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敬亭是一介说书之人,是一位典型的小人物代表。他在左良玉要发兵南京时主动请缨,替侯方域送信,后效仿荆轲之举,只身前去送檄文,这一份胆魄不是一般文人所能及的。苏昆生是当时的戏曲演唱家,他虽是唱曲之人但称得上是一位义士,侯方域被逮捕后苏昆生替他奔走相救。左良玉身亡时,苏昆生独自守着尸身,设案祭奠。明朝覆灭之后,苏昆生同柳敬亭一起归隐山林。
左良玉
南宁侯左良玉因军粮匮乏,士兵无粮可食,迫于压力便要去往南京救食,可却造成朝局不安,对于朝廷覆灭起了加速作用。他不满弘光帝信任奸党、杀害忠臣、行亡国之政,便发檄文参奏马士英的八大罪行。但因谋划不全并过于自负,最终气极而亡。本想一心建明朝基业,但终究是功业未成身先死。
史可法
史可法是忠诚的化身。当他被困扬州时,对外有强敌入侵,对内士兵生了离叛之心,他悲愤万千,流下了血泪。最后面对君逃臣走、明朝灭亡这个局面,他痛苦不堪,看到江山易主,他也无可留恋。最终只剩下一种英雄末路的悲凉,他选择了跳江身亡,对其来说无疑是人生命运的一曲悲歌。
李贞丽
李贞丽是李香君认的母亲,原是秦淮名妓,仍然铅华未谢、风韵犹存。为保护香君,替她出嫁,最后辗转嫁给一个老兵。她的坎坷经历可以说是当时下层百姓的真实写照,乱世之人的飘零之感从她身上得以体现。
作品鉴赏
作品主题
《桃花扇》描写了一个朝代的灭亡,造成这个朝代灭亡的原因不是某一个人的过失,承担最后悲剧结局的也不是一个人,而面临悲剧命运进行抗争的也不只有一个人。所以,从悲剧主体来看,《桃花扇》的悲剧主体带有群体性的特征。它描写的是群体的悲剧。在个人与历史的对抗中,人的力量永远也无法最终战胜宇宙和历史,也永远都无法超越自己所处的时代,所以,个人的毁灭是必然的。在揭示了这样一种必然的结果后,《桃花扇》所展示的实际上是在注定的悲剧结局下个人的命运史。剧中的人物都有各种各样的缺点和错误,但是作者原谅了他们的这些错误,而向更深的层次寻求原因。从这样的角度来说,也可以说《桃花扇》是一部命运悲剧。人物不管怎么努力都无法摆脱自己的悲剧命运,而造成悲剧命运的原因,正如前所说,不是个人,也不再是社会,而是历史的必然的力量。
与主流的大团圆结局戏曲不同,《桃花扇》是少数能够将悲剧精神贯彻到底的作品之一。作者看到了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不如意,但并没有企图掩饰或弥合这种不如意,作者与处于其中的悲剧人物一起思考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悲剧性事件,是否有一个可以指向完美的解决办法,到了戏曲结尾,作者没有而且似乎也不愿意再为这些不幸的人物寻找出路了,他通过人物的悲剧性结局更加清晰和残忍地向人们展示生活中存在的对立和分裂,并且,这种对立和分裂是无法弥合的。
艺术特色
结构
《桃花扇》全剧四十四出,除试一出《先声》、闰二十出《闲话》、加二十一出《孤吟》、续四十出《余韵》之外,全剧结构大体可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从第一出《听稗》到第十二出《辞院》主要写侯、李的结合及由合而离,同时联系复社文人对阮大铖的斗争,左良玉欲东下就粮,为马、阮迫害侯方域埋下伏线。
第二部分从第十三出《哭主》到第二十出《移防》主要写侯方域的活动,同时联系拥立福王,马、阮当权,史可法被排挤,四镇内讧,朝政黑暗,展示了统治阶级内部派系斗一争的日益尖锐,为南明覆亡安下了伏笔。第十七出《拒媒》插入李香君的拒嫁田仰,使情节有变化,同时成为后而戏剧矛盾激发的张本。
第三部分,从第二十一出《媚座》到第二十五出《选优》主要写李香君的活动,通过马、阮对李的残酷迫害,从而揭示了南明统治集团腐朽的本质,以及李对爱情的坚贞,在政治斗争中的鲜明态度和疾恶如仇的优秀品质。
第四部分,从第二十六出《赚将》到第四十出《入道》,通过马、阮倒行逆施,大捕复社文人,以及左兵东下声讨马、阮,史可法困守扬州,对统治集团的分崩离析作了集中的反映,展示了明末广阔的社会图景。南明亡后,使入狱入宫的侯、李得以重合,最后他们却割断儿女私情,双双入道修真。
纵观全剧结构,一根主线贯穿前后,戏剧冲突十分尖锐,但又细针密线,出与出之间有机地串连在一起,浑然一体,使剧情得到了合乎规律的发展,从而加强了舞台的艺术效果。
对比
在布局结构上作者还运用了对比的手法,使剧情的发展更加引人入胜。侯方域两上媚香楼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眠香》出写侯方域初上媚香楼,正是暮春三月,江南草长的季节,桃红柳绿,春情无限,媚香楼上,侯、李沉浸在“春宵一刻天长久”的喜气洋洋之中。而《题画》出写侯方域第二次上媚香楼,只见庭院寂寥,一片荒凉,媚香楼上,纸破窗权,纱裂帘慢,“对景触情,怎能忍住一双泪眼”。这一喜一悲,两相对比,深刻地反映了社会大动荡所带来的巨大变化。在剧情处理上,作者还特别注意情节发展的前后照应。例如:在第一出《听稗》中,侯方域上场时就说陈定生、吴次尾二人住在蔡益所书坊,后来在第二十九出《逮社》里,写侯方域到蔡益所书坊访问陈定生、吴次尾,因而一起被捕,这就不会使我们感到突然。又如在《听稗》出中,侯方域约好陈定生等去道院赏梅,家僮来说:“魏府徐公子要请客看花,一座大大道院,早已占满了。”到了续四十出《余韵》,这位徐公子却穿上了清朝的服装,在上元县当了一名皂隶,下乡访拿山林隐逸。可谓伏线千里,前后照应。又如在开头描写莫愁湖上那一片“江山胜处,酒卖斜阳,勾引游人醉赏”的艳丽风光,与结尾的墙倒宫塌,满地蒿莱,夕阳残照的萧条光景,相互关联映衬,构成了全局在环境气氛上的强烈对比。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出作者在布局上的独具匠心和细针密线的功夫。
叙事
《桃花扇》能够“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是因为其文本内部蕴含着一套固定的叙事语法。《桃花扇》的叙事结构实际上是有着多条叙事线索的复合型叙事序列,在经过一系列的互补和叠加后,形成了绵密、完整的有机形态。其中有两个最主要的序列:一个是历尽悲欢离合,为爱千里寄扇的侯、李爱情故事;另一个是诉说南明小朝廷兴亡的国家故事。这两个叙事序列贯穿该戏的始终,并在恰当的时机不断转换,使得《桃花扇》在叙事上高潮迭起,如线如珠。
人物形象
在《桃花扇》紧凑的结构中,作者塑造了上自帝王将相,下至歌妓艺人的不下二三十个人物形象,这些人物有主有次,有褒有贬,但在孔尚任笔下,其性格却各不相同。比如,同是奸党,马士英有权有势,喜爱别人奉承,贪鄙而无才略;阮大铖则狡诈阴险,善于出谋划策。对不同的人物,作者也采用了不同的表现手法,有的点染成趣,有的进行平实的白描,有的则采用夸张的手法,不同表现手法的运用,对于人物的个性化是很有益处的。
后世影响
文学地位
《桃花扇》是清代戏曲作家孔尚任(1648~1718年)的代表作,在明清传奇历史剧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一时,“王公荐绅,莫不借钞”,“歌台演出,岁无虚日”。这一著作标志着继汤显祖以来中国戏剧的新巅峰,孔尚任也因此与《长生殿》的作者洪升并论,被称作“南洪北孔”。
衍生作品
在抗日战争时期,剧作家欧阳予倩先生曾改编过这部剧本,将结尾改成侯方域剃发留辫,改换清服入仕,找到李香君后,李香君愤而和其断交,以讽喻当时的卖国汉奸汪精卫之流。1964年剧作家梅阡、孙敬把它改编成电影剧本,采用的是欧阳予倩剧本的结尾。
三百多年来,《桃花扇》曾被多个剧种上演。抗战结束后,中央实验话剧院几度将《桃花扇》搬上舞台,在国内外演出。导演谢晋曾将《桃花扇》搬上银幕。上海电视台也曾将《桃花扇》改编成电视连续剧《李香君》
国际传播
《桃花扇》是极少数被同时翻译为英、法两种国际语言的中国古典戏剧之一。许渊冲在2009年将其译为英文,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此前WangJinguan的法文译本也和他翻译的另外几部中国古典悲剧一起,于2002年结集出版,译文集仍冠以《桃花扇》之名。
《桃花扇》作为经典在近现代日本的传播、接受和研究,历江户、明治、大正、昭和几个阶段,由诗歌评论、梗概介绍、全本译注到学术研究,在内容和形式上都逐渐走向现代、深入、多元和清晰,是近现代中日文化融通、学术交流和相互影响的一个比较典型的例证。
作品评价
清·刘中柱《桃花扇题辞》:“一部传奇,描写五十年前遗事,君臣将相,儿女友朋,无不人人活现,遂成天地间最有关系文章。往昔之汤临川,近今之李笠翁,皆非敌手。奇而真,趣而正,谐而雅,丽而清,密而淡,词家能事毕矣。前后作者,未有盛于此本,可为名世一宝。
清·沈默《桃花扇题辞》:《桃花扇》一书,全由国家兴亡大处感慨结想而成,非正为儿女细事作也。大凡传奇皆主意于风月,而起波于军兵离乱;唯《桃花扇》乃先痛恨于山河迁变,而借波折于侯李。读者不可错会,以致目迷于宾中之宾,主中之主。山人胸中,有一段极大感慨;适然而遇侯李之事,又适然而逢苏柳之辈;是以奇奇幻幻,撰出全册,当在野史之列,不应作戏曲观。梁启超则认为它“结构之精严,文藻之壮丽,寄托之遥深”,是“冠绝千古”的。
近代·梁启超《小说丛话》:“但以结构之精严,文藻之壮丽,寄托之遥深论之,窃谓孔云亭《桃花扇》冠绝千古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