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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科技盛世显辉煌（第1页）

明朝科技发达，是当时世界上最顶尖之一，特别是与农业、手工业、商业等密切相关的许多新产品、新技术不断涌现，农学和医学都得到了长足发展。除了传统科技外，明朝末期，西方传教士已经开始在传教的过程中将阿拉伯天文学和欧洲科技介绍进来，许多“洋科技”和“洋玩意”的出现，为传统科技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李时珍修《本草纲目》

李时珍，字东璧，又字可观，晚号濒湖山人。蕲州（今湖北省蕲春县西南）瓦硝坝人。出生于正德十三年（1518年），逝世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他是我国卓越的药物学家，也是当时世界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李时珍出身于世医家庭，父祖三代为医。祖父是一个走街串巷行医的“铃医”。父亲名言闻，字子郁，号月池，博通经史，以医为业，既具有丰富的诊病治病经验，又深通药学，曾充太医院吏目。

著述有《四诊发明》八卷、《医学八脉注》、《人参传》二卷、《蕲艾传》一卷，另有《痘疹证治》、《四言举要》等若干种。

李时珍从小受家庭影响，加之自幼体弱多病，很早就对中医药学感兴趣，“好读医书”，常随父兄进山采药，懂得不少药草知识。但在科举盛行的明代，由举业成名而步入仕途才是正道，所以在父亲的督促下，李时珍自幼诵习儒家经典，学习制艺。嘉靖十年（1531年），在父亲陪同下赴黄州府试，中秀才。后来，又曾三次赴武昌乡试，三次落选。拜理学名家顾日岩为师，发愤读书十年，同时钻研医学。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李时珍开始正式行医，致力于中医与中药的研究。他一边潜心研究前人的医学著作，一边诊病辨证，积累经验，几年后，已俨然成一时名医。

有一年，家乡遭遇洪灾，大水退了以后爆发了疫病。生病的都是没钱医治的百姓。李家父子俩十分同情穷人，虽然自己家中也不富裕，但穷人找他们看病，他们都悉心医治，不计报酬。老百姓认为他们医术高明，品格高尚，十分感激他们。李时珍刻苦研究医术，博览群书。我国中医博大精深，自汉朝有人写过一本《神农本草经》以后1000多年，不断出了许多新的医书。李时珍利用为王公贵族看病的机会，阅读了不少王公贵族家的藏书，因此，他的知识越来越丰富，医术也越来越高明了。

李时珍的声名远播，使四处百姓都慕名前来求医。一次楚王的儿子得了抽风病，楚王府的医官都束手无策。听说李时珍是当时名医，楚王马上派人把李时珍请到王府。李时珍一看病人的脸色，再按了按脉，认为孩子的病是肠胃引起的。

他开个调理肠胃的药方，楚王的儿子一吃药，很快病就痊愈了。楚王大喜，再三挽留李时珍在楚王府。不久之后，正碰上朝廷征揽人才，楚王为了讨好明世宗，就把李时珍推荐到北京太医院去。明朝太医院是专为宫廷服务的医疗机构，可惜当时的官场腐败，被一些庸医弄得乌烟瘴气，而明世宗对真正的医学并不重视，却迷信一批骗人的方士，在宫里做道场、炼金丹，想凭这些办法使自己长生不老。李时珍在太医院呆了一年，就辞职回家了。

辞去了太医职位的李时珍一身轻松，游历了许多名山胜地，四处采摘草药。他阅读了大量古代医书，但是经过临床实践发现，古代的本草书籍“品数既烦，名称多杂。或一物析为二三，或二物混为一品”。特别是其中的许多毒性药品，竞被认为可以“久服延年”而遗祸无穷。于是，他自己开始进行实践研究，决心重新编纂一部本草书籍，纠正前人的谬误。他的足迹遍布祖国大江南北，除家乡湖北外，他还到过江西、江苏、安徽等很多省份。后人以“远穷僻壤之乡，险探岳麓之华”的诗句，形容他远途跋涉、四方采药的生活。

李时珍每到一地，就虚心地向各式各样的人物请教。不仅仅是医生或采药者，还有种田的、捕鱼的、砍柴的、打猎的，大家热情地帮他了解各种各样的药物。比如芸苔，本是常用的药材，但它的属性和特点，始终存在疑惑。《神农本草经》说得含糊，各家注释也搞不清楚。李时珍询问了一位种菜老人，在他指点下，又察看了实物，才知道芸苔实际上就是油菜。这种植物，头一年下种，第二年开花，种子可以榨油，于是在他的《本草纲目》中就一清二楚地注解出来了。

李时珍非常注意观察药物的形态和生长情况。为了能仔细观察到毒蛇的原生态，李时珍置危险于度外，到处寻找。在捕蛇人的帮助下，他近距离观察了毒蛇，并看到了捕蛇、制蛇的全过程。由于这样深入实际调查过，后来他在写《本草纲目》的时候就得心应手，说得简明准确。同时，李时珍了解药物，并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调查，而是一一采视，对着实物进行比较核对。

这样弄清了不少似是而非、含混不清的药物。武当山五龙宫产的“榔梅”，被道士们说成是吃了可以长生不老，人们把它称作“仙果”。宫廷的贵族都把它当作宝贝一样，要地方官吏年年进贡，并且禁止百姓采摘。李时珍不信道士们的鬼话，要亲自采来试试，看看它究竟有什么功效。为了弄清真相，他冒着危险，攀登悬崖峭壁，采到了一颗榔梅，带回家乡。经过他详细研究，才知道那种果子只不过像一般梅子一样，有生津止渴的作用，是一种变了形的榆树的果实，并没有什么特殊功效。

本着严谨的治学态度，李时珍脚穿草鞋，身背药篓，带着学生和儿子翻山越岭，访医采药，足迹遍及牛首山、摄山、茅山、武当山等大山名川，走了上万里路，倾听了千万人的意见，参阅各种书籍800多种，前后历经27年，终于在他61岁那年（1578年）写成了《本草纲目》一书。

《本草纲目》共16部，52卷，约190万字。全书在前人基础上增加药物374种，共计1892种，其中植物1195种；收录古代药学家和民间药方11096则；书中附药物形态图1160幅。这部伟大的著作，对历代本草著作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纠正了以前的许多错误，补充了不足，并有很多新发现和突破。是到16世纪为止我国最系统、最完整、最科学的一部医药学著作。

全书如此浩瀚广博，如何分类检索便成为关键的问题。而李时珍最大的贡献之一，就是他不仅成功解决了药物的检索问题，而且还提出了他对植物分类学方面的新见解，以及具有启蒙意义的生物进化发展思想。李时珍打破了自《神农本草经》以来，传统的上、中、下三品分类法，把药物分为水、火、土、金石、草、谷、菜、果、木、器服、虫、鳞、介、禽、兽、人共16部，包括60类。每药标正名为纲，纲之下列目，纲目清晰。书中还系统地记述了各种药物的知识。包括校正、释名、集解、正误、修治、气味、主治、发明、附录、附方等项，从药物的历史、形态到功能、方剂等，叙述甚详。尤其是“发明”这项，主要是李时珍对药物观察、研究以及实际应用的新发现、新经验，这就更加丰富了本草学的内容。

《本草纲目》不仅在国内具有深远的影响，对世界影响也很大。早在成书不久的公元1607年，这本书就传入日本，并被多次翻刻，供人们学习、研究，以至于很快出现了不同的研究学术派别。这本书也很早就传人琉球、朝鲜和越南。十八、十九世纪，《本草纲目》又开始受到欧洲人的注目，被译成英文、德文、拉丁文、法文、俄文等文字出版。

李时珍于1593年逝世，享年75岁。李时珍逝世后遗体被安葬在故乡蕲州城东。时至今日，蕲州一带的中医每年清明都要到墓地拜祭李时珍，当地许多人认为，把他坟头的青草采回家中可以消灾灭病。李时珍一生著作甚丰，除了《本草纲目》之外，还有《濒湖脉学》、《奇经八脉考》、《脉诀考证》、《五脏图论》、《三焦客难》、《命门考》等。他不仅是一位药学家，也是一位医学家。在医学上，从基础理论到临床，他都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新的发展。他的《濒湖脉学》在晋人王叔和《脉经》24脉的基础上又新增述了3种脉，使中医脉象增至27种，并对每一种脉象作了形象的描述，大大普及了脉学知识，提高了医学临床学的质量。直至近代，这本书仍被视为中医学最重要的教科书。他的《奇经八脉考》揭示了奇经八脉病机辨证的基本情况及规律，从而使中医学的经络学说成为系统、完整的独特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至今仍在中医学术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的《五脏图论》、《命门考》、《命门三焦客难》是通过自己的长期研究，对中医脉象学上许多历来争议颇大的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对中医脉象学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濒湖医案》与《濒湖集简方》是方术医案专著，是他临床实践的成功的记录，也是我国早期的著名医案专集、著作。

徐光启撰《农政全书》

徐光启，字子先，号玄扈。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出生于南直隶松江府上海县（今上海市）一个商人兼小地主的家庭。较为富裕的家境使他能接受良好的教育，而对农事活动的接触又为他以后写作《农政全书》打下了基础。

徐光启的青少年时期，家道中落，家境比较清贫。父亲经商失败，带着母亲、妻子在家务农，种植蔬菜、棉花，过着淡泊的生活。徐光启从小受家庭环境的影响，也爱好农事活动，学习之余常到菜圃、农田帮助锄草、松土、间苗。万历九年（1581年），徐光启到家乡附近的金山卫应试，一路上，他无心山湖风光，而是注意观察、访问沿途农家的各种生产劳动情况和经验，还特地到松江乌泥泾瞻仰黄道婆的祠庙--黄母祠祭拜，表达了他对这位教育农民纺纱织布的劳动妇女的敬仰。这次应试，他考中了秀才。从此，徐光启走上了“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可是，他参加三次乡试，均以落第告终。为了谋取生计，徐光启只好在家乡讲学授徒，做了教书匠。在授课之余，他把对农业知识的兴趣，用到阅读《齐民要术》、《农桑辑要》之类的古代农书上，把所学到的知识与农业生产实际相结合，改良植棉技术，还试种北方芜菁（又名大头菜），均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由此，徐光启也获得了大量的农业知识。

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三十五岁的徐光启再次参加乡试，结果以乡试第一名的成绩送走了他的青年时代。这一时期，徐光启虽然没有担任什么官职，还是个教书匠，但是因社会地位（主要是功名）的改变，交游越来越广，外国传教士亦在他的交往之列。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他来到南京，结识了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一席交谈，遂成知交。双方都十分佩服对方的学识与远见，也大大打开了双方的眼界。到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当徐光启再度来到南京时，他便由利玛窦洗礼，加入了天主教。

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徐光启考中了进士，成为翰林院的庶吉士，全家迁居北京。徐光启原以为到了翰林院，便可以施展抱负，报效朝廷。他对国家政治的弊病提出了许多改革的意见，但是万历皇帝沉溺于酒色，不理朝事，听不进任何意见。

正在此时，利玛窦已到北京朝见见过皇帝，并获准在京城居留传教。

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开始，徐光启便和利玛窦密切交往，向利玛窦请教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徐光启痛切地感到中国知识分子在科举制度和儒学的影响下，死记经书教条，学术空疏，脱离实践知识，一心只想升官发财，导致中国科学技术停滞落后。

于是他决心把所学到的西洋自然科学知识介绍开去，便开始与利玛窦合作，翻译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前六卷。在翻译过程中，徐光启虚心地听利玛窦的讲解，认真细致地绘图、笔记，反复订正修改。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定稿刻印出版，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本从西洋翻译过来的数学用书。

此外，徐光启还和利玛窦合作，翻译了《测量法义》、《测量异同》两部应用几何学著作。徐光启还单独翻译了水利科学著作《泰西水法》。

天启年间，魏忠贤专权，徐光启因与魏忠贤政见不合，被罢官闲居。崇祯皇帝即位后，徐光启东山再起，被任命为礼部左侍郎，不久又被提升为礼部尚书。这时，徐光启已是年过花甲的老人了，可是他壮心不已，建议开设历局，修订历法。崇祯皇帝听取了徐光启的建议，任命他为监督，聘请传教士龙华民、汤若望、罗雅谷等人共同修订历法。在修订历法的工作中，他作风严谨，遇有差错，必查明原因，并亲自参加观测、验算等具体工作。经过多年的艰辛劳动，终于编成了百余卷的《崇祯历》。

但是，作为一名著名的学者、科学家，徐光启的重要功绩不只是介绍西洋科学知识和修订历书，更重要的是他编写了《农政全书》，用科学的方法，总结了中国传统的农业知识和生产经验，并吸收西方科学技术，使该书成为一部总括农家诸书的农业科学巨著。

徐光启作为地主阶级的有识之士，他看到了明朝末年政治的腐败，国家力量的衰落，曾经提出富国强兵的政治主张。他认为农业是衣食的来源，国家富强的根本，他指出：“一定要以务本（农业）来使国家富足。”他对封建政府官员不治理农政，儒士不讲论农学，百姓不能专于农业的现象异常不满，因而积极提倡“农本”思想，注重农业知识，并亲自种植农作物，探索发展农业生产的经验。《农政全书》的编纂，可以说反映了徐光启的“农本”思想，也寄托了他的政治主张。所以，他以毕生的精力，付出了大量的努力，最后才将此书编纂完成。

《农政全书》共分60卷，约70万字。从篇幅上说，这本书是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的7倍，是元王祯《王祯农书》的6倍。全书分12门：农本（介绍经史典故、诸家重农杂说）、四制（介绍井田、区田及土地利用等）、农事（研究营治、开垦、授时、占候及预测天气之变化和年成丰歉）、水利（介绍我国西北及东南地区的水利、灌溉、水力利用和泰西水法）、农器（介绍作物栽培及粮品加工等用具）、树艺（介绍谷类、蔬果的栽培）、蚕桑（介绍栽桑、养蚕）、蚕桑广类（介绍棉、麻、葛的栽培与加工）、种植（介绍竹木及药用植物的栽培技术）、牧养（谈禽、畜、鱼、蜂等的饲养方法）、制造（介绍食品加工和日常生活中的某些常识）及荒政（谈如何防荒、救荒）。书中绝大部分材料是从220余种古代及当代文献中辑录来的，自己撰写的文字大约只有6万余字。所以，陈子龙称徐氏《农政全书》是“杂采众家，兼出独见”，而时人对徐氏的自著文字则极其推崇，以为“人间或一引先生独特之言，则皆令人拍案叫绝”。由此可见，《农政全书》是一部融前人经验与个人研究、实践的成果于一体的农业科学巨著。

从内容上看，《农政全书》包括农政思想和农业技术两大方面。他主张用垦荒和开发水利的办法来发展北方的农业生产，力图从根本上改变南粮北运的局面，从根本上革除漕运弊政。另外，他提出对灾荒“预弭为上，有备为中，赈济为下”，应以预防为主。在农业技术方面，他破除了中国古代农学中的“唯风土论”思想，说明通过试验可以使过去在某地被看作是不适宜的作物得到推广种植。另外，他提高了南方的旱作技术，推广甘薯种植，总结栽培经验，总结蝗虫灾害的发生规律和治理蝗灾的办法。

徐光启的农学著作除了《农政全书》以外，还有《吉贝以》、《甘薯疏》、《农遗杂疏》等专业性论著。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长江下游大水，农业歉收。徐光启听说东南沿海有新引进的甘薯可充饥，于是决定在上海试种，但难以藏种越冬。在《甘薯疏》中，他提出了好几种在长江流域甘薯藏种越冬的方法，并记述了用甘薯酿酒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