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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几句心里话（第1页）

我工作、生活在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研究院从延安一路走来，把古老的秦腔、眉户嬗变为革命的红色剧种，创编了现代戏，走出了一条革命的、红色的康庄大道，写就了一部红彤彤的戏曲艺术史，它被誉为中国戏曲红色第一院。

就在这个研究院，我工作、生活了60多年。它磨砺了我，也成就了我，给予了我满满的收获。我钟爱于自己的戏曲事业，研究院给我提供了非常舒心和优越的工作环境。研究院艺术氛围浓厚，院里有一批戏曲专家、名角、新秀，他们有着高深的艺术造诣，以及丰厚的艺术表演经验和技巧。我尊崇他们，对他们敬爱有加。我和他们朝夕相处，常常随时随地地交谈，或彻夜长谈。他们让我懂得了很多戏曲知识，并向我提供了许多珍贵史料，我受益匪浅，内心十分感激他们。

受祖辈和父辈的影响，我从小就爱看戏，秦腔、眉户、皮影都爱看。那时，在白天演出时，有人端着碗，一边吃着饭一边看；还有人手里拿着活计，边干边看。村里只要有唱秦腔的，不用说，我自己就去了。乡里演大戏，十里八里，大人们都要赶去看，当然也常常带上我。

西安易俗社每年夏收后，或是在冬季，都要在我们杨公村杨四爷庙那个戏台上，演上十天半个月。这是我最高兴的时候，我几乎每天都去。平时在巷头街尾、田间小道，也能听到“奉承东蛮奴才卖主求荣”“十八年老了王宝钏”等唱段。忠、孝、仁、义、礼、智、信，在耳畔萦绕。

我似乎有了一种感觉，让我吃饭、穿衣、睡觉都难以将它放下，让人爱之心切。不知不觉，这种感觉形成一种“腔调”，扎进脑海里，不时地“哪依呀哈啊……”这便是“戏”，秦腔、眉户、碗碗腔是也。

上了初中，当上学生会的副主席，领着学生剧组到处宣传、演出，受到人们的欢迎。我有了一种成就感，“戏”让我高兴了一把。

真正让我爱上戏曲艺术是在西北大学。学校有个秦腔剧团，开始我可望而不可即，后来终于加入了，不仅上台说说唱唱，还写写画画、指指点点，管些事儿。竟然还发表了几篇文章，改编了一出传统戏《合凤裙》。

那是在1957年4月的一天，田汉由副院长黄俊耀陪同，来到西北大学中文系给我们讲课。在讲课中他指出：你们研究院应该请中文系的师生去看戏，师生们看了戏，写点评论文章，还可以写剧本嘛。你们互助互利，搞协作。此后，我们成立了戏剧小组，有赵俊杰、姜洪章、徐文琪、赵用钧，还有我。我们随即和研究院开展了一系列活动。我们住在研究院看戏，看《窦娥冤》《梁秋燕》《游西湖》，等等。看完戏，我们座谈、讨论、写文章。我们还参加了全省表现现代生活座谈会，搞剧本创作。后来又到省剧目工作室、省剧协实习，参加了西北五省（区）戏剧会演等，这算是我戏剧人生的开端吧。

1959年，我毕业后分配到研究院工作，算是夙愿得偿。可是，回到农村家里，一个亲戚老人听说了我的工作单位后，当着我的面说，大学毕业了跑到戏子窝里去了，我以为你分到政府衙门了，你再没啥事干了，干那事嘞。

上班后，任艺术委员会秘书。不多天，便调去干了一段“破案”

工作。随即又去延安搞整社，之后便是马不停蹄地到户县、皇甫、佛坪、长安、灞桥、南郑搞整社或社教。“文革”中，在院第七期训练班搞了几年教学。运动刚一结束，又去研究院基建科干了6年。接着到院第八期训练班执教，直至1988年9月1日该班结业，组建成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青年实验剧团，领导让我随团搞宣传工作。每次演出，布置专栏，张贴宣传文章、剧照，晚上演出打字幕。字幕幻灯片由我书写、制作，一直干到1993年。后又到艺术研究室，在编辑部搞院刊《戏曲艺术》。干了4年后，退休了。

一个人，对自己所向往的事业，只是热爱，还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要有一种执着精神，挤出时间去不断地学习，提高自己。在大量的“工作”和“运动”中，我并未忘记自己的初衷。只要一有空余时间，我就抓紧机会看戏，秦腔、眉户、皮影、阿宫、弦板、京剧、话剧全都看。钻图书馆，翻阅有关资料，写读书心得和杂记，如饥似渴地积累知识。平时在有限的时间里写了一些评论文章，发表于《人民日报》《中国戏剧》《文汇报》等。改编了秦腔《杨七娘》，首演60余场。2001年年初，《杨七娘》应邀出访伊朗，参加德黑兰“曙光旬”第十九届国际艺术节。有英、德、法等18个国家的400多名艺术家参加演出。在由观众评选该届艺术节优秀节目的调查问卷上，《杨七娘》赫然位列榜首，主演杨七娘的李娟荣获最佳表演者称号。除此之外，还改编有秦腔《盗草》《八仙过海》《三请樊梨花》（合作，均演出）；另有《金钱豹》《白蛇传》《合凤裙》《血泪恨》《高歌跃进》（五本皆未演出）。

曾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五十年研讨会一等奖，全国梆子声腔剧种学术研讨会三等奖，首届中国秦腔艺术节?戏剧观念暨秦腔艺术理论研讨会一等奖，陕西省第一、二届艺术科学研究成果“优秀论文奖”、三等奖。这里，我要感谢戴静、吴安平二位，在我退休之后的2000年，他们多次邀我撰文参加中国王国维戏曲大赛。我拗不过他们的好意，也就参加了，还获得了中国王国维戏曲论文奖三等奖。我的许多奖项也都是在退休后，在他们的催促下获得的。副院长董利森感慨地说：“你是后发制人。”

在研究院工作、生活的这60多年，我深深地热爱这方沃土，热爱研究院的一草一木。看到研究院里的每一幢建筑，我都感到十分亲切、和谐。这可能与我多年搞基建工作有关。

陕西省戏曲研究院这座“秦腔学府”是我心目中的“三宝圣殿”。在这个殿堂里，我吮吸着红色基因的乳汁，时刻受到鼓舞，做一个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它滋养着我，也鞭策着我。我诚惶诚恐，万分感恩，时刻深存敬畏之心。在这方热土上，处处弥漫着芳草香花，让人爱怜心醉。我不由得手舞足蹈，歌之颂之。这里有我的恩师和挚友，我们情谊深厚，互助互勉，共同为艺术事业效力。

我时刻铭记着，无论是为出版《马健翎现代戏曲选集》在鱼包头品字窑的院子与先生磋商，还是和黄俊耀在皇甫社教时住在一个土炕上，他们在待人、处事、接物以及工作、生活中，展现出来的人格魅力和身体力行的教育，让我终生难忘。他们虚怀、虔诚、和蔼、可亲，对我谆谆教诲，我没齿难忘。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宝贵的东西。我只有任劳任怨，服从组织分配，让我干啥就干啥，决不挑肥拣瘦。我尽心尽力，为研究院的戏曲事业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我遵照他们的教诲，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为研究院去做一些实事。我参与培养了一批新秀，薪火传承，他们现已成为研究院的栋梁之材，为陕西地方戏曲事业做出了贡献。当我在工作、生活中遇见困难的时候，他们勇于出手相助，让我心生感动。

我出版过两本书——《秋圃吟》和《秦声秦韵》，大部分都是关于戏曲研究院的人和事，也就是“戏”的事。现在这部书也是如此。愿我心目中的“三宝圣殿”——中国红色戏曲第一院，继续翱翔腾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