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东晋王朝在刘裕击败权臣桓玄、扶持晋安帝重返帝位后,其统治已实质上摇摇欲坠之际,一位文坛巨擘犹如夜空中最亮的星辰,照亮了这个时代的阴霾——他就是大诗人陶渊明。
陶渊明,字元亮,出身于一个昔日显赫而今式微的士族家庭。其曾祖陶侃,乃东晋赫赫有名的将相之才,以大司马之高位,统帅八州兵马,功勋卓着,封爵长沙郡公。虽其祖父及父辈名声不及陶侃显赫,亦皆有担任太守之职。
按理说,出生于这样的家庭,陶渊明应享有无忧无虑的童年。然而命运弄人,其父在其九岁那年离世,家道随之中落。母亲无奈之下,携他与妹妹投奔至外祖父孟嘉府上。孟嘉,一介名士,性情豪迈,嗜酒不羁,这种性格深深影响了少年陶渊明,塑造了他的气质与个性。孟府丰富的藏书成为陶渊明日后的知识宝库,他不仅涉猎广泛,包括《老子》、《庄子》等道家经典,也深入研究儒家经史,展现出超越同龄人的学识与眼界。
东晋末年,朝纲失序,贪腐盛行,官场风气败坏。陶渊明自幼秉持高洁之志,不屑于世俗名利,尽管家境贫寒,却矢志不渝地追求学问,心怀“兼济天下”的宏大理想,渴望能为民众福祉贡献力量。
二十九岁那年(公元393年),朝廷征召他为江州祭酒,但因出身低微而不受重视,加之厌倦官场繁琐礼节,不久便辞官归隐。随后几年间,虽多次受到地方征召,他均婉拒,选择沉浸在书海中,享受宁静淡泊的生活。
公元400年,权臣桓玄图谋篡位,因其势力庞大,向陶渊明抛出了橄榄枝,希望得到他的辅佐。起初不明桓玄真实意图的陶渊明加入了桓玄的阵营,但当他意识到桓玄的不轨之心后,深感悔恨,不愿参与其中。正当他苦寻脱身之计时,母亲逝世的消息传来,这成了他离开桓玄、重返故园的契机。
在田园的简朴生活中,陶渊明亲自耕种,于劳作之余寄情于诗词创作。当耳闻桓玄篡夺东晋皇权的消息时,他以诗抒怀,吟道:“幽居衡门下,遗世而独立。无人问津处,柴扉日长闭。”以此表明自己超脱尘嚣,不齿论及权变的态度。
随后,陶渊明听闻刘裕举起义旗,讨伐桓玄,便满怀希望地加入刘裕麾下,担任镇军参军。刘裕成功收复建康并着手整饬朝纲,一时间东晋似有中兴之象,陶渊明对刘裕寄予厚望。然而,好景不长,刘裕逐渐显露权欲,滥用职权,排除异己,这让陶渊明深感幻灭,最终决定再度归隐。
不久,经叔父陶逵引荐,陶渊明出任彭泽县令。数月后,得知刘裕自封车骑将军,进一步巩固权力,陶渊明预见到刘裕篡位的野心,对东晋未来失去信心,遂萌生退意。面对妻子翟氏的询问,陶渊明坦陈欲辞官归田。翟氏深知丈夫心性,曾以即将丰收的官田稻谷劝慰陶渊明暂留,而今,面对又一次请辞,她仍旧以同样的理由劝解,试图让陶渊明再忍耐一时。
然而,当督邮即将前来巡视的消息传来,要求官员毕恭毕敬迎接时,陶渊明意识到自己无法忍受向那些无才无德、谄媚权贵的官员卑躬屈膝,发出了“吾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的感叹,毅然决定放弃官位,即刻收拾行装,偕同妻子返回了故乡,彻底结束了长达十三年的仕宦生涯。
这十三年间,陶渊明始终怀抱“拯救苍生”的宏愿,却在东晋末年昏暗的政治环境中屡遭挫折,直至完全心灰意冷。
陶渊明回归故里之后,挥毫泼墨,完成了传颂千古的《归去来兮辞》,借以倾诉对尘俗官场的厌倦与批判,彰显了他超凡脱俗、轻视名利的精神境界。他以躬耕自给,于家园前植柳五株,由此邻里乡亲雅称其为“五柳先生”。
晚年的陶渊明生活日益拮据,尽管如此,他的人格魅力与高风亮节却愈发显得熠熠生辉。友人时常慷慨解囊,助其度日,或遇拮据之时,他亦不吝颜面,求助于友。即便贫病交加,困顿潦倒,其清高之志从未稍减。
一次,江州刺史檀道济闻其名而访,见其贫病交迫,多日未食,卧床不起,遂劝曰:“智者顺应时势,乱世则隐,治世则仕。今世道清明,君何故自苦若此?”并赠以粮肉。然而,陶渊明不喜檀道济居高临下之态,拒不受食,足见其骨气之坚。
公元427年,这位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以六十三岁之龄溘然长逝,留下的是他那比肩白雪的高洁人格与田园诗中的无限意境,成为后世永恒的记忆与敬仰。陶渊明的一生,是对真我追求的最好诠释,他的诗歌,至今仍激励着无数人去寻找内心的纯净与生活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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