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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衙北司之争（第1页）

南衙北司之争

实质

宦官集团在中晚唐时期，在军事、内政上的权力日益扩大，以至于拥有与正统决策机构南衙对抗的能力，并且甚至凌驾南衙之上。这反映了南衙北司之争的内在实质。

崛起原因

唐初，宦官集团受到特别的抑制，“内侍省不立三品官，以内侍为之长，阶第四，不任以事，惟门閤守御、廷内扫除、禀食而已（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宦者上:卷207[M]。中华书局，1975。）”。到玄宗时期，宦官由于受到皇帝的宠信而拥有一定的实权，但这种实权非常不稳固，完全处于王权控制之下。如宠臣高力士。而安史之乱之后，由于皇帝对于武将的不信任，天生似乎缺乏危及皇权能力的宦官在军事、内政上受到的重视均不断提升。南衙北司之争由是展开。

宦官集团之所以崛起，另一个原因则在于缺乏与之对抗的力量。汉代外戚势力强大，专权的宦官始终受到外戚的制约，其影响力往往不能持续而限于一人，而且影响力本身也难以过分扩大。可是唐朝没有这样势力强大的外戚。同时，南衙由于内部的斗争，不能充分发挥制约宦官集团的作用。唐朝的执政集团，在武后之前一直是继承自宇文泰的关陇集团，而武后出于统治需要，提高科举制地位，出自科举的新一派人士进入中央决策机构，并掌握实权，关陇集团由是被削弱，而新兴集团力量还不强大。于是南衙整体的实力始终不够强大。

宦官集团崛起的第三个原因则在于士大夫的态度。对于宦官集团的崛起，士大夫总体上采取一种接受以至于依附的态度，而不像前朝士大夫一样，剧烈抗议这种败坏礼法的状况。正如赵翼的评论：“东汉士大夫以气节相尚，故各奋死与之拄；虽湛宗灭族，有不顾焉。至唐则仅有一刘对策。”

崛起表现

宦官集团崛起的表现，在军事、内政两端。军事上体现为对中央禁军的控制，内政上体现为枢密院决策权的提升。

这种崛起始于李辅国。马嵬之变后，肃宗离开玄宗，到灵武登基，在这个过程中，宠臣李辅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肃宗即位之后，李辅国地位极高。内政上，“四方奏事，御前符印军号，一以委之（《旧唐书》卷一百八十四列传第一百三十四，宦官）”，他成为皇帝与大臣交流的唯一桥梁。“宰相与群臣欲不时见天子，皆因辅国以请，乃得可（新唐书·列传·卷一百三十三，宦者下）”。军事上，肃宗本来令第三子建宁王李倓掌管禁军，但后来李辅国称李倓有异志，肃宗立刻将他赐死，把统帅禁军的权力交给李辅国。

而此时的李辅国，仍然完全处于王权控制之下。肃宗死后，他仍然过分专权，自恃辅佐先帝的老臣，这一切都引起了代宗的不满。代宗采取措施，非常轻易地铲除了李辅国。

这之后，宦官程元振接管禁军。他为人飞扬跋扈，因为私怨诬杀节度使来瑱，因为小事贬谪宰臣裴冕，这引起朝中大臣的不满。在朝臣压力之下，代宗最终将程元振解职。

再之后，掌管禁军的是宦官鱼朝恩，他担任本出自边军的神策军的监军，这支军队在讨伐安庆绪的相州会战中崛起，后来在代宗永泰年间为平定吐蕃叛乱做出巨大贡献，成为禁军。鱼朝恩最终同样因为权势过大而被皇帝授意除去。宦官自此不再掌管禁军。

肃宗、代宗年间，宦官集团曾经在掌握禁军方面达到极致，而最终衰落。同期他们在内政上的影响力，则持续提升。玄宗、肃宗时期，宦官只是负责在皇帝和枢密房之间传递信息，到代宗时期，宦官开始在枢密房内工作，“中官董秀掌枢密用事（旧唐书·陈少游传:卷126[M]）”。

德宗年间，泾原之变爆发，这次战争中，神策军为德宗的最终胜利做出了主要贡献，而相关军事将领中，又有很多人参与叛变，而宦官集团始终非常忠心。德宗最终把神策军分为左右两厢（代宗年间的左右两厢是一军之内的，全军仍由一人统辖，而德宗年间左右厢则是两支军队，这种分神策军为两支的做法始于德宗兴元元年）。贞元八年，神策军正式完全处于宦官控制之下。贞元十二年，设置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由宦官窦文场、霍仙鸣充任。

此时，作为枢密使的宦官的权力也在逐步扩大，他们可以与宰相大臣一起参与延英奏对。两枢密使和两神策军护军中尉合称“四贵”。

顺宗年间，永贞革新（又称二王八司马事件）发动，其主要目的是削弱宦官权力，但最终失败，宦官的权力反而进一步扩大。

宪宗年间，设置内枢密使制度，“元和中，始制枢密二人，刘光琦、梁守谦皆为之（王钦若。册府元龟[M]。北京:中华书局，1981。）”，宦官掌枢密便固定下来。神策军此时已经经历了军队的扩充，战斗力提升，而且在镇压藩镇叛乱的战争中多次取胜。元和四年，宪宗令宦官吐突承璀领神策军驻守京城中的一支，去平河北藩镇兴起的叛乱，并对胜利予以厚望。但是这只驻守京城的军队实际上战斗力很弱，而战斗力强的军队又不能离开，因为当时唐与吐蕃交恶，他们要护卫京城；而河北藩镇又是一向不服统治，势力强大的。这次征讨最终失败了，神策军由此地位衰落，不再作为征讨藩镇叛乱的领军出现，战斗力也由此下降。神策军护军中尉的地位自然也被降低了。在宦官集团中，任枢密使的宦官取得较高的地位。

自宪宗以至于宣宗，宦官势力主要表现为左右皇位继承。“自穆宗至昭宗凡八帝，‘而为宦官所立者七君（欧阳修。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除唐敬宗系由太子身份继位之外，其余穆、文、武、宣、懿、僖、昭七帝，均为宦官所拥立（王守栋《论唐中后期南衙对北司的依附》）”。

自唐懿宗之后，宦官的权力进一步扩展到侵涉行政权力，唐僖宗、昭宗期间，枢密使的“贴黄”权力，最终导致这种情况：“唐末议政程序原则上应于延英由宰相、枢密共商，但事实上变成枢密、宣徽直接决定宣行，完全非中书所能控制（黄洁琼《唐后期的枢密使与南衙北司之争》）”。

在此期间，任枢密使的宦官与任神策军护军中尉的宦官之间的权力比较也经历了起伏。文宗在位时发生了削弱宦官的甘露之变，神策军为维持宦官地位做出了较大贡献，于是集团内部中尉权势大于枢密使，。“文宗末年，枢密使刘弘逸和薛季陵与中尉仇士良、鱼弘志关系不睦。文宗病危，二中尉趁机杀了二枢密使，并拥立武宗（黄洁琼《唐后期的枢密使与南衙北司之争》）”。宣宗时，枢密院出现，枢密使地位提升，这之后枢密使参政的程度愈发加深，枢密使在集团内部地位得到提升。

宦官的权力，直到唐朝灭亡的时候才宣告结束。当时朱温引兵入关，打败李茂贞，尽诛宦官，结束了南衙北司之争。

经过

第一阶段

第一阶段是玄宗、肃宗、代宗期间，这一阶段内，宦官的权力只是刚刚起步，对朝政产生有限的影响。南衙对北司具有压倒性的优势。

玄宗开元十一年，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并在其下设置包括枢机房在内的五房，宦官就负责枢机房与皇帝之间的信息沟通工作，并在工作过程中，对信息的内容、传达与否施加影响，于是拥有了一定权力。

代宗时，宦官开始在枢密房中任职，也负责大臣与皇帝的沟通，“传诏令至中书（旧唐书·李岘传:卷112[M]）”。当时“中官董秀掌枢密用事（旧唐书·陈少游传:卷126[M]。）”，宰相元载“厚啖以金，使（董秀）刺取密旨，帝有所属，必先知之，探微揣端，无不谐契，故帝任之不疑（新唐书·元载传:卷145[M]）”。但主要决策权仍归朝臣，宦官只是施加影响，不直接干政。

肃宗、代宗期间，宦官短暂掌管地方禁军，但最终这种权力只限于个人，而且对于皇帝而言，剥夺这种权力十分容易。这也体现出宦官地位的不稳固，权势的有限。

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是德宗至宣宗期间，这一阶段内，宦官直接干政，有参与决策、左右皇位继承的能力，南衙中许多官员靠依附宦官得以升迁，但是宰相仍然拥有独立的行政权力。北司的势力全面超过南衙。

德宗正式设立神策军护军中尉一职，宪宗设立内枢密使制度，宣宗出现枢密使的专门机构枢密院。这使得宦官在掌握禁军、左右内政上获得了有制度保障的长期权力。这种权力使他们对皇位继承拥有极大的控制力，宰相已经被他们排除在议定皇储的程序之外，“自穆宗至昭宗凡八帝，‘而为宦官所立者七君（欧阳修。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除唐敬宗系由太子身份继位之外，其余穆、文、武、宣、懿、僖、昭七帝，均为宦官所拥立（王守栋《论唐中后期南衙对北司的依附》）”。

这种权力也使他们在官员任职上有很大的威力。这种威力早在肃宗、代宗时期就已经体现出来，代宗时期的宰相元载先是倚靠李辅国，后友待董秀，以稳固和提升自己在朝中的地位。而到这一时期，宦官的威力已经更加普遍，甚至得到了公认。当时南衙中的牛李党争，实际上背后就是宦官内部势力的相互倾轧。牛党、李党中的重要人物多是倚靠宦官获得高官地位，两党之间权力的起伏其实也反映了他们背后宦官内部势力的起伏。

第三阶段

第三阶段是唐懿宗至于唐末。这一时期，宦官开始参与到行政过程之中，宰相的独立行政权力不复存在，宦官权力达到顶峰。北司完全胜过了南衙，这种优势一直持续到唐昭宗时期的黄巢起义之后，那时候中央权力中心几近瓦解，双方都联合藩镇势力来打击对方，最终都灭亡于藩镇势力。

唐懿宗时期，宦官参与中央决策已经被广泛接受，当时宦官掌权的枢密院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朝廷上下对‘宰相枢密，共参国政’已成共识（黄洁琼《唐后期的枢密使与南衙北司之争》）”。唐僖宗、昭宗年间，他们进一步获得“贴黄”权力，即在臣下呈给皇帝的白色奏章下面贴上黄纸写的最终决议，这就使他们完全剥夺了宰相的权力，实际上拥有了决策行政权。同时，他们还努力争取礼仪上与朝臣的平等，而且在唐僖宗年间也实现了这种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