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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欲助部长参与村里收农提回想当年跟随母亲交公粮(第1页)

赵大山平时打牌,哪里听到过这么幽默风趣的段子,一时竟忘了输赢,在酒桌上都还在回味,连夸新初这小伙子人不错,一下子就从打麻将上升到了抓工作,进行提升到对新初本人综合素质的总体评价。新初也不大喝酒,顿时没了多少言语。

分手时,赵大山还斜着那双醉醺醺的眼睛,不时回过头对新初说:“你小子还可以,今后有空喊你一起耍!”

新初深切地感受到,自己赢得的似乎并不仅仅是赵部长一人的夸赞,而是整个城东镇的认同。他有一种强烈的预感:从今天开始,自己就真正走进了城东镇领导干部的圈子!他把右手伸进裤兜,紧紧攥着那叠刚刚打牌赢来的纸钞,心里乐滋滋,又生出诸多感慨来:原以为写一手好文章,就可以交一堆好朋友,没想到工作几个月了理都没得哪个理,结果打了一回麻将,赢了钱不说,还赢得了领导和同事的肯定,出乎意料啊!

这样连续数日,每天均有收获不等,尤其是开始前一周情况还不错,农税提留收了一大半。但据最近情况来看,进展不大,离目标任务相差甚远,这样子搞下去,肯定是交不了差的。

这天赵大山领着新初、胡军到村上召集村支两委一起开会专题研究接下来的工作。村支书袁华大致总结了前段时间工作开展情况:总体上还是不错的,农税提留全村3268人,每人187元,共计61。1116万元,已收38。5万元,占到了任务数的63%,同时历年欠款17万元,已收12万元,占任务数的70%。计划生育罚款就还有4家共8万元,已收了一半,问题不大。只是九社王大贵的媳妇怀起了,挺起个大肚子,得拉去引产。这个媳妇剽悍得很,远村近邻的都不敢惹,计生指导员讲政策来硬的,村妇女主任做思想工作来软的,结果她是软硬不吃,把这两人骂了回来。男的在火车站做装卸工,早出晚归,又故意躲着不见面,有些拿她没办法。

村主任刘诚接过话头说:“干脆就让她生下来算了,生了还可以收两万来块钱的罚款。”

赵大山立即打住他说:“关键是她天天挺起个大肚子在火车站卖菜,那里人来人往的,过路上下全都看得到,我们明晓得了都不去抓来引产,恐怕逗起群众说。老袁你莫管他的,接到讲。”

袁华接着说:“农税提留这边,应该没多大问题,合力村地处火车站,一部分人在货场的装卸队里,再不交直接扣工钱就是的,火车站的停车场,每家每户年前要分一些红,也可以扣除一部分。难收的是在城里或在外打工的那部分,目前差很大的缺口。好在大家都得回家过年,一般到了腊月底就回来,我们再集中去收。比较麻烦的是五社赵二娃两口子,自家种菜在火车站卖,按理是不缺这几个农税提留的,就是两口子不讲道理扯横经,在全村影响大,都说你们去把赵二娃家收了,我保证一分不少交齐。”

新初听了半天,这才插上话来,说了一句:“他们家有没有求村上办的事?我们上门主动帮着办了,再去收款也有个主动。”

袁华说:“应该没有吧!他家里一有点事,村上找不到我,跑到我家里都要闹麻了,我一般都是给他解决了的,他家有事还得了?”

坐在一旁的李斌大声说道:“赵部长、袁支书,各位领导请放心,我晓得他们家有事要找你们的,就这一两天。”

赵大山说:“那好吧,村上王文书今天就不下社了,把装卸队、停车场家家户户的单子理清楚,看哪些人能扣、能扣多少,就一刀儿宰了。其余的家家户户上门去收,特别是在外打工回来,大家手里多多少少都有点钱,回来一户收一户,应收尽收,收干收净,确保全年目标任务圆满完成。散会。”

新初也没下社,留下来陪赵大山喝茶摆龙门阵。他倒不是想借此机会巴结领导,他这个人还没那个心眼儿。也更不是要享清闲,他从小到大都不是偷奸耍滑的人。一提农税提留,新初就感慨万千,没有了其他干部一样进村入户吆喝做催收的激情。

新初首先是羡慕,合力村的村民是多么的幸福啊:他们有装卸队,虽然是排轮次,但每月都能挣到现钱啊,莫说缴农税提留,就是想儿子超生几个也完全没问题!还有停车场,虽然停车费供村上公务开支、公务接待什么的用了不少,一年到头也分不了几个钱,但多少都是现货儿啊!更何况地处火车站,村民们就是种小菜、卖鸡蛋,一家人打杂开支也都够了。只有极个别家里全是老弱病残什么的,确实交起来有点困难,但那毕竟是少数。

羡慕之余,新初又想起了母亲,想起了自己家缴农税提留的往事来。

新初隐隐约约地还记得,那还是生产队集体生产的年代,大人们到队里做活路挣工分,男的叫全劳动,一天十个工分,女的称半劳动,六到八个工分不等,由生产队长或保管员来评。新初的父亲高中毕业就一直在外跑,也在生产队干活挣过工分。但由于给生产队出主意办了个粉条房,专门做豌豆粉条,他还专门负责卖到三江镇,为生产队挣了些钱,因此全队会议一致同意,给他们家一头耕牛喂养,一天算六个工分,抵了父亲没有工分一大截。

后来父亲王道渠被判刑入狱,队上的豌豆粉条房还开着,生产队长王载君从小就跟王道渠跑,交情好不说,面子上也过不去,再说那头耕牛也老了,就没有收回去,工分降了点儿,一天算五个工分,才把生产队社员搁平。

一九七九年,河东乡河东坝村响应全国号召,开始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先是包产到小组。新初家所住的下湾,大爷爷大婆婆是五保户不算,二爸王道顺一家、幺爸王道庆一家加上隔房的大爸王道平一家,一个院子四家人刚好组成一个小组,人均六分田、不到三分地,新初一家五口分田三亩、地近两亩。一个小组分得一头耕牛、拌桶一个、风车一个、锄头、镰刀、扁担等生产工具若干。那一年,新初家与队上所有家庭一样,大获丰收,除了上交公粮外,家里多分了两百多斤谷子,过了个泡和年。

第二年实行包产到户,田地按产量高低、路程远近打散了重分,亩数没有变。而农具队里上轮按组分下来剩余多少,改为三户人一套,下湾四户就多出一户来。母亲以为自己家三兄弟刚好三户人用一套农具,不料二妈胡小蝉嫌大嫂家缺劳动力,耕牛喂养不好,坚决闹着与上湾的搭伙去了。新初母亲嘴上不说,心里暗暗骂了她好几回:“你个没良心的,道渠在家的时候还给你拿少了?老二结婚娶你时,穿的新衣服还是我给你缝的呢,现在就忘了本,还说是亲兄弟这个时候靠你帮一把。”新初空了就帮母亲放牛,喂得肥溜溜的,也没有让隔房大爸王道平后悔过。

这一年,就开始交公粮,一亩交国家两百斤谷子。新初一家三亩田每年要交六百斤上好的谷子,除了上交国家的,自己还剩两千多斤,小春地里种一季小麦,口粮算是够了。新初父亲抓走的第二年,正是大战红五月的时候,母亲一场大病不起,等到幺爸把自己家的农活做完再过来帮着收割小麦时,麦粒已经开始发霉。新初家从此一年粮食不够,连续三年也没有接上。

勤劳的母亲让她的包产田地也一直都没有空着,小春在田里种一季大麦,大春又在地里种了苞谷、红苕,人间杂着吃一点,主要用来喂猪。猪卖一头的钱用来买化肥、农药、种子,还要给几个娃儿交学费,不够也就全靠那两只生蛋的老母鸡了。开始几年,交了公粮就够抵农业税了,日子还能勉强过下去。后来农业税也开始逐渐增多,尤其是村上“三提”、乡上“五统”,越提越高,越统越多。尽管后来从中央到地方都成立了“减轻农民负担办公室”,年年下来清理检查,但农民负担是越减越重,有些“双劳动”家庭都已经吃不消了,更何况母亲一个女人还拖着四个正吃长饭的孩子?

新初母亲是个共产党员,传统思想又根深蒂固,认为自古以来农民种田就要上缴皇粮国税,此乃天经地义。虽识字不多,但农税提留上的几个汉字和数字,她却是背得滚瓜烂熟;什么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她也是弄得清清楚楚;什么教育附加费、计划生育指导费、优抚费、民兵训练费、乡村公路建设费,她更是记得明明白白。

新初记忆最深的就是交公粮。谷子收完晒干后,母亲总是要把留做交公粮的谷子多晒一天,用风车再车一遍,再用塑料袋扎紧码好,生怕水分多了,成色不好。

整个公社就只有茅滩头一个粮站,公粮收购又集中在那半个月。每当大队通知发出,一家人天还没亮,幺爸挑一担儿,母亲背一大袋,新初和大姐背一小袋,朝粮站奔去。一路上,男女老少,人来人往,挑的挑,背的背,抬的抬,有等级评差了骂娘的,也水分太多被退回来往回搬的。到了粮站更是吵吵嚷嚷,骂骂咧咧,一片嘈杂。

到了粮站,站在母亲后面的新初就看见那收粮员两只肥大的耳朵上别着香烟,手里拿着一根又细又长的铁戳子,大声吼道:“下一个,赶快点!”

只见一袋谷子已被一双蜡黄色的大手拖到磅秤上,那收粮员便用铁戳子往里一插,又快速收了回来,从铁戳里取出几粒黄澄澄的谷子,往嘴里一扔,“咯吱、咯吱”地嚼了几下,便大声呵斥道:“水分多了,赶快抬到一边去!”

便是交粮人不停地说着好话,继而又开始哀求,最后还是无奈地提了回来,走了不远,又开始破口大骂:“妈卖b的,尽收拾人!”

这边收粮员已开始大喊:“下一个,赶快点!”又是那一系列操作之后,大喊了一声:“二级,过磅!”

就见那交粮的老头子递上烟来,求道:“我这谷子可干着呢,都是风车车了几遍的,筛子筛了又筛,就评个一级吧!”

只听见那收粮员爱理不理,又吼了一声:“下一个,赶快点!”

终于轮到了新初母亲。幺爸把塑料袋拖到磅秤上,就开始给收粮员递烟,新初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上,生怕水分太多打了回来,又担心成色不够,评不上等级。

那收粮员一顿常规操作之后,对母亲小声说道:“水分多了点,大姐我们是老熟人了,下次可要晒干点哈!”又大声吼了一声:“一级,过磅!”

新初终于松了口气。一家人忙着把公粮搬进粮仓,一阵下来,已是汗流浃背。新初这才看见母亲擦了擦汗水,顺手甩在地上,有些不大相信地说:“怎么水分还多了呢,可能是晚上那几袋谷子没有搬进屋,在外面扯了地气回了潮。不过今天还算顺利,这会儿回去不得走夜路。”

后来河东公社改成了河东乡,王家湾大队也改成了王家湾村,十二队叫作十二组,社员们不习惯又叫作十二社,王载君也从队长到大队长再变成了村支部书记。在新初祖祖辈辈生存的这块土地上,啥子都改了,就是农税提留没有改,而且还越缴越多,“三提五统”也变成了“三提八统”,乡上村上修公路、县上搞“标美路”建设还要额外交集资款,新初家年年交,年年欠,成了欠款户。

新初父亲第一次出狱回来,在三江镇搞建筑当“包工头”,家里过了几年好日子。可这好日子过了不到四年,又被抓了进去,而且这次打击比起第一次来更为沉重。父亲第二次被抓走后刚开始那几年,每到春节前夕,家里就有外人来要账。“包产到户”后,一年年地要账的没了,村社干部催缴农税提留又来了。新初最怕看到这些要钱的,一来为母亲担心,二来怕自己丢脸,一回家就把门窗关得严严实实的,生怕外人看到,也生怕看到外人。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小融为此很是不解,好几回都说新初:“你这个人怪得很,一天把门窗关得紧紧的,又不通风又不透气,你怕见得人吗?”新初无以作答。随着大姐外出打工,二姐参加了工作,后来父亲也回来了,新初母亲才还清了历欠款,不再为缴农税提留的事儿发愁。

如今,这个曾经为母亲交不起农税提留而饱受折磨、痛苦万分的新初,却成了催收农税提留的人!新初也知道,虽然母亲不再为农税提留而发愁,但为缴农税提留而发愁的却大有人在啊!他不想收,又不得不收,甚至在他参加工作之后,第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好像就是这项工作,这让他一下陷入了深深的矛盾和痛苦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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