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夺回淮阳军、使漕运北线畅通,赵官家又匆匆提拔了张所,出任京东西路宣抚副使,前往亳、宿二州,确保漕运南线不丢失。
听闻赵官家只从内藏库发三十万钱,王伦几乎要笑出声了,他现在可以确定,这位宋徽宗赵佶,就是那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和享乐主义者,也就是“独夫民贼”。
如果赵官家是那种完全的利己主义者,那么出于对个人最大利益化考虑,他肯定会优先考虑集体利益,因为只有那样,他的个人利益才能够得到安全的保障。
杨朱曾说过: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取一毫而损天下,亦不为也。
放到赵官家身上,却是取万毫而损天下,乐为之也;拔一毛以利天下,如何能为之?
面对谭稹传达的天子的旨意,刘光世很是为难,他连手下诸路官兵的具体情况都没有完全摸清楚,怎么打仗?
况且先前他追击北逃的河北籍官兵,被郝思文、索超拦截,损失三千,但上报给朝廷后,不少官员却认为,不过是三千人而已,我大宋在大名府的官兵十万,怕什么?
刘光世很想扒开这些官员的脑袋,看看他们究竟长没长脑子。
他现在突然就明白了“安史之乱”时被唐玄宗冤杀的高仙芝、封常清的心情,以及后来的哥舒翰为什么要大哭着领兵出潼关了。
刘光世只能不断寻找托辞,但迎来的却是一道比一道严厉的催促命令,等到他老爹从江南西路赶回来,没有去河东路赴任,而是留在了东京城时,刘光世知道自己不出兵不行了。
这时王伦那里也已经准备得大致妥当了,官道沿线的水洼、池塘被人工排干,官道也粗略修缮了一番,可以通行大军了。
战事依旧率先在南面爆发,韩世忠、袁朗、孙安三部联合,集骑兵四千、步兵八千,直冲徐州彭城。
彭城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此前韩世忠等三路兵马向西突进,目标就是彭城。袁朗的任务,本是从宿州方向北进,包围彭城南面,孙安进驻砀山,是为了阻挡西面可能向彭城的援军。
但河北战事迟迟不能推进,袁朗和孙安便迅速后撤,绝不暴露作战意图。
随着天气渐渐转凉,大名府方向已经具备了南下的道路条件,于是萧嘉穗接王伦命令,转而要求韩世忠三部继续西进。
朝廷在彭城放了三万余大军,韩世忠截断宿迁、下邳两县,认为彭城必然缺乏粮草,便与赶来的袁朗、孙安等将领商议后,集中精锐,向彭城突进。
于是大战在彭城东北爆发。
高可立领梁山军步兵第十一营,与樊瑞的第十三营奋勇向前,孙立则领背嵬营骑兵自南冲阵,连杀三员朝廷军将,孙安在西北进攻,袁朗则再次发挥了骑兵的机动性,绕道西侧,堵住了出战官兵的退路。
自巳时鏖战至申时左右,官兵大溃,只有数千残兵逃回城内,梁山军顺势将彭城团团围住。
赶来的解宝、鲍旭、李逵等部,则领步兵向西,萧县开城门投降。
接到赵官家的任命,张所匆匆南下,却不得不停在了应天府,彭城兵败,就意味着他成了光杆司令,无兵可用。
于是张所便在应天府招募青壮,意图死守大宋的南京。
北京大名府,刘光世也不得不出兵,他派一路兵马自魏县攻洺州的肥乡县,又派一路兵马自成安县攻磁州的滏阳县。
刘光世不得不如此分兵,攻洺州,则可以继续向北攻冀州;攻磁州,则是要夺回滏口陉,防止梁山军从河东路可能的援军。
这就是刘光世的尴尬之处,实在是他要防备的地方太多了,河北本就是一马平川,无险可守,他只能尽量去争取有利的防守地势。
同时他也希望通过分兵牵制梁山的兵力,但王伦偏偏不按套路出牌,而是集合了所有战马,骑兵一人一马,步兵也上马,凑了近三万骑,从临清县,过已经被刘光世主动放弃的馆陶县,向魏县杀奔而去。
从去年年底,吴用在雁门关一带与耶律延禧互市,送到河北的各色马匹就有两万余匹,其中适合用作军马的,大约四千余,而许贯忠在燕山府与金国互市,只购得各色马匹七千余,金国卖的牛羊倒是很多,马匹几乎都是驮马。
故而史文恭在太原府也已经重建了官办马场,只靠外贸,总归是要被卡脖子的,还得建立完善梁山自己的马政。
刘光世为了协调诸路调来的禁军,不得不在魏县、大名县之间划定防区,构筑了一道防线。
但大宋朝的禁军,总体来说是存在一个歧视链的,西军以及边军瞧不起内地州县驻屯的禁军,北方禁军又瞧不起南方禁军。
而刘光世的部下,则是北方瞧不起南方,同时瞧不起惨败的西军,并共同歧视连河北都守不住的河北禁军。
为了协调诸路禁军之间的矛盾,刘光世可谓是费尽了心思,但郝思文还是找到了他构筑防线的漏洞,从河北禁军与淮南禁军的结合部猛冲了过来。
淮南禁军中不少官兵原本是河北两路的流民,觉得河北禁军都是废物,连家乡都守不住,不管刘光世怎么调整、协调,歧视和矛盾始终存在。
两支禁军结合部的漏洞有多大呢?不多不少刚好十里。
对于郝思文而言,这十里已经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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