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要成熟一点!”这是姚若夏在去年就此问题对公司提出意见时,销售总监的回答。
姚若夏觉得很无奈,也很可笑。自小到大,从来没有人这样认为过她,即使她顶着工程师的名头,一脸稚气地坐在培训台上,给那些年长她的叔叔阿姨们讲解助听器的常识,也从来不会因为年纪的关系穿帮而遭到不屑。
也许,销售总监所说的成熟,和姚若夏的成熟不是一个概念。
没有人知道,十五年前,就在姚若夏十岁的时候,她就已经成年了。
尴尬的沉默让空荡荡的店堂显得格外压抑。奇怪的气场充斥在不大的空间里。
“姚工,是不是助听器的原理和窃听器是一样的?”王耀没话找话,讨好地问着姚若夏。
“有区别,但如果讲到效果,倒还真有些相似的原理。”
“那岂不是很容易被用于窥探隐私?”王耀继续笑得很假地和姚若夏说话。
姚若夏这次没有做声,她笑笑,低头看着柜台上的一张报纸。
王耀讨了个没趣,无所事事地转来转去。
时钟滴答滴答地往前走着,一声打破沉默的钟声响了起来。
“当——”五点,下班了。
姚若夏看了看钟,取上包,绕出柜台,往前走去,走到一半的时候,转过脸来。王耀抬起头以为她会说什么,姚若夏只礼貌的说了声:“再见!”
“再见,姚工——”王耀狐疑地看着她,“您明天还来吗?”
“不来了,”姚若夏驻足停顿了一会儿,“明天开始我休假,家里有些事!”
李从安再次提审了万吉朋。
因为这次心里有了数,所以对万吉朋的态度就没有以往那么好了,“老实点!”
电视剧里一般这样的话都应该由普通民警说,而像他这样的“领导”,应该沉稳地坐在一旁,阻止手下不文明执法,然后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想想你的母亲,想想你的孩子”。仿佛这样罪犯就会自觉地痛哭流涕,一下子悔悟过来,然后滔滔不绝地供述。
李从安知道那些都是文艺幻想,现实当中罪犯哪会那么乖乖就范。为了逃脱,他们挖空心思编造着一个又一个的谎言,用形形色色的方式,想要躲过警察的盘问。一想到这,李从安就有些灰心。
之所以说是灰心,是因为李从安还真有些“文艺”。他不是那种五大三粗,靠着一把子蛮力,以暴制暴的警察。对讯问技巧不遗余力的探究,就是为了以和平方式,将罪犯从一群无辜的人当中分辨出来。罪犯也是人,也有基本的权利,也应该获得尊重。
看到驻伊拉克美军虐囚的照片,李从安的不适感不亚于看到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
可每当自己“彬彬有礼”,换来却是罪犯狡猾的欺骗,李从安总是要问自己,用文明的方式去对待破坏文明的歹徒,难道真的是文明进步的表现?
他叹了一口气。
眼前的万吉朋就是一个例子。该使用什么样的讯问策略呢?李从安拉回了思路,在想,可以利用的“子弹”不多。而且先前自己居然一点也没看出来。
“我就不信你开不了口!”李从安赌气的成分,此时甚至还要大于案子本身。
万吉朋落案很迅速,几乎还没来得做详尽的调查,李从安心里分析着,他知道警察都了解一些什么:没有时间证人,那双鞋,自己不佳的口碑。
现在唯一能够让他措手不及的就是邢越旻送过来的那把匕首,他一定还没想到,他的儿子,已经把他就是凶手的铁证,拱手送到了警察的手里。
万吉朋属于什么类型的犯人呢?李从安再次抬头看了看,蹲了几天监狱,他看起来似乎还不算憔悴。他坐在对面的椅子上,双手拷在椅子的把手上,耷拉着脑袋。
“真不是我干的!”万吉朋说了一句。
李从安没有回答,而是接着在想,应该属于情感外露型的吧,这几次接触,李从安并不认为他是一个城府很深的男人,稍有风吹草动,他就会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大喊大叫起来。这样的人如果杀了人,多少会有些痛苦和自责吧,李从安决定从他的“愧疚感”下手,而不是直接抛出那把带有指纹的匕首,如果他还算是个人,杀了一个鲜活的生命,哪怕只有一点点无法做到无动于衷的话,李从安就可以让他自己供述。
心里有了大致的策略和方向,李从安决定先给他施加压力。
“你说,刘一邦死的时候,你一个人在家里?”
“是的!”万吉朋抬起来了头,这句话已经说过很多次了。李从安当然知道,他现在只是让这样的对话,让万吉朋迅速进入到压力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