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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零九章 粮食至上（第1页）

“孙总，为什么要用革命这个词？”冬子的印象中，这个词仅用于社会运动，或者说产业升级。比如听过农民革命，这是社会运动。也听说过工业革命，这是产业升级。而把一个食物与之匹配，总有一点虚张声势的嫌疑。

“那就是革命，薯类进入中国的时间大约是明朝，南宋时期还没有进入。而它所带来的粮食产量的巨大变化，从当时的人口增长速度就可以看出来了。”

听到冬子在问这个问题，身边另一个专家，对冬子进行了详细的解释。中国历史上，人口数量从几千万升级到一亿，发生在明朝。而从一亿升级在两亿以上，发生在清朝的康乾盛世。所谓盛世，不是那些所谓历史学家所说的什么圣明君主有多么神奇，只不过推广了薯类的种植，粮食产品巨增，才是根本原因。

这个道理虽然很浅显，民以食为天嘛。但是，具体的关于历史的说法，对冬子来说比较陌生。

邻坐的人专家问了冬子一个问题：“历代农民造反，是为什么？”

“我听说，是因为权力腐朽。”冬子回答这个问题，底气就不那么足了，他也是在中学历史课上学的一点知识。这个答案，总还比过去某些书籍写的“昏君无道、红颜祸水”之类的理由，好像要靠谱些。

“莫听那些宏大叙事，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我从高中时就跟历史老师争论过。”邻座有些愤愤然：“历史上的书生误国，害了一代又一代，思考的方向都错了，哪里有什么真相？”

冬子此时知道，一个新的理论即将展现，表示出愿意洗耳恭听的态度。

“就权力谈社会已经很下作了，况且还以道德来解释社会，错得离谱。你应该学过马原吧？”冬子还没来得及回答，他就抢先说了起来。估计，他喝了酒，久未发言，已经憋得不行了，表达的，随唾沫，喷薄而出。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你承认吧？”他这一问，好像是在质问冬子，当然，冬子知道，他针对的某个观念而不是某个人。

“生产与分配，在决定社会中，哪个是第一位的？”

“当然是生产。”这个基本原理，冬子也学过，小袁也给他讲过。

“你是一个诚实的人”对方居然夸了冬子一句，冬子感觉到对方阴晴多变的激动。

“搞历史的人，从来不认真分析生产，老在分配上打转，为什么？”

冬子试着解释到：“也许，是他们擅长这个吧？”古代典籍浩如烟海，大量的内容，都是这样的，搞历史的人，估计也学的这个，擅长这个。人们解释一个事物，总喜欢从自己熟悉的角度出发，这是人性。

“其实，不光是因为他们擅长这个。更主要的是，中国农业社会已经在两千年前就定型了。也就是说，两千年来，从春秋战国时期以后，甚至从李冰父子修都江堰创立成都平原为天府之国后，农业发展的巅峰就已经树立了，后无来者。”

冬子小心地理解到：“你的意思是，农业社会生产方式与成效进步小了？后来的这些朝代？”话虽然不严谨，但意思大概是对的。

“对，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生产没革命，理论上能够革命吗？孔子的学问为什么在两千年的时间保持稳定的地位？因为，那时的生产从此就没变过，所以思想也就无法改变。超级稳定的内部挖潜，导致史学没有进步。治理模式，也算是分配模式，没有改变，重复着相似的治乱兴替的循环。”

冬子真害怕他也进行某种宏大叙事，尽管他们的小讨论，声音还不算大。

“所以，没有生产的革命是内卷的。”内卷这个词再次出现，上一次是听小袁说的。但是，这方面小袁还算专业，而这位专家，他是搞科学的啊。

“几千年以来，我们的历史是一部主粮与人口关系的历史，这才是正确的解释办法。”他喝了一口酒，故意把砸巴嘴的声音搞得夸张一些，发出了“嗞”的一声音，泛红的眼光透露出某种神秘的色彩。

“我们老祖先，在西安，在关中平原，定都，为什么？因为当时这里粮食产量高，养得活王朝。你看看，过去的开封还是杭州还是成都，这些古都，都处于适于农业耕作的地方，为什么？再大的事，都大不过粮食。”

把粮食作为历史的主角，这是冬子第一次听到的观念。

“胡焕庸线决定了南北粮食产量的差距，影响了中国权力中心的南移，但小麦的大规模种植给北方续命，保留了北方政治的地位。而与匈奴的战争，与草原荒漠化有关。气候决定粮食，粮食决定人口，人口决定实力。而人口与粮食的关系，决定着王朝的命运。”

确实，他讲的方式，就是一种宏大叙事，但冬子根本听不懂。毕竟作为厨师，对粮食的敏感让冬子迅速超越了对矜持的保留，他虚心地问到：“你说细一点，在宏观了。”

有学生问问题，是老师最开心的事。两人低着头，开始了小课堂。

所谓胡焕庸线，其实是气候变化的分界线。我国几千年以前，也就是春秋到汉，权力中心在长安，因为那时的关中平原，雨水充沛，土地肥沃，养育着精干的人民。有粮才有兵，权力就产生了聚集。汉朝以前，我们面对的敌人是西羌，这是因为河西走廊的边沿地带，已经开始干旱了。人没得吃的，要得靠抢，屡屡侵犯中原，占据了整个周朝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