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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总站起身，把半截雪茄狠狠地摁灭在烟缸里，一缕烟挣扎着飘起来。他突然用地道的洛城方言说，有机会我到你们柳镇去看看吧，说不定还真是一个好地方呢。我要参加一个会议，稿子发表前，我要先审审。

李总送我出了茶室，我一回头，看他抱着雷诺，又戴上了那副遮蔽了半个脸的墨镜。等电梯的时候，我看他还呆呆地站着，雷诺的舌头在他没有表情的脸上舔来舔去。

我们都是有罪的人

我把初稿传给李总请他审核，每次询问，他都推托日理万机，把时间无限期地往后拖延。最后他竟说不要发表了，做些实事即可，发表只是哗众取宠而已。但是事情已经不由他和我了。报纸每天要出版啊，读者的胃口被吊起来了，每天都期盼我们能爆出猛料，能不停地揭个黑幕或者弄个别的什么刺激的东西。钱主任早就不满意了。他说，老李啊，你那个大稿都拖了几周了，他不同意，我们照样可以登啊，反正是正面宣传嘛！登了以后，再弄几个专版广告，那个李老板，每年光钱就捐几百万呢。他要是不肯，我们就曝光他企业的问题。他常常让员工互打耳光，这也是天大的新闻呢，严重地违反劳动法，侵犯人权。

怎么再深挖呢？我在写李大羊的故事中，明显感到了他人生的破绽，他似乎有很长的空白期，二十岁之后，他的人生链条似乎就处于断裂状态。我就给杨威打电话。杨威在李大羊的公司干了五年，又是电脑工程师，他应该对自己的老板有更多的了解。但杨威的回答让我甚是失望。他建议我关注一个用户名为“夜蝙蝠”的微博，那上面有许多值得揣摩的信息。我便上网搜寻。“夜蝙蝠”最后一条微博发自八仙庵：

是谁定地的尺度？是谁把准绳拉在其上？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地的角石是谁安放的？……海水冲出，如出胎胞，那时谁将它关闭呢？

那个人真的是我的母亲吗？

我该如何？

莫非，到了了断的时候了？

冥冥中我看到穿着制服的父亲向我走来。

父亲弥留之际抓着我的手说，无论如何，都不能报复社会啊，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候，也要挺住，那是活生生的生命啊。住院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反思，张佳十八岁，他也许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把怨恨记在了我们的身上。我们有执法权，我们是强权机关，张佳一个弱孩子，年龄和你一般大，他也许被逼得无路可走了，才铤而走险。后来我才知道他家庭的变故，父亲自杀，母子俩相依为命。如果有机会见着张佳，我一定要为人们的粗暴野蛮和自私向他道歉。

我们不自觉地成了他的帮凶。

父亲说这话的时候，已经是一个月后的深夜。纵然各级领导来慰问他，纵然媒体将各种荣誉加在他的头上，但是他已经无法消受了，他的气息在一点点减弱。张佳的那一刀直接刺伤了他的肺部。

他抓着我的手说，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啊，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如果你有机会见到张佳，一定要替我道歉。

父亲的身上插满了管子，他的目光满含希冀地望着我。我咬着牙含着泪答应了。父亲的脸上露出了安详的笑容，合上了他的眼皮。我说，父亲，我会替你道歉的。

父亲这个老警察的日记陪伴着我，成了我的亲密爱人。我读它，似乎就是在和父亲说话。那个张佳的形象在我的脑海里日益清晰。他好像成了某个影子，与我朝夕相处。有时被噩梦惊醒，我似乎听到他隐藏在黑暗中的冷笑，如若柳镇猫头鹰的哭号。我努力在昏暗的房间里寻找，仿佛张佳就在我触手可及的地方。有时候，我分明看到他站在我的面前，但我一伸手，只抓了一把虚无的空气和无边的黑暗。我上厕所，他嘲讽我稀里哗啦，文明素质一点也没有提高；我吃饭，他笑话我成了化学试剂，吃地沟油垃圾食品，身上的毒性比害虫还毒；我写稿子，他讥笑我粉饰太平溜须拍马，没有一点媒体人的风骨；我到处租房子，他讽刺我这样的底层人物打工十几辈子都买不到一套房，不如做一只老鼠住免费的下水道。妈的！我朝他猛地挥拳。他像蝙蝠一样飞到我的头顶。要不是你，我会失去父亲吗？我能像无根的浮萍，当个记者，我容易吗？瞧我们主任那个嘴脸，动辄要开销我，动辄说我稿子写得臭，动辄嫌我过节没有去看望他、吝啬得连条一毛钱的短信都舍不得给他发。更可气的是，他派人到柳镇调查我，说我偷窥过女老师的宿舍，偷过女老师的内裤和胸罩。还有，他竟然调查出了我在一个女同学头上撒过尿的事，说我放牛的时候，变态地体罚牛。杂种！哪来这样的事啊？我爸要还是警察，他敢这么欺负我吗？怪我才华横溢啊！他是羡慕嫉妒恨啊！我好多有分量的稿件都要署上他的名字。外出采访，别人送的土特产如苹果、红酒、柿饼、茶叶啦，我统统送给他了。可，可他仍然不放过我。他在厕所里竟然说，老李那个贱皮子，我就要捏死他，名记怎么了？有才华怎么了？有才华的太多了，谁让他太有才了。你瞧，我们主任就是这么个货。晚上，我又看父亲的日记。看着看着，我的心就分外地平和了。那之前，我一直想雇人收拾我们主任啊。但父亲在日记里说，碰到困难和挫折，不要冲动，更不要逞一时的匹夫之勇。冲动是魔鬼，会毁掉你的一生。张佳不就是冲动埋下的祸根吗？任何时候，都不能走那条路。

父亲啊，你告诉我，张佳在哪里呢？

我不是你们想象中的那个人

我把初稿交上去，主任看都没看，就把稿子撇到一边说，这个李大老板很有实力，一定要弄一笔广告费，他每年做慈善花几百万，给我们《华都报》一点广告费，简直就是小意思嘛。

我说，还有几个细节有待核实，如拾荒女为什么会一直徘徊在时代广场，杨威说她其实有一处房子，但她一直不肯住。又如，拾荒女经常会在垃圾桶里捡到钱，最多的时候好几千。是谁故意把钱放到垃圾桶里让她捡？又如，她把卖废品的钱都捐给了救助站，而她自己过得非常苦，为什么呢？杨威好像掌握着某个秘密，但是他守口如瓶，一直不肯透露。

主任很不耐烦，抖着稿件说，这些和李老板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是记者又不是破案的警察，关键是借此机会，给报社弄回一大笔赞助。

我沉思着说，我要再采访那个叫艳梅的女人，我想把细节搞清楚。

主任敲着桌子说，那就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这个认死理的家伙。

狗屎，你就是狗屎！心里这么想，我嘴上却说，好，就最后一次吧。

我去出租屋找杨威，但那里已经住了别的房客。房东愤愤地说，杨威和那个女人已经偷偷搬走了，他房子打坏的灯泡还没有给我赔偿呢，他墙上画的那些乌七八糟的图案还没有清洗呢。

房东絮絮叨叨说着。我去了时代广场的十八楼，看到李老板公司的门上贴着封条，上面盖着公安的大红印章。雷诺蹲守在门口，目光警惕地盯着我。我朝它打招呼，说，你主子怎么了？他是做好事的啊，警察怎么会抓他呢？雷诺朝我汪汪地叫了几句，我一句也听不懂。

我赶紧拨打杨威的电话，好半天，他终于说话了。他说，李记者，天大的新闻来了，你赶快来派出所。

难道又有什么大事发生？我远远地看见派出所门口停着一辆辆警车。一群荷枪实弹如临大敌的警察。一个女人野兽一样号哭。警戒线外的杨威冷冷地看着警察从李老板脸上摘下了墨镜。杨威的脸上浮现出胜利者的笑。戴着手铐和脚镣的李老板把头仰得很高，似乎想把他的头颅举到太阳前。他面无表情地对那个和警察撕扯的女人说，我不是你儿子，你儿子十几年前就死了。

警察朝他的脸抓去，就从他的脸上揭下了一张惟妙惟肖的面具，一张刻着乱糟糟刀痕的人脸就闪电一样亮出来。

我已经走到了他面前。他看着我说，李记者，这一天终于来了，但来得太迟了，你的稿子可以重写了。

几个月后，我给报社发出了我职业生涯的最后一篇稿件。

本报讯（记者　李是非）：昨日“８·１５”大案主犯张佳被执行死刑。据悉，张佳曾潜逃十二年，化名李大羊，系华世集团总裁，公司资产近千万。华世集团以做慈善闻名，每年向贫困地区捐款达百万。张佳在执行死刑前立下遗嘱，将公司资产一半用于“８·１５”大案死难者的抚恤，另一半捐献给贫困地区。本报记者李是非被张佳指定为遗嘱执行人，监督遗嘱执行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