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逸夫继续说道:“而很快的,爷爷我也长成了大人,我被父亲送到了上海美国人开办的英文学校‘青年会中学’读书。新式教育的洗礼和熏陶,同那迂腐陈旧、呆板僵化的私塾课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爷爷我的心田得到了滋润。我犹如破土的新笄,拚命吮吸知识的甘霖,眼界豁然开朗,思维也变得超前许多。很快,我便操得一口流利的英语。
有一天,爷爷放学回来,跟你大爷爷仁杰说我想改名字,因为我的名字仁楞二字双声叠韵,不太好念。且“楞”与“棱”相同,不少人还不认识。经常有人将爷爷喊作“邵仁方”岂料,你大爷爷也有意要改名字,我们我们俩不谋而合。于是,我俩找来另外二位兄弟商议。
我们兄弟四个整整商量了一夜,最后才决定,我大哥号醉翁,二哥号邨人,三哥号山客,我号逸夫。自此,邵逸夫这个名字正式和爷爷挂钩!”
邵逸夫说着,眼神闪烁,似乎回忆起了当年兄弟几人无忧无虑。嬉戏欢笑的年轻岁月。
“后来,我们兄弟几个相继成人,父亲有意让我们继承他的事业。只可惜,儿大不由父。我们这群孩子们胸存鸿锅之志,都想要展翅高飞,去实现自己五彩斑斓的梦境和理想,而不是依靠家族产业坐吃山空。我们与你曾祖父的思想背道而行,无法统一。你曾祖父眼看自己竭尽精力、耗费一生心血创立的漂染大业无人继承,忧心如焚,但也只好仰天长叹,任孩子们自由遨翔。当年我不懂我父亲那种自己的产业后继无人的心情。现在,才终于明白了……”
说着,邵逸夫有意无意地看了邵维铭一眼。
“当时,我们兄弟四个一心一意要出去自立门户。父亲无奈答应。然而,受封建礼教桎梏的老人家,思想极保守。他虽同意孩子们自由发展,各谋前途,但他却有一个诫条,孩子们必照办,那就是从此不准再用他给我四兄弟起的仁杰、仁棣、仁枚、仁楞的本名,只允许用现在的别号,他老人家不希望我们日后失败给家里丢脸。当时我们想都没想就答应了!自此,世界上救治有邵逸夫,而没有邵仁楞了!”
邵逸夫长叹道。
“当时我们四兄弟得到老父的应允后,好比‘尚方宝剑’在手,自然十分高兴。大哥更是激动得喜形于色,热血沸腾的他,正磨拳擦掌地要大干一场。我大哥虽然貌不惊人大门,但是他天生脑筋灵活、绝顶聪明,对任何事情只要一看便会、一学则精。他最大的特点,也最让人敬佩的是,他具有雄辩的口才。他能滔滔不绝地即兴演讲几个小时,既不需要发言稿,更不会逻辑混乱。因此,他在学校读书期间,演讲台上总是活跃着他的身影。他能在一瞬间,不等对手反应过来,即以凌厉的语言出击,将反辩方驳得哑口无言、大败而归。每次他总是摘冠折桂,微笑地站在高高的领奖台上。我可以说,你大哥如果生在古代,绝对会是苏秦张仪那一类的绝顶纵横家,最不济也是一个绝顶的说客”
邵逸夫笑道。
“1914年,寒窗四载、苦尽甘来的大哥,以优异的成绩从上海神州大学法律系毕业了。风华正茂的他,凭着一腔热血,踌躇满志地迎接新生活。由于他品学兼优,口才出众,一时间上海滩的各大小律师楼蜂拥而至,争先恐后地拉他加盟,并以高薪厚禄作许诺。远见卓识的法租界中法振业银行,捷足先登,最终将大哥这位人见人爱、必成大器的后生网罗至自己的旗下,并委以法律顾问要职。事实证明,他们的眼光没有错,后来振业银行在几起经济纠纷案中,全靠大哥大智大勇,独当一面,将眼看着败诉的官司,反败为胜。不仅挽回了银行的损失,也打出了邵醉翁在法律界的声名,令同行们不敢小觎。
几次小试牛刀之后,振业银行董事局极为赏识大哥的才华,为表彰他对银行的贡献,遂破格将他提为经理。
20年代初期的上海滩,是个风云际会、物欲横流、纸醉金迷的花花世界。阿发(周润发)的那部上海滩确实拍得不错,只是在我看来还没完全拍出那种味道。当时十里洋场,龙蛇混杂。各帮各派的江湖人物在那里割据地盘,挑衅滋事,为非作歹。远东最大的都市,便成了“冒险家”的乐园。
置身险恶复杂、变幻莫测的环境,大哥炼就了处变不惊、临危不惧的品格。不知是天意,还是命中注定,偶然的契机,又使大哥同娱乐业结下了不解之缘,也未我后来铺上了路子。当时上海有个叫“小舞台”的娱乐城,里面安排了各色各样的娱乐节目,包括京剧、杂耍、弹词,以及最新潮的无声电影。好端端的一个经商宝地,却因其老板经营不善而连连亏损,负债累累。被债主们追得走投无路的老板,惟有将“小舞台”拍卖。精明果敢的大哥知道那是块宝地,于是在父亲的资助下买下了它,后来,经过大哥的经营,“小舞台”重新走上辉煌,并且,大哥还借此利用小舞台走上了娱乐电影的道路,开创了“天一电影公司”可以这么说,要不是大哥的这个天一,我相信我这一辈子估计都不会想到去拍电影,所以说,大哥才是我们邵家电影王国的开创者!”
邵逸夫深情地说道。
“1924年,‘天一影片公司’正式挂牌成立,大哥将我们兄弟三人一起叫到他的帐下工作,我们兄弟同心,其利断金,拍出了《女侠李飞飞》比《立地成佛》这两部电影,立时之间名声大噪,上海滩几乎无人不知‘天一’大名,当时我们邵氏兄弟春风得意,风光无比!经过一年的发展,更加繁荣昌盛!大哥更是娶了当时上海滩着名女演员陈玉梅为妻。
可就在我们得意的时候,谁知道天有不测风云,老牌‘明星公司’等五大电影眼红我们天一的发展快速,于是六大公司联手,对‘天一’进行‘围剿’,要将我们赶尽杀绝。
当时上海滩的‘明星公司’在上海是一枝独秀,无人匹敌。该公司老牌字号,财力雄厚。旗下人才济济,明星如云,拥有名扬四方的胡蝶、杨耐梅、阮玲玉等大红大紫的明星,谁敢望其项背,与之较量?
独揽影坛三分之二江山,领导中国电影潮流的‘明星公司’,一向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只要他们脸色一变,吼上一声,上海的电影界也要抖上三抖。
‘天一’出道之前,曾有数家不信邪不怕死的小电影公司,不自量力地斗胆上阵,要同‘明星公司’分庭抗礼。
结果,有的公司刚刚诞生数日,便早早夭折;有的公司虽然苦苦支撑,最终还是惨败收场。
慑于‘明星公司’的威势,很长一段时间里,再也没有胆大妄为者敢于以卵击石。
‘明星公司’的老板周剑云曾在公开场合口出狂言广谁敢同明星公司作对,我定要杀他个片甲不留!让他尝尝明星公司的厉害。’飞扬跋扈的‘明星公司’称霸上海影坛多年,要想撼动这棵大树,简直难于上青天。
而初降人间的‘天一’对影坛老大‘明星’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将其业务抢走了许多,‘明星公司’旗下的明星们要跳槽,导演们要出走,‘明星’失去往日的八面威风。
所以周剑云才会联合其他公司对付我们。周剑云以他为主,联合‘大中华百合’、‘民新’、‘友联’、‘上海’及‘华剧’等五家电影公司,成立了‘六合影业公司’,组成强大的联合发行网,共同抵制、围剿‘天一公司’。这便是中国电影史上有名的‘六合围剿’。当时‘六合围剿’,我们根本就不是对手。我们兄弟只得放弃上海市场,另辟蹼径。我们商量之后,于是派三哥单枪匹马前往南洋,再图发展。大哥还说如果三哥在那边忙不过来,就让我过去帮忙。而这个决定,从此改变了我邵逸夫一生的命运。
被‘六合’逼得走投无路的‘天一’,只好改弦易辙,放弃上海的基业,远走南洋,卧薪尝胆,再图发展。
1926年3月坐船离开了上海,赶往南洋。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南洋,包括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马来亚和新加坡。因为封闭保守,社会经济与人民生活非常落后。寻常百姓生活枯燥单调,缺少娱乐和消遣。而迁移到那里的华裔在南洋人口中又占了很大的比重。这正是我们兄弟决计开拓南洋市场的重要理由。
三哥单枪匹马,带着‘天一’的影片和一笔资金,踏上了赴南洋的征程。
新加坡是三哥独闯南洋的第一站,那里是南洋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堪称桥头堡。
当时的新加坡还没有中国电影,只有大戏院间或放映点西方默片。三哥使出他的交际才能,广泛接触当地各戏院的老板,推销影片。然而,又碰上钉子。大戏院只放西片,小戏院又给‘六合’绑住,对‘天一’封锁。但‘六合’的影片其实并没有打进新加坡,只是枉有虚名。
人地生疏、初来乍到的三哥,认准了新加坡的市场潜力,一定大有可为。
出师不利,三哥亳不气馁。他避开对手的锋芒,调整方针,另辟蹊径,展开游击战术。他先在新加坡的周边城镇进行放映突破,再杀回市中心,抢夺市场。
这一着的效果明显,他的‘天一’影片,由于适合大众的欣赏口味,备受欢迎,立即打开了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