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中文网

老式台钟的发条（第1页）

o老式台钟的发条，圆圆软软的，不易变形。

—作者自题

刚过母亲节不久，6月7日，就是在十年前的今天，母亲离开了我们，那年她94岁。恍恍惚惚，似乎就在眼前的事，她还和我住在一起。

一

母亲出生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她6岁曾随家人逃难海门时，父母还要她手里抱着一只鸡。后来外公在上海宁海东路上开了个杂粮铺，生活才算安定下来。她是大小姐，按理说生活一定不错。但不知是她太好强，还是潮州人的重男轻女思想，她11岁就去绞丝厂做童工了。在滚烫的锅里将蚕茧撩上来，抽茧丝。日本那摩温（工头）看到有的员工手脚慢点，或不顺她们的意，就会用缫丝的那桶滚烫的水浇到你身上，母亲刘凤珠年轻时

使人疼痛难忍，母亲也曾给她们浇过。母亲对日本人一直很恨，哪怕后来中日邦交正常化，她都会和我们说，日本人很坏，中国人吃了他们多少苦头！她会和我们讲东洋乌龟在大世界门口扔炸弹，有的人被炸弹削掉半个屁股还在走，当旁边人惊呼时，他才倒地的惨状。后来母亲到香烟厂工作，我们小时候还在五斗橱里看到那几个金属盒子，说是香烟厂包香烟用的。

外公的杂粮铺里养了很多食客，店里永远是高朋满座，侃大山、讲大话的声音总在店堂里回荡。到了吃饭时间，大家都坐下来蹭饭。而我母亲很小就去做工赚钱，也从没觉得不公。她对家里的一些做法有看法，曾经和外公理喻，但都给外公斥为“女人鬼，话真多”挡回来。这大概就是当时潮州人家里女孩的地位。外公热衷于要儿子，不会把女儿放在心上。他嫌大舅一个不够，还从乡下领了二舅，再添了小舅。而且对领来的二舅比自己亲生的两个儿子还要好，后来演绎了很多故事。大舅和二舅先后生了儿子，可能两个舅舅的文化差别，大舅是大学毕业生，儿子在家叫小易，二舅从乡下领来，文化程度不高，他的儿子在家叫猪仔。

但外公就是喜欢猪仔，三天两头带猪仔外出吃点心。小易很是不服，他毕竟是正宗孙子。一次外公午睡醒来，发现自己的皮鞋不在床前，找了半天也没找到，以为给作者的外公和外婆老鼠拖走了。过了几天，他忽然在三楼阳台上望下去，发现玩具摊上面的太阳伞上有他的皮鞋。

一问，小易承认是他扔的，把外公气坏。外公什么事都为二舅着想。公私合营时，外公将资方权益让给二舅，他那店铺变成了二舅和国家公私合营，二舅每季度可拿几十块钱的股息。那时钱大，几十元人民币相当于一个人一个月的工资啊。但“文化大革命”来了，二舅是资本家，被斗得很苦，有段时间还被隔离审查了很长一段时间，虽然后来没事，但身体却变坏，50多岁就病故了。那都是后话。

二

母亲生下我，似乎如释重负，前面都是女儿。按理是很高兴的事，但是外公就不快了，因为二舅妈正好头胎生的是个女孩，和我同日。

“凤珠总是生女儿的，这次也生了儿子，你怎么生女儿呢？”外公还这样指责二舅妈。

母亲从外婆处听到外公的话，很不高兴：“我怎么不能生儿子？”

母亲从外婆处还听说二舅的孩子并不和我同日生，因风水先生说我的生辰八字好，他们才改了和我同日生。我母亲又高兴了，不管他们改不改日期，只要我儿子的生辰八字好就行。在二舅的大女儿60岁逝世的追悼会上，我听到了她的生日是和我同年同月同日的。那是后来的事。

母亲在医院生下我时，还闹了场虚惊。出院时，护士小姐将一个白白胖胖的孩子交给母亲，母亲满心欢喜，刚出生几天的孩子都是差不多的脸。母亲打开小孩蜡烛包时，小孩的小鸡鸡没有了，母亲急起来，直叫护士。原来护士将隔壁床位的女孩错抱给我母亲了。后来母亲每每讲起此事，总笑着说，他们家是唱戏的，错抱的话，你现在说不定去唱戏了。还好错抱的是女孩，母亲才会那样警觉。

我出生前后的这几年，是母亲经历的风霜雨雪最多的年代。新中国刚成立，一切百废待举。父亲的财会工作本来就没有个长期固定的，基本歇在家，母亲的香烟厂也显不景气，做做停停的，母亲只得到外公的杂粮铺拿点米和豆子。外婆倒是挺体贴母亲，也会时不时地送点吃的东西过来。到我出生后，香烟厂老板托人带话过来，厂里也不景气，你就在家里带孩子吧，待厂里好了再来叫你。有人劝母亲不要答应。

母亲无所谓，因为生了儿子，要带儿子，就应允了。后来香烟厂好了，哪还会来叫我母亲去工作？母亲讲起这事，总说，我为了要领你，饭碗也敲脱了。在我小时，总好奇地问母亲，那打碎的饭碗是瓷的还是玻璃的？引来一片笑声。

那段时间，家里的小菜多是煮熟的黄豆、黑豆，都是从外公的店铺里拿来的。我总是吃很多，有的没有嚼烂就咽下去了，致使生了肠胃病。这也是我小时候唯一的大病。母亲再也不敢给我多吃，总留家里最好的食物给我。

在外婆逝世前，她对母亲说，阿奴（潮州人统指男孩的爱称）要一周岁了，家里应该给他过次生日，高兴一下，并告诉母亲，她已托朋友帮我父亲找到了工作，叫我父亲好好去工作。这大概是外婆对我家最后的帮助。从此父亲在橡胶制品厂里一直工作到退休，家里有了稳定的收入。外婆走得早，才50多岁，母亲一直非常怀念她，直到母亲离世前半年时间里还常常讲起要去看外婆。

三

母亲是个非常懂得感恩的人，她一直要我们记住，是阿姨帮助我们度过家庭最困难时期的。记得阿姨生第三个孩子时，她将唯一的儿子问问临时寄放在我家，那是我母亲很愿意做的事。那时问问就三四岁，第一晚半夜醒来，将我父亲认错为他父亲，哭了。以后他逐渐习惯了和我们相处。母亲始终认为，阿姨比她金贵，阿姨的儿子当然比自己儿子金贵。加上母亲本来就特别喜欢男孩，洗脸，问问先洗，然后才轮到我洗，就用一盆热水的。后来问问回忆起来，就说“大姨妈洗脸痛来西”，母亲怕洗不干净，手脚可能重了点。每天一个荷包蛋，那是问问的专利，我们都没有嫉妒的。几个月后他回去了，一直讲起这段特殊的岁月，他和我们关系特别好，常来看我母亲。我们表兄弟的关系因此而特别好，以至于到现在60多年后，比亲兄弟还好。

母亲身材虽然不高，微胖，但很结实，双臂雪白丰腴，我小时特别喜欢用双掌抱着母亲的臂膀，有种特别有依靠的感觉。母亲浓密、乌黑的头发配一张白皙的脸，看上去还有点福相。眉骨稍突，鼻子有点扁平，有着南方人明显的长相。我看到她年轻时的一张照片，很有大小姐样子。烫过卷曲乌黑的头发，大大的眼睛上弯弯的细眉，耳朵上吊着金耳环。黑丝绒的短袖上衣露出雪白的臂膀，手腕上还戴着翡翠的玉手镯。

但我自小看到的母亲，从来没有那么漂亮。

母亲身上有时还能看到过去当大小姐的痕迹。她出去走亲戚时会向脸上拍粉。过一段时间会对着镜子用线在脸上不停地拉动，清理脸上细微的汗毛；有时还用一种特殊的刨花，浸在她那特有的银盆里，倒上一些水，用梳子蘸着那有点黏的液体梳头，护理头发，当然抵不过现在年轻人上美容院做面膜，护理头发。母亲常贬自己难看，和阿姨天壤之别。阿姨确实是潮州人里的另类，年轻时走在马路上被误认为广东著名演员红线女，受到围观，直到年老时还是那样出彩。但母亲更像劳动人民，健康、自信，可能和她的经历有关。

她们老姐妹俩特别要好。我们小时候就是喜欢跟母亲去阿姨家。

母亲到了那里，就会围起围裙，帮她做家务，洗刷餐具，洗衣服……总把盒里的肥皂头子先用掉，似乎还在家里大姐照顾小妹一样。在困难时期的年份，阿姨没什么奖励母亲，就给她嘴里塞块冰糖。我们往往跟在后面蹭饭。阿姨家里条件好，又烧得一手好菜，我们在那里改善生活。

当然母亲见家里有什么好吃的东西，也常想到给阿姨送去。我就曾做过为母亲去送菜的任务。但每次去，阿姨总要把我送到车站，7分钱的车费，阿姨总塞给我5毛，使我很过意不去。记得有次清明，到联义山庄为外婆上坟，时值国家困难时期，一个人一旬仅二两肉票。母亲将肉票积攒下来买了块不小的白切猪肉，放在盘子里做供品，母亲看到姨夫他们不经意地对猪肉看了一眼。母亲回家后，连忙将那肉洗一下，稍微回下锅，就叫我二姐送过去。以后的日子，姨夫和阿姨家总讲起那块肉太好吃了，并感到后来吃的肉都没那肉好吃。母亲总笑答，你们不知还我们多少东西了，本钱早就还来了。老姐妹俩到老了，走得更勤，见了面无话不说，糖尿病治疗的交流，就闹出了尴尬。母亲患的是轻度糖尿病，不知是阿姨用的药太好，还是什么原因，阿姨的糖尿病似乎比我母亲的重。阿姨怕我母亲用的药太差，将自己用的最好的药给我母亲用，结果母亲反而低血糖发作，昏迷过去。救护车送到医院后才知道原委。

母亲虽然比阿姨大十岁，但遗憾的是阿姨在80岁后就离世了，那些日子，母亲一直胃口不好，吃不下饭。

作者母亲（中）和阿姨刘秀梅、姨夫徐开垒四

母亲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才进的扫盲班。她读的书，我姐姐都把它作为顺口溜来念。我那时还没上小学，但也背得出那么几句：“不识字，真苦恼，拿了糖票当油票。爱人来信看不懂，门牌号码勿认得……”后来她不断识字，在她七八十岁时，最喜欢做的事就是看《新民晚报》的小说连载，津津有味，碰到不识的字就来问我们，不懂的意思还要我们讲解，使我十分佩服。一次姨夫知道这事，还建议我，将母亲读报的事写给晚报的《读者·作者·编者》专栏，反映有这样一个晚报的忠实读者。

母亲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深知在社会上做人的道理。有一肚子含哲理的潮州谚语、俗话，平时说话中时不时地就会蹦出一句，真够我们学习一辈子。她讲得最多的是“不识钱，教人看；不识人，该去死”，还有什么“作精作怪，都是几个铜钿在作怪”“多吃滋味少，少吃滋味多”，等等。她的“瞎子不怕枪”后来成为我工作中讽刺人瞎搞的经典语言。我很惊愕，一个不识几个字的妇道人家竟懂那么多的人情世故经典语句。前几年，我曾想把母亲的经典语句收集成老娘语录，但因为很多潮州话，没有那种音的字，意译又不押韵，完全失去原来的韵味和经典，只好作罢。

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