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思训的山水画“笔格遒劲,湍濑潺缓,云霞飘渺,时睹神仙之事,□然岩岭之幽”,被誉为“国朝第一”;李昭道则“变父之势,妙又过之”,所创《海图》为人称誉,他们的青绿山水臻丽而富有情趣,被后人奉为典范。以画人物道释驰名的吴道子在山水画上也有突出贡献,他“往往于佛寺画壁,纵以怪石崩滩,若可扪酌”,从而开创了豪放壮美的山水画新风格。他曾奉诏在大同殿画四川嘉陵江山水,一日而就,与以前李思训用“数月之功”画的山水壁画迥然不同,但二者“皆极其妙”。因此,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认为“山水之变,始于吴而成于二李”。盛唐时以山水著名的还有王陀子,“善山水幽致,峰峦极佳”,“绝迹幽居,古今无比”,时与吴道子并称。又有卢鸿隐居嵩山,谢绝征召不愿出仕,善画山水树石,曾画《草堂图》以明志。郑虔工诗,善书画,尤长于山水,被唐玄宗誉为“郑虔三绝”。
诗人王维也以山水著名于当代,“其画山水树石,踪似吴生,而风致特出”,晚年隐居蓝田,曾画《辋川图》,表现其所居庄园的优美景色,他的破墨山水尤为后人称道,他在山水画中更多抒发了以隐居山林为乐的志趣。中唐以后,破墨山水的成就较为突出。王宰画山水“出于象外”,他“十日画一水,五日画一石”,经深思熟虑反复酝酿后方下笔作画,唐人记载他画的临江双树松柏“上盘于空,下着于水”,“达士所珍,凡目难辨”,具有高雅的情趣。张□善画水墨山水树石,尤善以秃毫挥写,传说他能手握双管,同时画出枯荣不同的树,“生枝则润含春泽,枯枝则惨同秋色”,画山水则“高低秀丽,咫尺重深,石尖欲落,泉喷如吼”,富有艺术感染力。他曾著有《绘境》一篇,述作画要诀,惜已失传。当时另一位以画树石著名的画家毕宏向他请教画法,他答以“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言简意赅的阐明了山水画创作中主客观的统一,在描绘自然形象的同时强调画家主观思想情趣的表达。中晚唐之际著名的山水画家还有项容、杨炎、顾况、刘商等,另有王墨善泼墨山水,酒醉后以墨泼于绢上,脚蹙手抹,或挥或扫,或淡或浓,随其形状画为山石云水风雨云霞;又有李灵省善画山水树石,皆一点一抹便得其象,而形象情趣颇足;他们都不是按常法作画,因而被视为逸格。
专长楼阁的画家有尹继昭,曾画《姑苏台》、《阿房宫》等,界画作为专门题材,尹继昭是重要的先驱者。晚唐时荆浩隐居于太行山,善画北方山川的壮美景色,开启了五代山水画的新阶段。唐代山水画多表现全景式的大山大水和松石平远,创造并发展了青绿、破墨等表现手法,形成了多种风格,反映了贵族士大夫的不同阶层的思想情趣。山水画不仅绘成屏风卷轴,而且也较广泛地装饰于宫殿、厅堂、寺观的壁画,专长山水的画家也相继涌现。
花鸟画
题材介绍
花鸟画在隋唐时代也已成为独立画种并有了明显的进步。中国描绘动植物形象的图像早期多见于工艺品装饰,汉代常表现祥瑞图像,魏晋以后,已有人画蝉雀等禽鸟虫兽。隋唐时代由于贵族美术的发展,花鸟题材多流行于宫廷及上流社会,用以装饰环境及满足精神欣赏需要,如初唐贞观时,太宗与侍绣泛舟春苑池,见□□戏水,乃召阎立本图写;高宗时,薛稷以画鹤著称,尝创六鹤屏风样,当时秘书省壁上就有薛稷画鹤及郎余令画凤凰,被誉为绝艺。德宗时边鸾善画折枝花鸟,“下笔轻利,用色鲜明”,能“穷羽毛之变态,奋花卉之芳妍”,当时新罗国进献孔雀,诏令边鸾图写其貌,翠彩生动,得婆娑之态。
代表人物
唐代皇室贵族官僚士人善花鸟者颇多,汉王李元昌善画鹰鹘,滕王李元婴、李湛然以画蜂蝶禽花著称,开元时户部侍郎冯绍正尤善画鹰、鹘、鸡、雉,玄宗时太常卿姜皎亦善画鹰鸟,同州澄城令白□画鹰鹘“嘴爪纤利,甚得其趣”,又有协律郎萧悦善画一色竹,颇有雅趣,武后时工部郎中殷仲容画花鸟妙得其真,“或用墨色,如兼五采”,可见在富丽工致的花鸟画发展的同时,已出现用水墨描绘花鸟的表现方法。花鸟画在佛寺壁画上也时有出现,宋代黄休复《益州名画录》载:唐末刁光胤入蜀,就在大圣慈寺炽盛光佛院明僧录房窗傍小壁画四时雀竹及三学院大厅画花雀两堵,滕昌祐也在大圣慈寺画天花瑞像,至于殿堂障壁屏风以花鸟为装饰就更趋普遍了。今存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壁画六扇花鸟屏风,每幅都画水禽及花卉,天上还点缀飞鸟。日本正仑院所藏对鸟纹夹缬屏风装饰画两只长尾鸟对啄一蝶,背后有花一株,两花旁有蝶飞舞,鸟草夹缬屏风也用多色染出花、蝶、鸟雀等,造型生动,具有较强的装饰性,是研究唐代花鸟画极为宝贵的资料。正是唐代花鸟画技巧上的不断探索和提高,才为五代两宋花鸟画的发展和繁荣创造了条件。
壁画
题材介绍
壁画艺术在隋唐时达到极盛。当时宫殿、衙署、厅堂、寺观、石窟、墓室都有壁画装饰。唐代壁画继承汉魏的传统又有巨大发展,壁画题材由图绘人物及佛道故事扩大到表现山水、花竹、禽兽等方面,内容及技巧上均大大超过前代。
隋唐在长安、洛阳营造的宫廷殿阁,极为壮丽,为适应政治需要及美化环境的要求,其中大都有壁画装饰。唐太宗时阎立本奉诏在凌烟阁画《二十四功臣图》即《凌烟阁功臣图》表彰开国的功臣勋将。玄宗时,李思训、吴道子先后在大同殿画四川嘉陵江山水,“李思训数月之功,吴道子一日之迹,皆极其妙”,各具不同的风格。从唐人诗歌里还可见当时以画鹰、狮、鹤等飞禽走兽来装饰厅堂的现象,画鹤名家薛稷在长安、成都等地厅署壁上都曾画鹤,韦偃曾应杜甫请求在成都堂壁上画马。
考古发现
在近数十年考古发掘中,发现了大量唐代壁画墓,其中以分布于陕西西安附近的唐代皇族墓室壁画最为精美(见隋唐墓室壁画)。壁画依墓道、天井、甬道、墓室不同位置设计绘制,内容包括出行、仪卫、乐舞、宫女内侍等,其中以位于陕西三原之李寿墓壁画,位于乾县之李重润墓壁画、李贤墓壁画、李仙蕙墓壁画最为突出。李寿墓中长达6米的《狩猎图》画丛山峡谷中数十名猎手围猎,纷乱中有章法。李贤墓墓道东壁长达12米的《狩猎出行图》,画中人物掣鹰携犬骑马奔驰在长安大道上,反映了贵族耀武扬威的气势;《马球图》画体态矫健的球手们驰马争球,形象地记录了唐代流行的体育项目;《客使图》表现三个外国使节在唐朝官员引导下的进谒场面,反映了唐王朝与边远各政权的密切关系。李重润墓之《阙楼图》巍峨壮丽,仪仗队伍气势庄严,场景浩大。李贤墓与李仙蕙墓中的《宫女图》面庞丰满,身姿优美,眉目传神。这些壁画大都出于宫廷画工之手,描绘了人物、仕女、界画、山水等各种形象,线条或严谨劲简,或洒落而有气概,用色绚丽灿烂,显示了初、盛唐时期的绘画水平。
代表人物
隋唐时期宗教壁画创作出现高潮,遍布各地的大量寺观中皆有壁画,长安、洛阳两地寺观壁画大都是名画家的手笔,画迹早已不存,其盛况在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记两京外州寺观壁画》及段成式《寺塔记》中有较具体的记录(见隋唐寺观壁画)。唐中叶以后,四川地区寺观壁画非常隆盛,宋代黄休复《益州名画录》详尽记载了大量生动的资料。唐代寺观壁画气势恢宏,色彩灿烂,题材上一反南北朝流行的宣扬以牺牲及苦修为内容的本生故事,而大量盛行歌颂天国的美好和欢乐的经变画,寺庙壁画中大量图绘《西方净土变相》,名僧善导大师一生曾图绘净土变相300余堵。宗教壁画中也出现不少描绘现实生活的场景,神佛形象具有人的气质,甚至菩萨如宫娃,以贵族的姬妾歌伎为模特儿,有的寺庙中还画有高僧肖像。唐末黄巢起义,僖宗逃到四川,回长安前画其像及文武百僚像于成都大圣慈寺,是一幅规模巨大的群像。
山水、花鸟也在寺观中出现,吴道子常于佛寺画怪石崩滩,王维在清源寺画辋川图,张询在成都昭觉寺画三时山,刁光胤在大圣慈寺画四时雀竹等都受到人们的称赞。以上种种迹象清楚地显示了宗教壁画中有明显的世俗化倾向。寺观壁画在很多名画家的创作中占有很大比例,阎立本、尉迟乙僧、张孝师、范长寿、吴道子、皇甫轸、刘行臣、周昉、孙位等都以擅长壁画享有盛名。
隋唐寺庙壁画早已颓废不存,但石窟壁画却有很大部分遗存下来,其数量和艺术水平都大大超过往代。由于国力强盛,丝绸之路畅通无阻,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的交流,新疆地区克孜尔石窟、库木吐□石窟及森木塞姆石窟的壁画更加精美,并有着鲜明的地区特色。敦煌莫高窟壁画至唐代达到繁盛的顶点,现存唐窟200多个,几乎占现存全部石窟的半数,其中大型洞窟,如初唐220窟、217窟,盛唐103窟、130窟等,以其壁画规模之宏伟,内容之丰富,造型之准确,色彩之灿烂,非其他时代所能比拟。大幅的经变画,特别是大量的西方净土变相,以巨大的场景画出楼台殿阁、七宝莲池、歌舞伎乐的一切美好的景物,是唐代繁荣富庶的社会经济的曲折反映。弥勒经变、法华经变、观音普门品等壁画中画出了行旅、嫁娶、农耕、收获等大量生活场景,壁画中创造了佛、菩萨、弟子、天王等栩栩如生的形象,飞天凌空飞舞,尤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供养人中的豪门权贵的形象也占据重要壁面,盛装艳服,携带亲属奴婢,如130窟乐庭瓌及王氏夫人供养像,156窟《张议潮出行图》等都以巨幅画显示其权势地位的显赫。大量画迹的保留为研究唐代绘画及社会历史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资料。
对外交流
博采众家之长
隋唐对边疆及域外之间文化交流频繁而活跃,长安等地即有边疆民族及国外的画师从事艺术活动。丰富的中国绘画吸引着周围各国,不少外国使臣、商人、学者、僧侣搜求中国绘画作品携带回国。隋唐时日本屡次派遣使团,随行人员中即包括有画师。
代表人物
天宝(742~756)年间,鉴真和尚及其随行弟子东渡日本,在弘扬佛教的同时,对日本宗教雕塑和绘画也作出一定贡献。唐代高宗时日本旅华僧人空海回国带回名画家李真《真言五祖像》,日本正仓院至今有唐代绘画及书法作品,钦慕唐文化的日本,其绘画也明显地受到唐代绘画影响。朝鲜对唐代绘画也很感兴趣,德宗贞元(785~805)末年新罗商人在江淮一带以高价购求周□的绘画作品数十卷携带回国。唐代与中亚文化联系密切,杜环《经行记》中曾记载他流落中亚,在大食王国见到汉人画匠樊淑等人。天竺(印度)、狮子国(斯里兰卡)等与唐代文化交流尤为频繁,对唐代文化产生了一定影响,太宗时王玄策出使天竺,即有画工塑匠法智等随行,狮子国来唐僧人金刚三藏善画西域佛像,曾在洛阳广福寺木塔下素像起样,风格独特。
异域风情
唐代绘画在传统基础上大胆吸收异域画风。于阗画家尉迟乙僧长期居留长安,他善画外国人物及佛像,“用色沉着,堆起绢素”,勾线“小则用笔紧劲如屈铁盘丝,大则洒落而有气概”。他在长安光宅寺普贤堂画的《降魔变》,被认为“颇有奇处,身若出壁”。康国人康萨陀在唐为振威校尉,画异兽奇禽,初花晚叶,生动而富有变化。他们的艺术在当时享有很高的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