队伍里的一个半吊子通讯兵终于鼓捣明白那部电台了,却没有任何可以联系的频率。我们现在可以说是满载而归,物资俘虏都有了,也算报了一箭之仇。
我们在黄冈城外集合,所有物资全部装车带走,装不下的就让那些俘虏扛着。等中午的太阳小了一些,我便下令穿越黄冈城返回我看复命。
虽然黄冈的战略地位无法与武汉相提并论,但它作为江防重地,在这场规模空前的会战中同样遭受了重创。战火纷飞,硝烟弥漫,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陷入了一片混乱和恐慌之中。昔日繁华热闹的街道如今变得冷冷清清,残垣断壁随处可见,无辜百姓流离失所,饱受战乱之苦。
九月的武汉,阳光依旧炽热无比,仿佛要将这座城市烤焦。空气中弥漫着一股令人作呕的气味,那是尸体腐烂所散发出来的恶臭。这种味道无处不在,无孔不入,让人无法逃避。
街道上冷冷清清,几乎看不到行人的身影。偶尔有一辆车驶过,扬起一片尘土,更增添了几分萧条和凄凉。商店和餐馆纷纷关门歇业,原本热闹非凡的街头变得死寂沉沉。
医院里挤满了病人和家属,医生们忙得不可开交。然而,医疗资源极度匮乏,许多患者只能躺在走廊或病房外等待治疗。死亡人数不断攀升,每一个生命的离去都让人感到痛心和无奈。
整个城市被恐惧和绝望笼罩着,人们不知道这场灾难何时才能结束。他们渴望得到帮助,但又觉得自己无能为力。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的精神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身心俱疲。
身材瘦削得像根麻杆儿似的郑三斤,竟然也如同那呆头呆脑、宛如一只木讷大鹅般的陶大勇一般,摇身一变成为了我形影不离的贴身随从!他们二人简直就像是两块甩不掉的牛皮糖紧紧黏着我不放,无论我走到哪里都亦步亦趋地紧随其后,仿佛生怕一个不留神就会跟丢了我似的。
路过城南一家孤儿院的时候,我忍不住停下了脚步,从低矮的墙头向里看去,徐志凤走到我身边说:“我也挺想那帮孤儿的,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说实在的,我真的非常思念他们。那些孩子们如此乖巧懂事,令人心疼不已。他们自徐州起便一直紧紧跟随我们踏上逃亡之路,无论路途何等艰辛困苦,从未有过半句怨言。
孤儿院的一群孩子正席地而坐,每人端着一碗野菜面糊糊吃的正香,他们住的房子刚被大火烧过,头顶的大斗笠就是他们唯一的装备。
我见到了一个熟人,让我激动不已,忍不住喊了一声:“周团长!”
没错,照顾这些孩子的正是周正平排长,也抗日儿童团的团长,他右手的伤已经好的差不多了,手掌没了,只剩下光秃秃的一条手臂,他听到喊声之后,向我们看过来,随后也扔下手中的勺子跑了出来,一边跑一边喊:“谢安庆,快看,谁来了?”
谢安庆甩掉头上的斗笠,冲着我们高喊一声:“闫大哥!凤姐姐!”他这么一喊,所有的孩子都放下了饭碗,呼啦啦的向墙外冲过来,瞬间就把我们围拢在一起了。把身后的一众人等看得目瞪口呆。“闫大哥,你们怎么来了?”谢安庆兴奋地问道。
“我们刚好经过这里,没想到会这么巧碰见你们。”我笑着解释道。
“太好了,我们都好想你们啊!”孩子们七嘴八舌地说道。
“大家都还好吧?”徐志凤关心地问。
“嗯,都挺好的。只是……这里刚刚遭到了日军的空袭,我们的房子都被烧毁了。”周正平无奈地摇摇头。
“可恶的日本鬼子!”我愤愤地骂道。
我让部队原地休息,和徐志凤一起走进孤儿院,我掀开他们做饭的大锅,里面只剩下一些野菜面糊,又看了一下他们的面缸和米缸,也都已经见底了,我皱眉问周正平:“之前听说你们去了武汉,怎么又跑这里来了?还有,上头没给你们发粮食吗?”
周正平解释说:“武汉那边轰炸的太凶了,不是特别安全,就把转运过来的孩子们分散到附近各个城市,至于粮食,当地是给我们配发了,这些孩子们看前方粮食紧张,就主动把粮食让给了前线将士,我们吃点野菜也能扛住!”
“胡闹!”我有点生气的说,“这帮小孩子是咱未来的抗日力量,天天吃不饱饭,怎么长个子?”
谢安庆笑呵呵地说:“没事的,现在山上的野菜和野果的挺多的,我们每天早上都可以弄来好多呢…”
我没好气地说:“你给我闭嘴!你们现在的任务就是吃饱饭练好身体,将来才可以为抗战出力!”
我招手让郑三斤过来:“去,让兄弟们把缴获的粮食拿一半过来!”
粮食送来了,孩子们却围上了我们这帮兄弟,摸着他们扛的枪眼睛冒光,目光中全是渴望,这帮兄弟也挺配合,干脆把身上的枪卸下来交给他们把玩,要是仔细算了,我们这些当兵的比他们也不过就大了几岁而已,除了河南炮手李华之外,即便是年龄最大的杜毅也没超过20岁,张宣武当团长的时候不过也才2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