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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周 下（第1页）

紫微城正门为应天门，原名则天门，神龙元年（705年）避武则天讳改称应天门，又称五凤楼，是朝廷举行登基、改元、大赦、宴会及接见万国来使等外朝大典的重要场所。武则天称帝在应天门城楼上举行，功能类似北京午门。应天门前有双向三出阙，东西两边共计十二阙，是古代城门建制最高等级。“两重观”、“天子三出阙”是古代天子享用的最高礼制。

紫微城正殿为明堂，于垂拱四年（688年）在乾元殿的基础上建成，高88米，号称“万象神宫”。武则天时期，曾在此宴飨群臣，发布政令，接受万国朝贺。《唐明堂乐章》记载：“千官肃事，万国朝宗。”

武则天又于明堂北造大佛像，鼻如上千艘船，其小指犹容数十人，史料记载其高达惊人的264米。为了贮存这座巨大佛像，武则天又在它的外面建造天堂，分五层，至三层则俯视明堂，寓意“至高无上之堂”，成为世界奇观。现存的木结构最高的只有60多米，天堂150米从技术上来说，这个记载是不确切的。

上阳宫位于神都洛阳西北隅的洛水高岸，始建于唐高宗上元二年（675年），南临洛水，北连禁苑，制度壮丽。地处宫城之西，故亦称“西宫”。武则天常在上阳宫设朝听政、宴飨群臣，《全唐文》即隶录宋之问《早秋上阳宫侍宴序》。相传武后游上阳宫，隔河遥见积善坊中其母荣国夫人宅及太原寺，心常凄感，后下令移寺于城东积德坊。

上阳宫

天授元年（公元690年），群臣进言：“有凤凰从明堂飞入上阳宫，落在左台梧桐树上。”武则天急忙率众观看，凤凰看到武则天后便向东南飞去，身后的朱雀云集朝堂，翩然起舞久久不肯离去。

神龙元年（公元705年），神龙政变后，武则天移居上阳宫，二月，唐中宗率领百官到上阳宫问武则天起居，从此每十日一去上阳宫。神龙元年十一月，武则天在上阳宫仙居殿病逝，享年八十二岁。

神都洛阳城

定都准备

武则天在称帝建立武周前，在考虑定都城何处，因为这对即将建立的政权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她为定都洛阳做了一系列精心准备。

唐睿宗光宅元年（684年）九月，临朝称制的武则天为了提高洛阳的地位，改东都为神都。批准武承嗣的请求，追封武氏祖先为王。[12]

垂拱四年（688年）二月，又以薛怀义为使，毁乾元殿作明堂。明堂相传为周公所创，系帝王布政、祭祀、大享、朝会之室，但明堂没有具体的标准，历代帝王、学者对明堂都莫衷一是。高宗时期，虽两次发动“群儒”议明堂制度，但“终高宗之世，未能创立”，武则天则继承高宗遗志，毁乾元殿以造明堂，表示她将在这里祭祀天地、供奉祖先、发号施令、长期执政。[8]

武则天还为定都洛阳大造舆论。垂拱四年（688年）四月，武承嗣命令同泰将伪造的刻有“圣母临人，永昌帝业”字样的白石进献武则天。五月，武氏受“宝图”，事南郊，告谢昊天，御明堂，命诸州都督、刺史及宗室、外戚于拜洛前十日云集神都。七月，更命“宝图”为“大授神图”，封洛水为显圣，加特进，并立庙。永昌元年（689年）正月，武则天亲享明堂，大赦天下。次年正月，又享明堂，并依周制建子月为正月，以“曌”字为名。七月，颁《大云经》于天下。九月，登基称帝，在洛阳立武氏七庙。天授二年（691年）七月，“徙关内雍、同等九州户数十万以实洛阳”。[8][9]

众所周知，建立七庙是古代天子的特权；明堂是古代帝王举行祭祀、朝会、庆典、赏赐等各种大型活动的场所；徙民实都也是古代帝王的一贯做法。这一切都表明武则天定都洛阳是早有准备的。

定都原因

根据林语堂武则天传，（资治通鉴）王皇后和萧淑妃被谋害后，阴魂始终不散，在皇宫里徘徊不去，武后一个人的时候，常常看见鬼魂出现，脸上鲜血滴落，头发披散着，向着武后走来，然后又无踪无影。这种情形竟在政治上发生了不小的影响。那两个女鬼，也许是武后心里看见的那两个女鬼，竟耗费了黎民百姓千百万的金钱，因为武后最后决定再建一座新皇宫，将国都自长安东迁洛阳。宫中阴魂出现，武后非常不安。她生了第三个儿子泽王上金两个月以后，刚能乘辇出行，就离开长安，迁往东都洛阳，那正是高宗显庆二年正月。

至于以洛阳为都，并不是像封建史学家所说的那样怕王皇后、萧淑妃披发沥血的灵魂，不敢回长安；事实上，武则天于长安元年（701年）曾返长安，且住了两年，故仅以王、萧二人之死来解释武则天定都洛阳，难免有牵强附会之嫌；也不是像今人岑仲勉先生所说的那样“无非为其曾在长安出家，避洛以纵情荒淫起见”。

陈寅恪先生则认为：“夫帝王之由长安迁居洛阳，除别有政治及娱乐等原因，如隋炀帝、武则天等兹不论外，其中尚有一主因……即经济供给之原因是也。”武则天之定都洛阳不单是王、萧二人之死或避洛的纵情荒淫之因，是由当时的政治、经济以及洛阳有利的区位优势所决定。

武则天之所以以洛阳为首都，主要是由于洛**有作为都城的条件，而且已被经营为有利于武周统治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

首先，从政治上来说，武则天要改唐为“周”，建立新王朝，需要有一个首都作为根据地，作为她的后盾，无疑，洛阳是最令她满意的地方。再之，自唐高宗始二人驻跸洛阳的时间，累计达十余年，而武则天住洛阳的时间则更长，达三、四十年在此期间，武则天一直参与朝政，已经培养了相当的势力。高宗死后，武则天临朝称制，大权独揽，对洛阳更加苦心经营。到易唐为周前夕，洛阳已成为号令所出的政治中心，租赋所集的经济中心，精兵拱卫的军事中心和文人所趋、符瑞所出的文化思想中心，是她的政治大本营。因此，她不能舍洛阳而趋长安。对她而言，以洛阳为都城是最恰当的。[8]

其次，就经济因素而言，洛阳所在的豫西地区的经济条件要优于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秦汉以来，由于战乱等因素，中国的经济重心总体上呈现出向东、向南发展的趋势，这样偏西一隅的长安的经济优势逐渐被洛阳所取代。况且洛阳所处的关东地区的主体部分是黄河下游的华北平原，为伊、洛、河、济交汇处，水源充足，土壤肥沃，自古以来农业就很发达。安史之乱以前，这里已成为全国最发达的农业地区。

关东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间接加强了洛阳地位的重要性。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隋炀帝迁都洛阳都体现了洛阳地位的重要。反之，关中地区的优势与重要性逐渐下降。一是唐朝时期关中的自然条件大不如以前。关中在遭受了几次战乱的破坏，特别是东晋十六国时期和隋末战乱的破坏之后，水土流失和土地沙化严重，泾、渭、北洛等河含沙量大大增加，河水灌溉能力减弱，同时对生态环境的负面效应却增加了。如唐前期郑国渠的灌溉量尚不及秦汉时代的14。

由于人口不断加剧，使土地失去了可负荷能力，导致地狭人稠、人均可耕地面积减少。虽然当时关中地区号称沃野，“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如唐高宗永徽六年（655年），因富商大贾竞造碾硙，郑白渠的灌溉面积已经从四万余顷下降到一万余顷。隋文帝常带领百官趋食洛阳，隋炀帝为此迁都洛阳，更狼狈的是，永淳元年（682年）四月，关中灾荒，米都三百，因仓猝出幸洛阳，扈从之士有饿死于道中者。

唐中央政府全靠东南粮运支撑。史载，唐德宗时，“关中蝗，食草木都尽，旱甚，灞水将竭，井多无水。”百姓嗷嗷待哺，“聚泣田亩。”德宗曾因长安粮尽，得不到犒饷的禁军酝酿哗变，与太子相拥而泣。当得知发自扬州而中途受阻的运船已接近长安，德宗喜不自禁地跑到东宫对太子说：“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

再次，洛**备良好的区位优势。它左据城皋，右阻渑池，前临嵩山，后界大河，所谓“天心地胆之中、阴阳风气之令，困通八达之所，声名文物之区”。时人陈子昂亦说，洛阳地区“北有太行之险，南有宛叶之饶；东压江淮，食湖海之利；西驰崤渑，据关河之宝”。陈建《建都论》云：古今天下都会有四，然论时宜地势，尽善全美则皆不如洛阳，夫建都之要，一形胜险固，二漕运便利，三居中而应四方。惟洛阳三善咸备。隋炀帝幸洛阳诏亦云：“洛邑自古之都，王畿之内，天地之所合，阴阳之所和，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故……自古帝王，何尝不留意”。

就地理位置而言，唐朝建立后，历经太宗、高宗两朝，疆土得到不断扩大。高宗总章元年（668年），唐朝的疆土达到极限：“其地东极海，西至焉耆，南尽林州南境，北接薛延陀界。东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此后直到武则天时期，疆土虽时有变化，但都大于唐朝建国初期。长安在版图上的位置偏西，失去了居中而摄天下的作用。而洛阳西接关中盆地，东连华北平原，自古就被称为“天下之中”。若就黄河、长江两大流域来说，从洛阳出发，北通幽、燕，西接秦、陇，东达海、岱，南至江淮，距离大体相等。因此，以洛阳为都可以居中而摄天下。地理形势而言，洛阳北枕黄河，隔河遥峙太行、王屋等山，又有北面的邙山作天然屏障；南有险峻的伊阙，再南遥峙熊耳、少室诸山；西控崤、函之险；东扼虎牢、黑石等关；中有土壤肥沃的伊、洛平原，粮食足以自给。这种“控以三河，固以四塞”的形势要地使洛**有制内御外的优越军事条件，也成为洛阳适宜作首都的主要原因。

洛阳城的建都理念也深为武则天所喜爱。今天，若以洛河为东西轴线，分布洛南和洛北两个城区，正好与隋唐洛阳城的布局一致，只不过古人提出了一个更浪漫的城市建设理念，这就是“洛水贯都”。“洛水贯都”的建城理念，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地域走向，它是拿洛水比作天上的银河，而把棋盘似的里坊比作天空的星辰。它寓意“有河汉之象”。“河汉”就是天际的银河。隋唐两代在建设洛阳城的时候，都把皇城规划为以东南西三面拱卫宫城的格局，这样做的目的，它是要去对应《论语》中的一句话。《论语·为政》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北辰”即北极星。天上的众星拱卫着北斗，地上的皇城街区和里坊，拱卫着中央行署，这天上人间的的两组对应景观，真可谓天人合一，体现了中国文化最和谐的乐章，这就更有了“天地之所合”的意兆，昭示在洛阳执政的皇帝，将以德为政，赢得天下百姓拥戴。此外，在隋唐洛阳城的构件中，深深融入了“天”的元素，城的最南头是天阙（龙门）。然后沿着南北中轴线，贯通南北的这是定鼎门街，叫“天街”。下来依次是天门（定鼎门）、天宫寺、天汉（洛水）、天津桥、天枢、应天门、天宫（明堂）、天堂。如此以“天”的强烈意识作为规划的主导思想，寓意这座城市如同人间天堂一般，圣城，圣地，最符合女皇的天子身份和她独特的魅力。也正是洛阳城具有这样独特的建城理念和“天地之所合”的意兆，使得武则天更为喜欢它，推崇它。

此后的二十六年间，唐高宗李治曾九次来往于东西两都，寓居洛阳十一年。

上元元年（674年）则天以“天后”之尊开始执政。

永淳元年（682年）居洛后，不复西返。唐高宗尚未东幸洛阳前，便着手修葺洛阳宫殿。显庆二年4月，他命司农少卿韦机（韦弘机，为避讳改为韦机）为司农卿兼知东都营田，完葺宫苑，从而揭开了大规模的营建东都洛阳的序幕。韦机在洛阳宫原有的基础上，增建了许多宫殿设施，禁苑中修造了高山、宿羽两宫，制度壮丽；沿洛水建造了奢华无比的上阳宫，显胜一时。

天授元年（690年），武则天改唐为周，官名、官服都加以变更；洛阳城的许多名称也加以变动，改东都为神都，东都苑为神都苑。洛阳城的建设也进入了她辉煌灿烂的时代。神都洛阳增建了许多壮观的建筑物，如宫城里的万象神宫、天堂，端门外的天枢，则天门及阙等。为自己帝位的巩固，建立新秩序，迈出重要的一步。

此外，武则天迁十万户居民入洛阳，使洛阳人口超过百万；疏通城内水上交通，大力发展商业等举措对洛阳成为当时亚洲的第一大都市、国际贸易城和“丝绸之路”的东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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