念想，而且白白增加他们的怨恨。这也不可取”。

至于对俺答汗封王、通贡之事，高拱又总结道：“蒙古自从三十年前遣使求贡以来，求封之心已久，但是当时没有人正视这件事，所以处置不善，致使这三十年来边患一直没有停止。”张居正在《答鉴川策俺答汗之始》中也谈道：把汉那吉来降之事关系甚重，能够解决和蒙古关系的关键也在于此。今日的议和之事一定不能草率决定。穆宗君臣对嘉靖年间明蒙战争的原因有清楚的认识，对前朝弊政有深刻的总结，因而能够理智地把握历史的航向。

边吏重视

明朝的边吏识大体、顾大局，为边防的安危敢于承担责任。当时的大同巡抚是方逢时，宣大、山西总督是王崇古。方逢时在隆庆四年（1570年）正月以右佥都御史的身份巡抚大同，史籍记载，他为人“才略明练。处边事，皆协机宜”。正是由于他练达事务，政治敏感性强，所以才抓住了这一契机，促成了历史性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