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氏夫妇,是那种对世俗礼教不屑一顾的人。他们不受世俗眼光的束缚,不随波逐流。他们有自己的价值观和处事之道,这些准则是他们内心的坚定信念,不会因为外界的压力而妥协。
举个例子,龚氏夫妇在面对是否帮助一位有反清复明思想的陌生人时,他们并没有犹豫。虽然帮助这位陌生人会给他们带来很大的风险,甚至可能危及他们的生命,但他们仍然选择了伸出援手。
龚鼎孳在担任官职时,更是敢于公然为汉人争取权益,不惧满族权贵的威胁和打压。他的一言一行,都彰显出他的勇气和魄力。他的行动,不仅为自己赢得了尊重,也为那些受压迫的汉人争取了应有的权益。
傅山,那位南明遗民,如同一颗不屈的明珠,在历史的洪流中闪耀。他以道士之名,拒绝剃发易服,身着朱衣,那份对前朝的记忆与忠诚,仿佛在每一片红绸中跳跃。回想起顺治十一年,他与南明总兵宋谦密谋起义,那是一次震撼天地的壮举。然而,命运却给他们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起义计划泄露,傅山被捕。
那时的他,被世人称为甲午朱衣道人案的主角,陷入了一场无法逃脱的噩梦。他的父亲、兄弟都因他而遭受严刑拷问,但他从未后悔,也从未屈服。直至龚鼎孳出手相救,他才得以走出那冰冷的牢房。那一刻,他誓言终身不为清朝服务,他那一身道袍,更像是一道永恒的抗议。
那些日子里,他屡次违抗康熙的圣旨,那些邀请他参加博学鸿词科的命令,被他冷冷地抛在一边。他拒绝向清朝低头,那种执着与坚定,仿佛是他生命中最为璀璨的光芒。当康熙强行授职,命他到午门谢恩时,他却傲然仰卧于地,坚决不叩头谢恩。那一刻,他的身影仿佛变成了一座山,任凭风吹雨打,我自巍然不动。
阎尔梅,那位曾在史可法军中担任参谋的英勇人物,他的胸怀壮志,满腔热血,绝非寻常。他深知清军内部的不稳,他更看到了北方抗清力量的崛起。他反对"联虏平寇"的战略,力主利用清军内部的脆弱,以及与李自成主力周旋的有利时机,发动攻势,以期收复失地。他的建议极富见地,只可惜未被史可法采纳,最终导致了失败和灭亡。
在失败的打击下,阎尔梅并未放弃。他开始在中原各地奔走,积极招募志同道合的志士,多次策划反清起义。虽然曾被捕入狱,但他凭借着过人的机智与勇气成功逃脱。然而,他的家人却因此遭受了株连之苦。在亡命天涯的日子里,阎尔梅历经了十年的磨难。直到龚鼎孳担任刑部尚书时,才为他平反了冤案。
而丁耀亢,这位清初的才子,他曾任镶白旗教习。虽然身处清朝官职,但他的内心却始终暗藏着反清的思想。他以《续金瓶梅》为名,写下了一部与书名毫不相干的着作。这部作品实际上是丁耀亢宣扬反清思想的工具。然而,事情败露后,他被捕入狱。幸运的是,龚鼎孳和傅掌雷等人极力营救,最终使他得以获释。他的故事也因此成为了那段历史的见证和记录。
丁耀亢,这位清初的才子,曾经在镶白旗担任教习,然而在他的内心深处,却暗藏着对清朝的反感。他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那就是创作了一部名为《续金瓶梅》的作品。然而,这部作品的内容与它的名字毫无关联,实际上是一部宣扬反清思想的着作。
这部作品在当时引起了轰动,因为它以一种隐晦的方式揭示了清朝统治下的社会矛盾和民族压迫。丁耀亢因此被当局逮捕,并被投入了监狱。然而,他的朋友们并没有放弃营救他的努力。龚鼎孳和傅掌雷两位名士,更是竭尽全力为他辩护,最终成功地使他得以释放。
黄宗羲,这位南明的忠贞遗民,以他的反清复明之志,屹立在历史的洪流中。当他的挚友钱谦益临终前,恳请他为其撰写墓志铭时,黄宗羲陷入了一种两难的境地。他一直秉持着“义不仕清”的原则,决心不再涉足世俗之事,而钱谦益在当时是清廷的要员,这使得黄宗羲在答应他的请求后,难以自圆其说,甚至可能引来不必要的麻烦。
正当黄宗羲愁眉不展之时,龚鼎孳,这位慷慨激昂的文人出现了。他毫不避嫌,挺身而出,为黄宗羲代撰墓志铭。这一举动,无疑使黄宗羲从尴尬的境地中解脱出来。而对于龚鼎孳来说,他不仅不畏风险,为反清志士及其家人提供庇护和资助,其数目之大,难以计算。
钱谦益曾赞叹道:“长安三布衣,累得合肥几死。”这其中的“长安三布衣”,正是对龚鼎孳、米芾和黄宗羲这三位大儒的赞誉。而邓之诚也曾言:“艰难之际,善类或多赖其力。”这无疑是对龚鼎孳无私奉献、不畏艰险维护反清志士行为的最高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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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龚鼎孳,一个不畏世俗眼光,勇往直前的人。他的一生,充满了对正义的坚守和对朋友的忠诚。在他的帮助下,许多反清志士得以保全,他们的家人也得以安顿。
在历史的波澜中,龚鼎孳的一些行为常常引起争议。然而,他的妻子顾横波不仅坚定地支持他,更积极地投身于这些事业中。在那些充满对抗和风险的岁月里,她始终坚定地站在龚鼎孳的身边,化压力为动力,变逆境为契机。
有一回,顾横波与龚鼎孳一起对抗清志士及其家人。他们不仅慷慨解囊,为那些坚守汉家志向的人提供物质支持,更在精神上给予了巨大的鼓舞。他们的善举,如同春风般温暖,为那些在寒冬中挣扎的人们带来了希望。
在龚鼎孳被贬出京后,顾横波选择了与他一同隐居于金陵的隐园。那里是他们的避风港,也是他们共同抵抗世俗压力的堡垒。然而,一次意外的事件让这个平静的避风港掀起了波澜。
当时,阎尔梅被清军追捕,无奈之下逃入了隐园中。面对这样的突发情况,顾横波没有丝毫的慌乱。她果断地将阎尔梅藏于侧室中,沉着镇定地应对。她的机智应变,使得阎尔梅得以安全地度过危机。
此时的龚鼎孳,已经不再是朝廷的大员,而是因“重汉排满”的罪名被皇帝贬黜,赋闲在家。然而,顾横波并没有因为龚鼎孳的失意而动摇。她义无反顾地保护阎尔梅,展现出了不让须眉的胆识和义气。
袁枚曾以“礼贤爱士,侠内峻嶒”八字来形容她和柳如是。这并不仅仅是因为她们都是女中豪杰,更是因为她们在关键时刻所展现出的那种不屈不挠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使得她们在历史的洪流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顺治十八年,清朝政府以清查逃赋为名,对江南士子进行了一场大清洗,旨在压制该地区的反清情绪。一时间,数万名江南士子遭到革职,不少人更是被迫害下狱。在这个风声鹤唳的时期,龚鼎孳已在家中闲居四五年,但当他得知这一消息后,深感自己有责任站出来为这些士子发声。
龚鼎孳毫不犹豫地向当权者上疏,言辞犀利。他指出,这些士子是江南的未来和希望,如此打压会寒了人心。在他的努力下,一千多名士子得以恢复职务。这不仅体现了他的智慧和勇气,更显示了他对民众的深厚关怀。
除此之外,龚鼎孳在为官友人饯行时,总是叮嘱他们要体恤民众的艰难。他常说:“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我们不应只顾自己的利益,而应将民众的福祉放在首位。”这种真挚的关怀和言传身教,让许多官员深受感动,也促使他们更好地履行职责,造福于民。龚鼎孳,一个身处乱世的文人,他的诗文常常是内心悲戚的流露。他并非那种慷慨激昂,以民族兴亡为己任的豪杰,但他的心肠绝非冷漠。他以诗文描绘世间的沧桑,尤其是对民间疾苦的关注。
例如,他的《岁暮行》诗句“揭竿扶杖皆赤子,休兵薄敛恩须终”,生动地描绘了战乱之中普通百姓的苦难,以及他们对和平生活的渴望。然而,龚鼎孳却在外表上长歌痛饮,掩饰他内心的悲伤。
遗民诗人宋睿曾回忆,龚鼎孳在酒宴之后,歌舞散场,与他相对而坐时,竟流泪无言。而对于龚鼎孳的这种心境,恐怕没有人比顾横波更了解的了。
龚鼎孳的诗文直抒胸臆,虽然并未流露出明显的反抗情绪,但因此引来的不满,成为他仕途坎坷的原因之一。尽管如此,他的诗文仍然是一面镜子,反映出那个时代的真实面貌。
在那个波澜壮阔的年代,龚鼎孳与顾横波夫妇二人的生活就如同跌宕起伏的戏曲一般。在顺治十四年,龚鼎孳为顾横波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寿辰,这是他们最后一次的惊人之举。
顾横波,一位倾国倾城的女子,她的一生虽然不为世俗所困,但心中却有着自己的坚持。她深知自己无法为龚鼎孳生下子嗣,这成为她心中难以言说的痛。然而,龚鼎孳却一直默默守护着她,他们的感情在岁月的洗礼中越发深厚。
在那场寿辰中,龚鼎孳不惜花费重金,邀请了名伶名角前来助兴。顾横波的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那是她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刻。然而,寿辰之后的岁月却并不平静。
在顺治十五年,龚鼎孳唯一的幼女夭折了,这个打击对他们夫妇来说是巨大的。顾横波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之中,她的心如同被冰雪覆盖,感到前所未有的寒冷。她开始心灰意懒,对世事失去了热情,转而投向了佛法,希望在佛的庇佑下找到心灵的慰藉。
从那时起,顾横波的性格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她开始潜心修行,清心寡欲,过上了与世隔绝的生活。她每日焚香诵经,为龚鼎孳祈福,她的心境也渐渐变得宁静、淡泊。
在康熙三年的盛夏,龚鼎孳与顾横波,两位年近百岁的人,依然兴致勃勃地相携出游杭州。西湖的月夜下,他们泛舟湖上,彼此依偎,宛如新婚夫妇般恩爱。这是顾横波一生中最后的闪光的记忆,她深知自己的日子无多,于是选择以此方式向江南做一次告别之游,也为夫妻二人留下更多美好的回忆。
然而,就在那个冬天,顾横波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终于在铁狮子胡同的家中病逝。龚鼎孳悲痛欲绝,两年后他向朝廷告假,扶灵返回江南,将顾横波的遗体归葬。顾横波的离世震惊了京城文人学士,她的葬礼极为隆重,送殡的车多达几百辆。而在遥远的江南,阎尔梅、柳敬亭、余怀等人也在安徽庐州开堂设祭,许多人为此纷纷前来凭吊。
为了纪念顾横波,龚鼎孳在北京长椿寺建起了“妙光阁”,每年的顾横波生辰他都会前来这里礼诵佛经。他生前所着的《白门柳》词集,据余怀所说,实际上是他为顾横波所作的“传奇”。这部词集不仅展示了龚鼎孳的才情,更是他们两人相恋历程的一部情史。顾横波虽然离世,但她的爱情故事与龚鼎孳的深情厚意永远流传在世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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