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制度的改革,审计,预算制度的引入。本身就是扭转朝廷一些固有思维。其实就是将一些经济学的原则引入政府行为之中。
而仅仅这样也不够的。
想要培养市场经济。就要禁绝朝廷对市场的恃强凌弱。
中国古代向来有朝廷对民间的官买,和买等政策。基本上,就是将货物压低到一个非常低的价码,然后买。简直与巧取豪夺没有什么区别了。
与后世集中采购压价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为什么?
就是因为民户在朝廷面前,根本没有位置。必须是跪着的。朝廷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如此一来,谁还用心做生意啊?
都去当官了。当官可以名正言顺的抢别人的。
这就是为什么,虞醒反复强调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并非他不想要至高无上的皇帝位置,也不是他一定要解构皇帝的神圣性。
而是资本主义比封建社会先进性,就在于他带来一种平等。
金钱面前一律平等。
唯有如此,金钱才能成为社会交易的唯一媒介。
唯有如此,所谓的市场经济才能运行起来。
唯有如此,虞醒带来的先进生产力,才能让更多人利用起来,不至于虞醒搞来搞去,仅仅将搞出来一些重工业,甚至有难以为继的风险。
这其实也是洋务运动为什么失败的原因之一。
洋务运动带来的科技,在当时也不算太落后,如果能够充分的利用,足以改变中国的面貌。但问题是,你再怎么搞,也是上面大人的。谁愿意做这个啊?
清代倭仁说过一句话:“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
这一句话,在历史书上是反面教材。但是放在具体情境中,特别是在清朝得国不正的情况下,却是一句,实在不能再实在的大实话。
正如倭仁所言,清朝丧权辱国的条约一个接着一个签,并没有亡国。
新政了。立即就亡国了。
根本就在这里,中国版图之大,比西欧列强加起来都大。维系在一起的是人心,而不是利益。
而西学治国之道,根本就是经济学。或者是政治经济学。
而很多事情是不能算经济账的,根本是不能算,没有办法算的。
就比如明代江南抗税。为了国家江南百姓需要支撑大明一半以上的赋税。如果没有这个国家,岂不更好?南宋南渡之后,南方士大夫不想北伐。从国家大义上,自然该谴责。但是如果细算一笔经济帐,不打仗对江南才是最好的。
这就代表了封建王朝空前保守的特性。
似乎大一统王朝几乎所有变法都失败了。这都是一个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