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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里的法治（第1页）

本人可以算是比较铁杆的军迷，最铁时天上飞过一架军机都可以马上报出型号和基本参数。平时喜欢看一些军事书籍，其中有一本宗泽亚写的《清日战争》（即甲午战争）（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6月版）印象颇深，该书作者援引了大量原始数据来分析清军失败的根源。令人扼腕的是，这些数据全部来自日本国内收藏的历史文献。战败的清朝不要说数据，连战死士兵的姓名都没有留下。

日本人做事情和对信息数字的把握细致到什么程度呢？可以用“恐怖”这个词来形容。他们留下的各种数据，大到清国每省参战的步队和马队的人数枪械数、每艘战舰的武器参数，小到日军每次战斗消耗的炮弹数、枪弹数，缴获的清军炮弹数、枪弹数，消耗和缴获的枪弹数统计可以细致到个位数。

面对这样的对手，清军焉能不败？

今天之所以想写这篇文章，是一则新闻引起的。根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察委网站8月18日一则消息：“第一批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和‘回头看’结束，近2万名干警向纪委监察委投案……记者从全国第二批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动员部署会议获悉，第一批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和‘回头看’期间，全国向纪委监委主动投案的政法干警近2万人，立案审查调查涉嫌违纪违法干警49163人，采取留置措施2875人，综合运用四种形态处理处分干警178431人，其中第一种形态占83%，第二种形态占14%，第三种形态占1。9%，第四种形态占1。1%……”—这个数字的确有点吓人，但光看这个数字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还要看其他数字。这里说的“政法队伍”应该是指公安警察、司法警察、国安人员、检察官、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员。这个“政法队伍”的具体人数是多少呢？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查不到具体数字，有200万的说法，有300多万的说法，我们姑且用一个大一点的数字，就算350万吧，350万人当中有2万人自首，要知道这些人对于自首意味着什么是非常清楚的，换句话说，他们都确认自己的行为已经涉嫌犯罪，所以才去自首。

先不谈纪委监察机构侦查出来的数字，光看这个自首的数字就已经有点吓人了，350万人里有2万人自首，这意味着这个行业里的“犯罪率”高达0。57%。我们拿最高法院2021年工作报告里披露的数字作个对比，根据最高法院2021年工作报告，2020年全国法院审结的一审刑事案件是111。6万件，判处罪犯152。7万人，拿大陆人口数量14亿作为衡量基数，全国人口犯罪率是0。11%左右。

这意味着，政法队伍的犯罪率是人口平均犯罪率的五倍以上。

这里加了个“以上”，是因为我这里算的只是自首的数字。

是什么原因造成高犯罪率的？如何才能在未来改革这个顽疾而不是靠运动式的打击？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单单得出犯罪率高这个结论还没有完，我们接着看这则信息：“……立案审查调查涉嫌违纪违法干警49163人，采取留置措施2875人，综合运用四种形态处理处分干警178431人，其中第一种形态占83%，第二种形态占14%，第三种形态占1。9%，第四种形态占1。1%……”这是什么意思？这里讲的四种形态是这样的：

“第一种：党内关系要正常化，批评和自我批评要经常开展，让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第二种：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要成为大多数。第三种：对严重违纪的重处分、作出重大职务调整应当是少数。第四种：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只能是极少数。”

也就是说，真正走入司法程序的是第四种，在178431人中，只有1。1%即不到2000人算是“第四种形态”，那么这个数字与前面讲的采取留置措施2875人之间又是一个什么关系？

这篇报道没有讲。

但无论如何，哪怕有2万人自首，最终采取留置的（或者说是第四种形态）只有不到2000人或者2875人，这是不是对政法队伍的“自己人”相对比较宽松？和其他行业的犯罪人相比，是不是存在适用法律不公平的问题？

最近这几年刑事律师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去看守所会见嫌疑人和被告人越来越难，从嫌疑人和被告人反映的信息来看，羁押场所里越来越拥挤，很多监室实际羁押人数超出了设计标准。虽然很多羁押场所都在扩建，预约排队系统也在建立完善，但会见难依然未得到根本缓解，疫情更加剧了这个难度。如果这种直观的感受只是某地律师的，那可能是一个地方性的问题，但如果我们结合一下最高法院的工作报告，就会发现这种感受不是地方性的。拿2014年全国法院判决的罪犯数115。8万人和2021年全国法院判决的罪犯数152。7万人相比，7年来年均犯罪人数上升了32%，考虑到中国这7年的人口数量没有什么大的变化，这个犯罪人数上升的幅度是有点小惊人的。在这里还没有考虑这些年检察机关提高不批捕和不起诉率隐去的数字。

从犯罪学角度看，犯罪数量上升的原因，或者是社会经济恶化，或者是立法司法更加严苛，或者是其他社会原因。从个人直观出发，以刑事方式扩张解决一些本该由民商事手段或者行政手段解决的社会经济问题，也许是犯罪率上升的一个原因，比如对于P2P犯罪的严厉打击，有没有考虑到当初政府政策引导的问题？事实上，如果关于犯罪率和罪名等更多细节数字可以被公开的话，我们可以比较清晰地梳理出犯罪率上升的原因。但我国历来对于刑事案件相关信息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例如死刑数量不公开，大部分刑事案件判决书不上网等），使得有些问题无法从数字中得到答案。

法治建设应该包括信息数字的建设，不仅数字的统计归类要科学化、专业化，还要把相关信息和数字向社会公开，只有这样，才能让法治建设在阳光下被监督，让法治真正向现代化方向前进，可以避免有关群体犯罪率数倍于平均水平这样尴尬情况的出现。

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不是口号和文件，而是那些冷冰冰的数字。

（2021年8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