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情的起因是因为内阁缺员,所以明孝宗朱佑樘下令仿照廷推其他大臣的方式来廷推阁臣,于是吏部会同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和科道官推举了六名大臣,最终皇帝选中了李东阳和谢迁二人入阁。
由于廷推是由吏部会同九卿、科道共同推举,推举出的往往是一些威望素著的大臣,所以明代的士大夫十分看重廷推,认为只有经过廷推得到的职务才是合理合法的。
曾经由皇帝直接指派阁臣的特简方式在他们看来都是弊端,没有一点优点。
因此自从弘治八年的这个头开了以后,由皇帝中旨任命或由内阁推用都会导致很多的议论,往往受皇帝特简指派的官员都不去上任,很多人以不由吏部而经皇帝指派才得到职务感到耻辱。
长久下来以后,皇帝也就丧失了直接指派阁臣而被百官信任的权力,被直接指派的官员往往都会被同僚歧视排挤,皇帝直接失去了一张可以直接打的牌。
尽管这样的内阁制度避免了独裁之臣出现的几率,选任制度相对来说比较公开,但皇权却没有之前那么大了。
加上廷推的存在需要拉票,因此这样的制度逐渐演变成朋党的倾轧的摇篮
阁臣想握权,一方面得交结内监,另方面则又要倾轧同列的大学士,遂演成朋党之祸。
如严嵩任首辅,威权极崇,但却为阁僚徐阶所倾倒。
张居正任首辅,也因内结司礼监冯保方能遂意,结成朋党,方可行使权力,但在革弊振衰时,仍不免受言官攻击,被指责为揽权专断的权臣,甚至祸发身后,被夺爵抄家。
明代朋党倾轧激烈,实与内阁制度名实不符的矛盾看密切关系,让阁臣不得不成为一个善舞长袖的人游走各党派之间。
这样的制度很难选上有能力的人,像孙传庭、金铉这样的人,如果不是朱由检大力支持,估计一辈子都很难坐上阁臣之位,因此朱慈燃对内阁的改制就是职权分明。
自九月初一开始,内阁与六部被剥分,内阁大学士被永定为七人,分别是中极殿大学士洪承畴、文渊阁大学士金铉、武英殿大学士孙传庭、建极殿大学士李长庚、东阁大学士周延儒、文楼大学士温体仁、武楼大学士杨文岳。
六部尚书被重新任命为吏部尚书范景文、礼部尚书徐霞客、兵部尚书卢象升、户部尚书沈廷扬、刑部尚书陈奇瑜、工部尚书孙元化。
也就是说,六部和内阁剥离开来,另外传统的廷推制度也被改变。
七位阁臣虽然还是由官员们廷推选拔,但决定权在皇帝,并且官员们只能廷推阁臣,首辅则是由皇帝委任。
另外,内阁分为五年考核一次,能者上,弱者下。
在职级上,内阁节制六部,同时总揽国家政务。
内阁有权任命六部尚书以下,都察院以外的大部分官员,负责制定和执行国家对内、对外的一切重大方针与政策。
同时,内阁向皇帝负责,定期向皇帝报告工作,接受六部、都察院和皇帝的监督。
如果都察院检举内阁,并且皇帝通过,那内阁停权留职,必须接受三司检查。
总体来说,朱慈燃的新制度下,内阁做的事情还是差不多,但他们不再兼任六部尚书,这就让皇帝原本需要对付六部尚书加阁臣的局面,变成了阁臣、六部尚书。
三角关系在政治上是十分稳定的,而朱慈燃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安排,就是因为他想让宦官势力退出舞台,重新恢复到明初的政治格局。
同样是三角关系,皇帝、六部、内阁的关系,可比皇帝、文官、宦官要好太多了。
可见,朱慈燃对于太监干政是很不喜欢的,毕竟他走过民间,听说过万历年间太监干政导致的混乱局面。
不过,这样的改变,就让内阁的局面更为尴尬了。
在新的制度下,内阁虽然可以行使的是皇帝的权力。
但要是皇帝个个都是朱元璋、朱棣、朱由检、朱慈燃这样的工作狂,那内阁就基本没有用处。
只要皇帝勤政一点,内阁的权力就会缩小一点,皇帝越勤政,内阁权力就越小。
这虽然加强了内阁的合法性,但也极大限制了明中后期发展起来的内阁。
内阁对六部可以强硬,但对皇帝却不行,这就是朱慈燃想要的内阁,而他也借助朱由检尚在的余威,完成了他所想要的新内阁制度。
在新制度下,内阁主要就是帮助皇帝处理奏疏,这可以减轻朱慈燃的工作量,不像以前,内阁阁臣还得忙六部的事情。
不过,这样的坏处也很明显,那就是一旦皇帝懒政,内阁首辅就能一直把朝政,所以对皇帝也有一定的约束力。
对于内阁来说,这算是一则好消息,而对于洪承畴来说,他最高兴的消息就是在新内阁制度下,他终于坐上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内阁首辅之位。
没激动,也没有惶恐,洪承畴很快就适应了自己的权力。
今日是新内阁的第一次廷议,他扫视了一眼六位阁臣,目光着重放在了孙传庭和金铉身上。
他很清楚,金铉代表了东宫,孙传庭代表了北方将领。
金铉主要是监察内阁,孙传庭主要是制衡自己。
不过,就他们想要对付自己,洪承畴有些想要发笑。
他不怕金铉和孙传庭这样的直臣,比起他们,洪承畴更担心周延儒和温体仁这样躲在暗处,暗藏祸心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