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乒乒乓乓 的暑假（第1页）

世纪七八十年代，对中国大多数农家孩子来说，暑假可不是什么特别值得期待的时光。早中晚在家里生火做三顿饭自不必说，还得常常随母亲到六七亩的田里掰玉米、捉虫子、摘棉花、灌稻子、拔稗草……对处在青春发育期的男孩子而言，这是些多么无聊透顶的“艰巨任务”啊。

当然也有开心的时候，比如白天里，和伙伴们在房前屋后的河汊里学蛙泳，摸河蚌，再远点可以蹚到江海河（村子东边的一条南北走向的大运河）里捞蚬子，捉小鱼。等到天麻麻黑，又三五成群地挥舞着蒲扇到石板桥头捉萤火虫。这些事情对越来越想体验男子汉角色的我来说，当然都只是芝麻小事，算不得轰轰烈烈，现今回想起来，我常常乐于挂在嘴边的，要数“走村串户卖冰棍”这件事了。

长我六七岁的姐姐是初中生，手巧得很，学会了用一根钩针钩拉出鞋帽衣袜，一个暑假下来，姐姐“钩花”的收入笃定能超百元，足以解决我们姐弟俩的学费。我呢，虽然也没歇着，却不能直接为家里产生经济效益。作为一个成长着的小小男子汉，心里委实有些不甘。可我能做什么呢?我一直为此事憋屈着，可以说是耿耿于怀。

当心里头老是琢磨着啥事，灵感常常不请自来，真应了“上天不负有心人”这句老话。在一个酷热无比的午后，我刚在两张条凳拼起来的“午睡床”上躺下，耳边猛地响起激越的“乒乒乓乓”声，这个声音总会使孩子们的精神为之一振，这是卖冰棍的小贩与孩子们之间达成的默契，常常是“闻声生津”，与“望梅止渴”有相似的生理反应，控制能力差的，满嘴的涎水禁不住溢出嘴角，连忙咽几下才能止住。

我跟母亲讨了五分钱，飞快地跑到路边去喊那个“冰棍使者”。

这位“使者”看上去也就比我大四五岁，顶多20岁，一副学生模样。在买雪糕的当口，我向他咨询了冰棍的进货渠道，他爽快地告诉我，就在邻乡的一个冷饮厂内，约莫有三十里的路程。

我旋风一般跑回家，把大雪糕搁在大碗里，用菜刀切下一块，跟姐姐分着吃。在品咂大雪糕的美味时，一个想法在心里开始酝酿了，这一想法让我兴奋不已。

我先做姐姐的思想工作，姐姐说你实在想干就试试吧。再做母亲的思想工作，架不住儿子的劝说，勉强同意我先干一天，说等我吃到苦头就不这么冲动了，再说反正也不要什么投资，大不了卖不掉自己吃。

那天一大早，我早早起床，匆匆喝了两碗母亲煮的赤豆粥，浑身已是汗流浃背。此时，火红的太阳才露出半张脸，又是一个大热天。真是天助我也!我推出自行车，把原本装书的小木箱绑缚在自行车的后座上，再把自己小时候穿过的小棉袄叠放进去，就飞身上车向邻乡的冷饮厂疾驰而去。

大概一个半小时的光景，我没怎么费劲，就找到了那家冷饮厂。来批发的同行还真不少，队伍都排到了厂门外，拿到货的人喜形于色，摇着车铃匆匆上了路，个个赶着去碰碰一天的运气。

我接上队伍后，就再没人来了，成了尾巴尖。我寻思着:要是今天遇到熟人，问来做什么，该怎么搪塞呢。想着想着，感觉脸皮有点暖烘烘的，忙把头低了又低。

排在我前面的是个矮个子叔叔，三十来岁的他皮肤上像抹了层黑芝麻糊，黑得发亮。他问我是不是第一次来，我“嗯”了一声算是回答。

最后终于轮到我了，发货的大爷问批发什么，我眨眨眼，一脸茫然，不知道怎么说。

看着我的窘相，他笑着说:“就是问你冰棍要几根，雪糕要几根。”

刚才，我只顾着想心思，真没在意人家怎么批货，慌忙顺口答道:“雪糕、冰棍各50根。”

大爷说:“细伢儿，今天你来晚了，冰棍还剩下35根，雪糕倒有不少，咋弄?”

“那就35根冰棍，65根雪糕吧!”我表达了一个学生对100这个数字的迷恋。

我双臂抱过冷饮，把100个“冰宝宝”挨个安放进小棉袄里躺着，迅速合上箱盖，边跟发货的大爷道别，边掉转车头出发了。

一路上，我暗暗盘算:冰棍一根批发价是2分钱，可以卖3分钱，雪糕一根3。5分钱，可以卖5分钱，这一箱如果卖得顺利的话，就可以净赚1块3角。我知道，父亲成天到晚累得像头牛，也就挣5块钱，可以称到四五斤猪肉。想到这里，我心里变得美滋滋的。自行车被骑得快要飞起来，耳边风声“呼呼”地响。

来的时候箱子空着，倒也不觉得什么。现在加上一百根冰棍，着实感觉到了一些沉重。用木疙瘩敲箱子的时候，只好一只手握着车把，对我这样一个刚学会骑车的新手来说，还真有耍杂技的紧张感。

我匆匆赶着路，仿佛前面有很多渴食冰棍的小孩在向我招手。我从镇上往下面的村庄走，要么沿着大路，要么顺着河边，一路上留下一串串“乒乒乓乓”声，不时有孩子出门张望，但真正来买的并不多。在那个时代，一根冰棍对农村娃来说也是极奢侈的享受。有个流着鼻涕的小男孩双手托着个鸡蛋，问能不能换根雪糕，见我摇头就噘着嘴回去了。

渐渐地，我摸索出一些门道:凡是住瓦房的人家，家长比较洒脱，一般容易满足孩子的要求。还有尽量往做红白喜事的人家走，聚在一起的人们往往乐意破费一回，让孩子们偶尔解一解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