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群人在黑龙江省萝北县(现今黑龙江农垦共青农场)开垦出1200亩荒地,第二年生产了13。5万公斤粮食、30万公斤蔬菜,还盖起了宿舍和食堂。
随后北京第二批、第三批青年志愿垦荒队以及河北、山东的2000多名青年,也以志愿垦荒队员的身份来到黑龙江垦区,上海青年则要求去淮北开荒种粮。
在北京、上海的影响下,1955年、1956年,浙江青年去开发新疆、广州青年去开发海南、江苏和四川的青年去开发青海,从而奏响了城市青年上山下乡的序幕。
但是,当时只是号召而已,并不是强制的。
真正有组织、大规模地把大批城镇青年送到农村去,则是在刮风时期。
李先生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1968年12月,李先生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1968年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全部前往农村。
据不完全统计,风暴时期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没有一家不和“知青”下乡联系在一起。
当然了,上山下乡的兴起最为关键的是为了缓解城市就业压力。不是从后来开始,而是从一开始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上山下乡并非始自风暴时期,它从20世纪50年代便被倡导,至60年代而展开,70年代末结束。
对当时的知青来说,他们到农村去,是为了消灭“三大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体力与脑力劳动差别,带有积极的理想主义色彩。
而风暴时期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中去,除了缓解就业压力外,也算得上是摒弃传统教学,过分提高实践作用的政治运动。
当时所有适龄没有工作的青年,除了当兵以外,基本上都属于征召范围。
进入70年代以后,开始允许知识青年以招工、考试、病退、顶职、独生子女、身边无人、工农兵学员等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名义逐步返回城市。
当然了,从狭义上讲,上山下乡从68年开始也不算错,因为从这个时期开始,强制下乡了。
从1968年开始,主要是将大部分“老三届”毕业生分配到农村、边疆。
从1970年到1973年,由于经济发展,职工队伍的迅速膨胀,使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大部分留城工作。
从1974年到1976年,又提出经济“紧缩”政策,要严格控制职工总数的增长。城市中学毕业生的出路,又开始以上山下乡为主。
1978年底,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决定在今后若干年内,还要继续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但是实际上,1977年是最后一批知青下放。
1979年后,绝大部分知青陆续返回了城市,也有部分人在农村结婚“落户”,永远地留在了农村。
当然了,也有不少人为了回到城市里,抛弃了家人和子女,不分男女。
据统计,由于各种原因滞留农村边疆的知青约有数十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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