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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大运河（第1页）

隋唐大运河

背景

文化交流

黄河是中华民族发展的摇篮，黄河流域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它的中下游中原地区是古代经济、文化、科学最发达、最昌明的区域，也是人口最稠密，政治思想最为活跃的所在。黄河自西向东的流向，便于东西横向联系，而不便于南北纵向的联系，纵向经济文化交流受到很大影响，黄河以北不乏富饶之地，黄河以南的东南沿海更是物产丰富之地，但长期得不到开发，这种地理上的缺陷，造成了中国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现象。我们的祖先明智地觉察到这个问题，从而产生开凿南北纵向的人工河的愿望。

军事需求

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封建统治者为巩固政权，战事频繁，征伐不断，为保证军事行动所需之大量粮草的运输，在水运上占有主导地位的年代，沟通南北水运，开凿运河无疑对军事行动是十分必要的。由此可见，大运河的开凿，主要是为了当政者便于巩固和发展自己的政权，而军事行动和经济开拓则是最直接的目的。同时，也有着追随帝都的属性。

修建基础

中国古代很早就有利用自然水源、修筑人工运河、灌溉农田和进行运输的历史。据记载，春秋时期，吴王夫差为了进攻齐国，运兵运粮，征调大批民夫，在长江与淮河之间开凿一条运河，叫做“邗沟”。这就是后来大运河在江苏境内的一段。两汉至南北朝时期，相继修建了众多运河河道。随着南北政治、经济和文化日益发展，修凿的局部运河，已经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尤其江南地区在全国经济生活中越来越占重要地位，沟通南北水道已经成为社会经济交流的迫切需要。从先秦时期到南北朝时期的众多王朝开凿了大量运河河道，其分布地区几乎遍及大半个中国。西到河南，南达广东，北到华北大平原，都有人工运河。这些人工运河与天然河流连接起来可以由河道通达中国的大部分地区。这四通八达的水道为后世开隋唐大运河奠定了基础。

隋的开河，只是将若干自然河或旧沟连成一气。隋朝大运河的开通是在地方性运河的基础上形成的，没有地方性运河的开凿，要想开隋朝大运河是缺乏基础的。分裂时期，地方政权为大都开凿了一些地方性运河，这些运河，从客观上讲为隋开大运河做了准备。

北魏统一北方，孝文帝实行汉化改革以后，北方经济有较大发展。《齐民要术》中所反映的生产技术是北方社会经济恢复发展的具体表现。又《洛阳伽蓝记·开善寺》说中原“百姓殷阜，年登俗乐。鳏寡不闻犬豕之食，茕独不见牛马之衣”。孝文帝末年，已经是“府藏盈积”“公私丰赡”。北魏末年北方生产又有了很大的恢复和发展。北周劝课农桑，每当岁首，地方官要戒励百姓，无论少长，要使“农夫不废其业，蚕妇得就其功”。如果是“单劣之户，及无牛之家，劝令有无相通，使得兼济。三农之隙，及阴雨之暇，又当教民种桑植果，艺其菜蔬，修其园圃，畜育鸡豚，以备生生之资，以供养生之具”。这些办法与北齐基本类似。北周也出现了经济发展和国安民乐的现象。北朝时期的北方经济不仅得到复苏，而且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从三国时期到南北朝时期，南方社会经济得到了很快的发展。三国时期，江南经济已经有了发展。左思的《吴都赋》说“其四野则畛畷无数，膏腴兼倍……煮海为盐，采山铸钱。国税再熟之稻，乡贡八蚕之绵。”《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主权传》注引《吴书》说吴国“谷帛如山。稻田沃野，民无饥岁。所谓金城汤池，强富之国也”。陆机《辨亡论》也说吴国“其野沃，其民练，其财丰，其器利”。南朝时期，商业手工业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城市经济日益繁盛。《南史》卷七十《郭祖深传》说“今商旅转繁，游食转众”。梁沈约也说：“商子事逸，末业流而浸广，泉货所通，非复始造之意。于是竞收罕至之珍，远蓄未名之货，明珠翠羽，无足而驰，丝罽文犀，飞不待翼”。可见江南商业的繁荣和活跃。南朝建都建康，是当时的政治经济中心，同时也是最大的商业城市。《太平御览》卷八百二十七《资产部七》纪山谦之《丹阳记》：“建康大市，孙权所立；建康东市，同时立；建康北市，永安中立；秣陵斗场市，隆安中发乐营人，交易因成市也。”经过南朝时期的发展，建康的繁荣程度已经不亚于长安、洛阳。此外，荆州、京口、寿春、广州等都是商业城市。总之，江南自三国到陈亡，近四百年间，经过南北劳动人民的辛勤开垦，农、林、工、商都有很大的发展，变为财货富饶、经济发达的地区。

历史沿革

早期开凿

春秋末期，吴国开凿了胥溪、邗沟、黄沟三条运河。自胥溪开凿完成后，吴人可东自太湖，沿胥溪西上，直到今芜湖附近后转入长江，再渡过长江往北沿栅水到巢湖一带北入淮水。夫差是春秋时期吴国的最后一位国王，他运河开挖起了开创作用。他是大运河“第一锹”的开挖者。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互相攻伐兼并，战争连绵不断，军事运输十分频繁。夫差一心想北上伐齐，争霸中原，当时，江、淮之间没有水路可通，只有由江入海，这样走，不但航程长，而且海上风狂浪急，易失战机。为了安全和便利进军，缩短军需路线，夫差决定在蜀冈之上筑邗城，在蜀冈脚下凿邗沟，开通江淮之间的水道。对于筑邗城、凿邗沟的劳动场面，史书上用了四个字来形容，即“举锸如云”，可见其声势浩大。

吴王夫差调集民工开凿邗沟。因途经邗城，故得名“邗沟”。吴邗沟自今扬州市东南边的古邗城之下起，城下掘深沟，引长江水北流，运河向北穿行于武广湖（今武安湖）和陆阳湖（今洋湖）之间，东北入博芝湖，继而入射阳湖，最后由射阳湖入今淮安东北五里的北神堰合淮水。全长约400里。邗沟沟通了长江、淮河两大河流，成为隋唐大运河最早修建的一段。邗沟的开凿，是有史记载的大运河最早开凿的河段，被认为是大运河的开端。扬州、淮安两座历史文化名城因邗沟的开凿而诞生。邗沟此后一直是大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仍为水运要道。

吴王夫差筑邗城凿邗沟，客观上为当时中国东部地区南北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对后来扬州的建城，乃至经济、文化、航运、交通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吴开邗沟之后，还在更北的地方开凿了商（宋）鲁之间的黄沟运河，沟通了泗水与济水。黄沟开凿之后，吴王夫差可沿邗沟北到淮水，入泗水，入济水，西上黄池，与齐晋争夺盟主地位。

秦始皇在湘桂之间开凿灵渠，以通漕运。在四川有李冰开凿离堆（碓），关中郑国作郑国渠，既可以灌溉农田，又可以供漕运，“皆可行舟”。

汉朝开凿了漕渠，由长安引渭水入渠，沿南山山脚，一直通到黄河。班固的《西都赋》说槽渠“泛舟山东，控引淮、湖，与海通波”。汉朝王景治理汴渠，“十里一水门，更相洄注，无复溃漏之患”。东汉开凿了阳渠，漕舟可由汴入河，由河溯阳渠入洛阳建春门以输常满仓。东汉顺帝时期，陈敏修理邗沟，另开新道，由江都经樊良湖改道津湖，再由津湖直接由末口入淮，避免了射阳湖的风涛之险，给漕运带来了很大的便利。汉朝还经常维护灵渠。

汉顺帝永和五年（140年），会稽郡太守马臻纳山会平原三十六源之水，兴建了鉴湖。鉴湖初创至晋代，山会地区主航线即为鉴湖，至晋后至唐，西线（山阴县）的航线渐为西兴运河所取代，而东线（会稽县）鉴湖仍为主航线并延承至现代。

魏晋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凿了一些地方性运河，对后来隋朝隋唐大运河的开通起了积极作用。东汉末年，曹操先后开凿了白沟、平虏渠、泉州渠、新河和漕渠等。白沟开凿于东汉建安九年（204年），在淇水入黄河处下大枋木使成堰，遏淇水入春秋战国时期的黄河古道以成渠，以淇水、荡水、洹水为上源，利用纵贯河北平原的清河故道至今青县附近，注入滹沱河。平虏渠开凿于建安十一年（206年），从今青县东北引滹沱河水北入泒水。泉州渠也开凿于建安十一年，南起泉州县（今天津市武清西南），上承潞河，下入鲍丘水，还从沟河口向东凿渠入濡水，称为新河。利漕渠开凿于建安十八年（213年），凿渠引漳水，自今河北曲周南，东至今大名西北，注入白沟，借以沟通邺和四方的漕运，故名利漕渠。白沟、平虏渠、泉州渠、新河和利漕渠的开凿，完成了贯通河北平原的运河网工程，便利了河北平原的水道运输。

曹丕代汉建魏以后，迁都洛阳，曹魏对于运河的设施，主要是修通汴渠、开凿贾侯渠、讨虏渠和广漕渠等项运河工程。曹操曾疏浚过汴渠上游到睢阳一段，称为睢阳渠。正始二年（241年），曹魏又重新整理汴渠，这次是自上游到下游全程整修，使之可以通舟楫。杜预致书王濬，劝他在灭吴之后，率领水军，自长江入淮水，又自淮水入汴渠，再由汴渠入黄河，溯黄河回到首都洛阳。

贾侯渠系魏贾逵所开。《三国志》卷十五记载：“（贾逵）遏鄢、汝，造新陂，又断山溜长谿水，造小弋阳陂，又通运渠二百馀里，所谓贾侯渠者也。”故道在今河南淮阳西北，后与其他水道“交错畛陌”。黄初六年（225年），开通讨虏渠，据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说，其故道在郾城县东。广槽渠系齐王正始二年（241年）所开凿，通过陈、蔡之间，故道在蒗荡渠的下游，《三国志·卷二十八》记载：“正始二年，乃开广漕渠，每东南有事，大军兴众，泛舟而下，达于江、淮，资食有储而无水害，（邓）艾所建也。”孙权在南方开凿运河，西连淮水，东接云阳，号破冈渎，这条运河是沟通今南京以东的水运网。

桓公渎又称桓公沟，为东晋桓温时开凿的。太和四年（369年），桓温率兵北伐前燕，“军次湖陆，攻慕容暐将慕容忠，获之，进次金乡。时亢旱，水道不通，乃凿巨野三百余里以通舟运，自清水入河”。[29]巨野泽即梁山泊，位于今巨野与梁山县之间，这条运河被称为桓公渎，从巨野泽北出济水，在今济南长清县西与河水相通，故桓温能由济水入黄河。东晋安帝义熙十三年（417年），刘裕又继续疏浚桓公渎。

杨口运河是杜预做荆州刺史时开凿的。这条运河由杨水入汉水之处起，直达江陵，通入长江，更由江陵通到洞庭湖中。《晋书·卷三十四·杜预传》记载：“旧水道唯沔汉达江陵千数百里，北无通路。又巴丘湖（今洞庭湖），沅湘之会，表里山川，实为险固，荆蛮之所恃也。（杜）预乃开杨口，起夏水（今汉水）达巴陵（今湖南岳阳）千余里，内泻长江之险，外通零桂之漕。”这条运河开凿以后，使江陵在交通上的形势更加重要。从江陵溯江而上，可到巴蜀；沿江而下，可达建业；还可以由洞庭湖溯湘水沿漓水到番禺。

隋唐时期

从先秦时期到南北朝时期，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开凿了大量运河，其分布地区几乎遍及大半个中国。西到关中，南达广东，北到华北大平原，都有人工运河。这些人工运河与天然河流连接起来可以由河道通达中国的大部分地区。例如从现在的北京不远的通县起，即可乘船顺潞水由泉州渠到沟河口入海，经过一段短短的海程，再进入泒河，由泒河经过平虏渠，而入漳水，又由漳水经过利漕渠和白沟而入黄河，又由黄河进入汴渠上游，沿蒗荡渠而下，由颍水入汝水，再由汝水的支流舞水入泚水，又泚水入淯水，由堉水入汉水，由汉水入杨口渠，由杨口渠道而入长江，由长江入洞庭湖，由洞庭湖入湘水，由湘水入漓水，由漓水入西江，沿西江可达番禺城；或由江陵溯长江达巴蜀，以通西南。这四通八达的水道为后世开隋唐大运河奠定了基础。

隋的开河，只是将若干自然河或旧沟连成一气。

隋唐大运河的开通是在地方性运河的基础上形成的，没有地方性运河的开凿，要想开隋唐大运河是缺乏基础的。分裂时期，地方政权为大都开凿了一些地方性运河，这些运河，从客观上讲隋唐大运河做了准备。

隋文帝所开的广通渠（又称富民渠、永济渠）实际上是对汉代槽渠的疏浚。[31]开皇四年（584年），隋文帝利用汉朝开凿留下的槽渠，命令宇文恺率水工开广通渠（又称富民渠、永济渠），在渭水之南，傍南山而东，到潼关衔接黄河。开皇七年（587年），隋文帝下令所开的山阳渎，则是吴国邗沟故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