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冲着前方战壕里的杨娃子大喊:“杨连长,必须坚持到天黑!”
这一声连长叫得他心花怒放,大声回应我:“不需要你娃废话!老子晓得!”
我们不再节省子弹,轻重机枪全力开火,打退了这波鬼子的进攻。
一片乌云飘到我们头顶,天色越来越暗,时值五月中旬,这个季节的雨水说到就到,我再次朝杨娃子大喊:“道长,赶紧做个法,求这老天下场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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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知真的假的,这家伙手里拿着一把刺刀,原地迈着奇怪的步伐,念念有词,然后猛然向天上一指,随着几声炸雷,闪电给天空割开一条口子,豆大的雨点瞬间砸了下来,把这干渴的战场浇了一个透,雨水掺着血水,把战壕内外的土都染红了。
乔木匠激动得朝杨娃子竖起大拇指:“你娃牛批死了!”
杨娃子不可置信的看着手里的刺刀,摸摸脑袋,疑惑地嘟囔了一句:“老子得道了?”
大雨,让道路变得泥泞不堪,鬼子已经无法再次组织大规模进攻,这是我们撤退的最佳机会。
聂营长身边放着好几个手榴弹,冲着我们大喊:“带兄弟们先撤,我替你们挡最后一道!”
我再次跑到他身边,大声骂了一句:“你他娘的挡个屁的道?显着你了是不?”
然后一记手刀劈在他后脖颈上,把他打晕了,然后扛起来就跑,他身边的两个兄弟分别在我左右扶着,一起冒雨下了河堤上了船。
这次船上的人不仅要划船,还要往外面舀水,不然等不到回南岸,船就沉了。
借着老天的庇佑,我们成功地把所有人撤回南岸,等鬼子踩着烂泥占领北岸阵地的时候,我们已经可以在南岸朝他们扮鬼脸了。
所有的木船都被我们推进运河,让它们随波逐流去吧,下游的老百姓谁捡到算谁的,反正不能留给鬼子。
我们有近半数人有夜盲症,一到晚上就跟瞎子一样,但也不得不相互拉扯着趁夜撤离战场。
我们的炮弹打光了,每人只剩下不到五发子弹,干粮袋里的面粉已经被泡成了面糊,即便这样也不能扔,接下来还有几百里路要走,也不知道即将面临什么样的困局。
穷怕了的川军兄弟们不舍得扔下重机枪迫击炮和高射机枪,抬着他们艰难前行。
我背后的聂营长昏迷过去了,身上滚烫滚烫的,躺在担架上的重伤员也陆续开始发烧。
冒雨赶夜路,时不时就有人摔倒,我们行进的速度非常缓慢。
这样下去可不是办法,在路过一个村子的时候,我们停下来寻求帮助,我们敲响了村口一户人家的大门,得知我们是撤退下来的国军,非常热情地招呼我们进去躲雨,人太多,他家躲不下,他就接着去敲其他人家的门,总算能喝上一口热水了。
诸葛丹和徐志凤着急忙慌地给伤员处理伤口,用药水清理完创口之后,撒上磺胺粉或者白药粉,再进行重新包扎,物资紧缺,也只能这样简单处理了。
这个村的村长戴着斗笠找到我,劝说我们把重伤员留在村里,他们会帮忙照顾,村里家家户户都有地窖,是储备粮食和躲避鬼子用的,正好可以用来安置伤员。
我们商量一下之后,感觉也只能这样了,带着这么多伤员,大家都走不脱,行军大半夜了,估计也仅仅只是前进了不到二十里地,照这个速度,鬼子明天一早来一个急行军就能追上我们。
那些重武器也没法带走了,尽管十分不舍,也只能委托村长找一个地窖藏起来,至于以后有没有机会使用,谁也说不准。戏剧化的是,多年以后,这些武器国民党军队没能取回,反而被解放军拿去用了。
我掏出自己身上所有的大洋,感觉不够,又朝杨娃子伸伸手,这哥们啥都没说,也把自己身上的20块大洋掏给我了,接着就是老陆和乔木匠,这些钱还是我们上次从土匪那里搜刮来的,一毛钱都没用。
我把这100多块大洋,硬是塞给这位老村长,他说啥都不愿意要,徐志凤劝说道:“伤员需要请大夫,平时需要吃药吃饭,也需要专人照顾,咱老百姓生活也清苦,这些钱你们必须留下,不然我们也不放心把这二十多个伤员留下。他们好了之后还要追赶队伍,也是需要路费盘缠。”
老头抹着眼泪收下钱:“苦了你们这些孩子了!我们等你们打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