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
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加上江南河流纵横,水上交通方便,为商业发达提供了基础和有利条件。
士族豪强兼并土地,官府赋税徭役繁重,许多中小地主和农民被迫从事商贩活动。贵族官僚有免关津税特权,在任期届满时带着大批货物作为“还资”,然后转贩各地。官府征收租调要农民折钱交纳,农民被迫出卖自己仅有的农副产品。因此,南朝出现商业畸形发展的现象。
当时南方的重要城市有建康、江陵、成都、番禺(广州)等地。建康是东晋南朝的政治中心,也是长江下游的经济中心。这里“贡使商旅,方舟万计”。萧梁时期,建康城内有居民28万。城内有四个市,秦淮河北有大市和小市十余处。会稽、吴郡、余杭等地也是“商贾并凑”。
番禺是海外贸易中心,南洋各国,以及天竺、狮子国(斯里兰卡)、波斯(伊朗)等国的商船,“每岁数至”,或“岁十余至”。江陵“当雍、岷、交、梁之会”,商业也较发达。成都不仅商业繁盛,而且也是高级丝织品的重要产地。市场上既有奢侈品,也有普通的生产、生活用品。商贾小者坐贩于列肆,大者转运于四方。商税是南朝收入的大宗。东晋、南朝都注意货币铸造,但币制混乱,数量不足。
军事
兵制
在南北朝时期,朝代常因为军权流入权臣手中而更替。南朝的军事制度大至延续东晋募兵制。北朝在军事制度方面,在北魏初期采行兵民合一的部族兵制,统一华北后逐渐成为世兵制。北朝后期出现府兵制,成为隋唐兵制的基础。
兵种
南朝兵种以步兵和水军为主,骑兵较少。兵源原本来自世兵制。但是因为战争的消耗、士兵的逃亡和被私家分割,部分兵户变为民户,兵源趋于枯竭,于是改以募兵制为主。南朝军队区分为中军(亦称台军)及外军。中军直属中央,平时驻守京城,有事出征。在南朝宋时,宋武帝刘裕加强皇宫兵力,以图扭转东晋以来外强内弱的局面。然而,由于宗室自相残杀而失败,历朝屡次有篡位之事发生。外军则归各地都督管制。都督多兼刺史,而且常与中央抗衡。
北朝方面,北魏军队在初期以鲜卑骑兵为主力,其补给是由各部自行掠取。在统一华北过程中,汉族逐渐加入军队。当攻城战增加后变为步、骑兵混合。之后步兵成为主力兵种。北魏统一北方后,军队分为中军、镇戍兵和州郡兵。中军在平时守卫京城,有事则成为对外作战的主力。镇戍兵是为保卫边防而设置的。镇相当于州、戍相当于郡。初时仅设于北部边境,后来扩展到南部边境。州郡兵,是维持诸州治安的军队,有时也充作镇戍兵或是随军出征。北魏后期也逐渐形成固定的兵户。
文化
思想
经由魏晋时儒学独尊的地位被破除后,到了南北朝时期的思想已经形成多元化的思想。在诸多的思想流派中,出现了以法治国、务实求治的主张和“无君论”等有价值的观点,也产生了消极颓废、遁世游仙的思想,影响最大的是玄学思想。
南北朝时代,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不同于两晋时期的新形势,玄学思潮归于沉寂,佛道二教继续发展。佛教大量译经,广泛流行,渗透到政治、经济、社会、民俗及文化的各个层面。儒学面临严峻挑战。由于佛教的急剧膨胀,使原来儒、玄、佛、道的相互关系及其历史格局发生新的变化。当时佛道争论十分激烈。佛道之争中,道教是比较被动的,不仅造出一个传说,强调佛陀是老子变的,而且还大量“抄袭”佛经的内容。对道教而言,它想把佛教改造成自己的一部分;佛教则需要在保持独立性的同时又必须面对文化上的张力。
文学
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发展迅速,其中南朝风格偏向华丽纤巧,而北朝风格偏向豪放粗犷。南朝文学代表是骈文,讲究格律、词藻、用典,内容多脱离实际生活,抒发一些富贵闲愁,以庾信、应扬的文章为代表。而北朝代表人物是北地三才,即邢邵、魏收、温子昇。叙事长诗以南朝的《西洲曲》和北朝的《木兰诗》为代表。民歌方面,由于南北文化不同,呈现出不同的色彩和情调。《乐府诗集》即有“豔曲兴於南朝,胡音生於北俗”的说法。
在文学研究方面,刘勰的《文心雕龙》成为中国第一部系统文艺理论巨著。南朝梁武帝的长子萧统组织文人编选的《昭明文选》是中国现存的最早一部诗文总集。这两部巨著都对后来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道教影响了中国艺术及科学。例如《游仙诗》等文学,描述神仙飘逸之妙或藉由神仙之说抒发情怀。道教名士陶弘景、陆修静均擅长神仙文学。
史学
南北朝继承了汉代以来设官修史之制。宋设著作官(宋齐梁陈时官名及分职屡有更改),负责撰修国史(本王朝史)及帝王起居注。齐始有国史与前朝史之分。北魏亦设著作官及起居令史,使修史官与起居官逐渐分职。北齐始设史馆(或称史阁),为专门修史机构,影响中国日后的官方修史制度。西魏、北周亦设著作官制度。南北诸朝又有大臣监修史书。此外,南朝梁时始行编修武帝、梁元帝的“实录”,是为唐代开始一朝接一朝修实录的滥觞。
纪传体断代史书在南北朝史学仍占一席位。官修的有如沈约《宋书》、萧子显《齐书》、魏收《魏书》私修的有如范晔《后汉书》。
反映社会各种状况的史书,亦在南北朝盛行。如范晔《后汉书》、沈约《宋书》当中新增“独行”、“逸民”(或“隐逸”)、“列女”等类传记各种人物面貌;宗教史籍有慧皎《高僧传》;记述寺院建筑的有杨炫之《洛阳伽蓝记》;地理类著作方面,以郦道元《水经注》为南北朝集大成之作。少数民族历史亦因五胡各族建割据政权而深受重视,成就较高的有崔鸿《十六国春秋》此一时期的三教论争主要表现为佛教与道家、道教两种不同思想体系的争论。通过争论,道教与佛教互相吸收,呈现一种互融互摄的景象。佛教对道教无论是从教规、教仪,还是从教典、教团等方面,都产生了一种示范效应,这对道教逐步走向成熟是大有益处的。而道教也为佛教从印度顺利移植至中国,并逐渐适应中国社会土壤,形成中国化的佛教,提供了多方面的助缘。援佛入道是道教不断丰富并提升自我的重要手段。佛教产生的时间比道教早得多,在传入中国时佛教已经发展得相当完备,因此道教在很多方面都借鉴吸收了佛教。比如早期道经的造作过程中便多有模仿乃至因袭佛经之处,道教的宫观设施、组织形式、宗教仪式等方面亦不乏借鉴佛教之处。又如受“大道无形”思想的影响,早期道教是反对偶像崇拜的,但是后世道教“设像立教”的形式与佛教却别无二致,正是受佛教影响使然。在宗教哲学方面,道教义理的思辨水平与佛教相比略为逊色,因此道教也积极援引佛教哲学以提升自身的理论水平。
艺术
南北朝时艺术兴盛,南方以绘画为主,北方以雕刻塑像为主。
绘画
画论、画史在此时期已建立,如谢赫的《画品》,提出绘画品鉴的六法,而其中的“气韵生动”说更被历代画评家奉为最高水准。
雕刻
在佛像石窟雕像上,北朝石窟造像,著名的有云冈石窟、龙门石窟、敦煌莫高窟、麦积山石窟、天龙山石窟等。石窟艺术最雄伟的是云冈20辜的座像。佛像容貌丰满,两肩宽厚,衣褶线条紧贴身躯而雕,庄严中寓有慈祥,表现出佛的胸怀气度。彩塑最好的是敦煌莫高窟第259窟的造像,含蓄微笑的神态,给人以恬静的美感。洛阳永宁寺塔基出土的北魏泥塑残像最为精致,面目传神。随著山水诗的出现,长期以来的以表现人物为主的绘画传统开始转变,山水景色也成为绘画的内容。南朝还有不少以人物画著称的画家,也有人在团扇上画出“咫尺之内而瞻万里之遥”的山水。南齐谢赫撰著了研究绘画理论的《古画品录》,而他所总结的“六法”,已不仅限于人物画,对后世有很大影响。
南朝陵墓雕刻方面,历代帝王、贵族陵墓前有神道石柱、石碑、石兽等。石兽又称避邪,由狮子造型演变而来,有驱邪、求福或升天之含意。其中已齐武帝陵前的天禄(双角石兽)、齐景帝陵前的麒麟最具代表。风格承袭汉代石兽雕刻,善于利用整块石材,以洗练的手法表现雄伟的气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