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啊,汉朝一兴起,就接手了秦朝留下的烂摊子。那时候啊,男人们都去当兵打仗了,老弱病残的就在家里运粮食,大家忙得团团转,可是钱还是不够用。就连天子都凑不齐四匹颜色一样的马拉车,有的将相甚至只能坐牛车,老百姓家里更是啥也没有。因为秦朝的钱太重太难用了,就下令让老百姓自己铸钱,规定一斤黄金换一斤钱,还简化了法律,减少了禁令。可是啊,总有些不守规矩、只想赚钱的家伙,他们囤积居奇,搞得市场上物价飞涨,一石米都要一万钱,一匹马更是要一百金。
后来啊,天下太平了,高祖皇帝就下令,商人不许穿丝绸衣服,也不许坐马车,还加重了他们的税,想让他们过得憋屈点。孝惠帝、高后那时候,觉得天下刚安定,就放松了对商人的管制。可是啊,商人家的子弟还是不能做官。那时候啊,朝廷还规定了官员的俸禄和官府的开支,然后根据这些向老百姓收税。而那些山川、园池、市场的税收呢,从天子到那些有封地的贵族,都是他们自己留着用的,不纳入国家的经费里。那时候啊,从山东运粮食到京城,每年也不过几十万石。
到了孝文帝的时候啊,荚钱越来越多,也越来越轻,于是就重新铸了四铢钱,上面刻着“半两”两个字,还允许老百姓自己铸钱。那时候啊,吴国的一个诸侯,靠着山里的铜矿铸钱,富得跟天子差不多,可后来还是因为叛逆被灭了。还有个叫邓通的大夫,铸钱赚的钱比国王还多。所以啊,吴国和邓家的钱遍布天下,政府也就开始禁止私人铸钱了。
那时候啊,匈奴老是侵犯咱们的北边,驻守的士兵多,边境的粮食都不够吃。于是啊,政府就招募老百姓,谁能把粮食运到边境去,就给谁封爵,最高的能封到大庶长呢!
到了孝景帝的时候,上郡以西的地方旱得要命,朝廷又搞起了卖爵令,不过这次价格更亲民,就是为了吸引老百姓参与。还有啊,那些之前因为犯罪要服劳役的人,现在只要给县官送点粮食,就能免罪了。朝廷还加大了马匹的养殖力度,宫室、园林、马匹什么的都越修越多、越养越壮。
等到当今皇上即位几年后,汉朝已经兴起了七十多年。这期间国家风平浪静,没遇上啥大灾大难,老百姓家家户户都过得挺滋润,仓库里堆满了粮食和钱财。京城的铜钱多得数不过来,钱串子都烂得没法数了。太仓里的粮食也是一仓压一仓,都堆到外面去了,放得太久都发霉不能吃了。大街小巷里到处都是马,田间地头马群成群,想骑个母马出去聚会都找不到。连守城门的都吃香喝辣,当官的能世袭,当差的都能以官为姓了。所以啊,大家都挺珍惜现在的日子,不想犯法,都争着做好事,怕丢了面子。那时候啊,法律宽松,老百姓富裕,就是有些人太有钱了,开始兼并土地,欺负乡里。宗室、公卿大夫这些人也争着比奢侈,房子、车子、衣服都比皇上还牛,一点规矩都没有。哎,啥事儿都是盛极而衰,这是不变的道理啊。
从这以后啊,严助、朱买臣这些人就开始招抚东瓯,跟两越打交道,江淮一带就忙得不可开交了。唐蒙、司马相如这些人又跑去开通西南夷的道路,凿山开路好几千里,巴蜀的老百姓也被折腾得够呛。彭吴、贾灭了朝鲜,设置了沧海郡,燕齐一带也骚动起来。还有王恢在马邑设谋,结果匈奴断了和亲,不断侵扰北边,战争一直打个没完,老百姓被折腾得苦不堪言,兵器战甲也消耗得越来越多。出门在外的人要背负重担,在家的人也要送行,全国上下都忙得团团转,老百姓被搞得疲惫不堪,还得想各种办法应对。买官的要交钱,赎罪的要出钱,选举制度也越来越差,廉洁和羞耻心都被丢在一边,武力越来越受重用,法律也越来越严酷。从这时候开始啊,那些只会琢磨着捞钱的大臣就越来越多了。
后来啊,汉朝每年都得派好几万骑兵去打匈奴,还有车骑将军卫青去夺取匈奴的河南地,修建朔方城。那时候啊,汉朝还在开通西南夷的道路,动用了好几万人,千里迢迢运送粮食,结果十几钟粮食才能换到一石,还得在邛、僰这些地方撒钱来征集粮食。过了几年路还没通,那些蛮夷就经常来攻打,朝廷就派兵去剿灭他们。巴蜀地区的赋税根本就不够用来打仗的,于是朝廷就招募豪民去南夷开荒种地,把收到的粮食交给县官,然后在京城领钱。东到沧海郡,征发民夫的费用跟南夷那边差不多。还有啊,朝廷又征了十多万人去修建朔方城,转运粮饷的路途特别遥远,从山东开始,全国的老百姓都被折腾得够呛,耗费了上百亿的钱财,国库也越来越空虚。于是啊,朝廷就开始招募那些能买得起奴婢的人,让他们可以免除终身的赋税,还给当官的增加俸禄,甚至买只羊就能当官,这种奇葩事儿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过了四年,汉朝派了个大将带着六将军,一共十万大军,去攻打右贤王,结果大获全胜,俘虏了一万五千人。第二年,大将军又带着六将军再次出击匈奴,又俘虏了一万九千人。那些打仗有功的将士们,都领到了二十多万斤的黄金赏赐,连俘虏的几万人都得到了丰厚的奖赏,吃穿用度都靠国家供应。可是啊,汉军死的战马士兵也有十多万,更别说那些兵器和转运粮草的费用了。结果啊,国家财政紧张得不得了,就连赋税都收不上来,还是不够给战士们发军饷。有关部门就提议:“天子说‘我听说五帝的教化方法各不相同,但都能治理好国家;禹和汤的治国方法也不一样,但都能称王天下。他们走的路虽然不同,但建立的功德是一样的。现在北方边境还不安定,我很担忧啊。之前大将军攻打匈奴,俘虏了一万九千人,可是士兵们却没什么吃的。我看啊,干脆让老百姓买爵位或者赎罪,这样也能减轻国家的负担,还能激励大家建功立业。’所以啊,我建议设立一种叫‘武功爵’的赏赐制度,一共十七级,总共值三十多万金。那些买了武功爵的人,可以优先补任官吏,而且他们的罪行也可以减轻。最高的武功爵可以到乐卿,这样就能彰显军功了。”这个制度一实行啊,军功多的人就能越级提拔,大的能封侯当卿大夫,小的也能当个郎官小吏。可是啊,这样一来,官职就乱套了,很多官职都形同虚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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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公孙弘用《春秋》的道理来约束臣下,当了汉朝的丞相,张汤用苛刻的法律来断案当了廷尉,于是就有了“见知法”,而那些故意阻挠、破坏、诽谤、彻底追查治罪的案件也多了起来。第二年呢,淮南王、衡山王、江都王谋反的迹象暴露了出来,公卿们就顺着线索去查处,结果牵连了一大帮党羽,被处死的就有好几万人。这样一来,官吏们就变得更加严厉苛刻,法令也变得明察秋毫。
那时候啊,朝廷还招募了很多品行端正、贤良文学的士人,有的还当上了公卿大夫。公孙弘当了丞相,生活简朴,吃饭也不讲究,给天下人做了个好榜样。可是啊,这种风气对社会并没什么好处,大家还是越来越追求功利了。
又过了一年,骠骑将军再次出击匈奴,俘虏了四万人。秋天的时候,浑邪王带着几万人来投降,汉朝就派了两万辆车去迎接他们。他们到了之后,都受到了赏赐,连有功的将士也都有份。那一年啊,花费了上百亿的钱财。
在这之前啊,十多年前黄河决堤,梁楚一带已经遭受了好几次水灾了。那些沿河的郡县虽然修了堤坝想挡住河水,可是总是被冲毁,花费的钱财也是数不胜数。后来啊,番系想节省底柱的漕运费用,就挖了汾河、黄河的渠道来灌溉农田,结果动用了好几万人。还有郑当时觉得渭河漕运路线太远,就挖了条直渠从长安到华阴,也是好几万人干的。朔方那边也挖了渠,也是好几万人。这些地方挖渠都挖了好几期,工程还没完成,花费也都是上亿的钱财。哎,那时候啊,真是劳民伤财啊!
那天子为了攻打匈奴,可是大力养马,长安城里吃得马儿们数以万计。可是啊,关中地区养马的人手都不够用了,得从旁边的郡县调人来帮忙。而那些投降的胡人,衣食住行都得靠国家供养,国库都快被掏空了。天子为了省钱,连自己的伙食都缩减了,连拉车的马都减少了,还拿出皇宫里的珍藏来补贴。
第二年呢,山东地区遭了水灾,老百姓饿得慌。天子就派使者去把郡县仓库里的粮食都拿出来救济灾民。可是啊,这点粮食哪够啊,于是又号召那些有钱人互相借贷。但这还是不够啊,最后只能把贫民都迁到关西去,还有朔方以南的新秦中地区,一共有七十多万口人呢,他们的吃喝都得靠国家供应。过了几年,国家还给他们分了产业,使者们分片管理,那场面,真是冠盖相望啊。不过啊,这些花费都是以亿为单位的,多得数都数不过来,国库就这么被掏空了。
而那些富商大贾呢,他们可没闲着,趁着这个机会囤积居奇,转手就赚个百八十倍的利润。那些被封为贵族的人,都得低头向他们求食。这些商人搞冶炼、煮盐,有的家财都累积到万金了,可是在国家危难的时候,他们却一点忙都不帮,老百姓可真是遭罪啊。于是天子就和公卿们商量,决定改革货币制度,多造点钱来应急,顺便打击那些浮华奢侈、兼并土地的人。
那时候啊,皇宫里有白鹿,少府里又有很多银和锡。自从孝文帝时候开始造四铢钱,到现在都四十多年了。从建元年开始呢,因为用的少,所以县官们经常把铜山开出来铸钱。老百姓也跟着偷偷铸钱,多得数不完。结果呢,钱越来越多,却越来越不值钱;东西越来越少,却越来越贵。有关部门就说了:“古时候啊,有皮做的货币,诸侯们用来进贡和送礼。金子分三等,黄金最好,白金次之,赤金最差。现在半两钱法定重四铢,可是有些奸商就偷偷把里面的铜刮出来,钱就越来越轻,东西就越来越贵。这样一来,远方的人用货币就特别麻烦,还不划算。”于是呢,他们就决定用一尺见方的白鹿皮,边上绣着漂亮的花纹,做成皮币,价值四十万。王侯和宗室的人来朝见或者送礼,必须用皮币裹着玉璧,这样才行。
另外呢,他们还用银和锡造了白金。他们觉得啊,龙是最尊贵的,马是最有用的,龟是最长寿的,所以白金就分成三等:第一等重八两,圆圆的,上面刻着龙纹,叫“白选”,价值三千;第二等稍微轻一点,方方的,上面刻着马纹,价值五百;第三等更小,扁扁的,上面刻着龟纹,价值三百。他们还下令让县官把半两钱销毁,重新铸三铢钱,钱上的文字和重量相符。对于那些私自铸钱的人,一旦发现就处死。可是啊,这些规定根本没用,官吏和老百姓还是偷偷铸白金,多得数不完呢!
那时候朝廷为了搞钱,就让东郭咸阳和孔仅这两位大佬当大农丞,专门负责盐和铁的事务。这桑弘羊呢,因为擅长算数,就当了侍中。这东郭咸阳啊,可是齐地煮盐的大佬,孔仅呢,是南阳冶炼界的大佬,两人都是家财万贯,所以郑当时才推荐他们。而那桑弘羊呢,虽然是洛阳的一个商人之子,但心算能力超强,十三岁就当了侍中。这三个人啊,谈起利益来,那可真是精细到秋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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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法令越来越严,好多官吏都被免职了。加上战争频繁,老百姓为了逃避兵役,纷纷买爵位或者当五大夫,所以真正能上战场的人就越来越少了。于是呢,朝廷就决定让那些千夫和五大夫去当官,不愿意的就得出马匹来抵。而那些被免职的官吏呢,就被派去上林伐棘,或者去修昆明池。
第二年呢,大将军和骠骑将军又大规模出击匈奴,俘虏了八九万人。朝廷赏赐了五十万金,可是啊,汉军死的战马就有十多万匹,还不算转运粮草和兵器的费用呢。那时候啊,国库空虚,战士们连俸禄都发不出来了。
有关部门就提议说,三铢钱太轻了,容易造假,建议让各郡国铸造五铢钱,钱下面加上边,这样就不能磨掉铜屑了。
大农还上报说,孔仅和咸阳觉得啊,山海是天地的宝藏,都应该归少府管。但陛下不自私,让大农来协助赋税。他们建议招募老百姓自己出钱,用官府的器具来煮盐,官府提供煮盐的牢盆。那些想靠山海资源发财的游民和奸商,就会欺负老百姓。现在啊,反对的声音多得听不完。所以,敢私自铸铁器煮盐的,就罚他们左脚穿铁鞋,没收他们的器物。在那些不出铁的郡县呢,就设置小铁官,隶属于当地县。于是呢,朝廷就派孔仅和东郭咸阳到各地去推行盐铁政策,建立官府,还选拔了一些原来靠盐铁发家的富户当官。这样一来啊,官吏的队伍就越来越杂了,选拔也不严格了,商人当官的就越来越多了。
话说啊,那些商人们一看货币制度变了,纷纷开始囤积货物,想趁机捞一把。于是公卿们就向皇帝建议:“陛下啊,现在郡国受灾挺严重的,那些没产业的贫民,咱们可以招募他们到土地肥沃的地方去。您自己也得省着点吃,省点钱出来救济老百姓,同时减少赋税。可现在的问题是,很多人都不愿意去耕田,反而都想当商人赚钱。那些贫困的人啥也没有,都得靠政府救济。以前呢,对轺车和商人的税收都有明确规定,现在咱们是不是也应该恢复这个制度呢?那些做生意的、搞手工的、放高利贷的,还有靠买卖东西赚钱的,就算他们没有市籍,也得自己上报财产,每两千钱交一份税。那些搞手工业和有铸造业的,每四千钱交一份税。不是官吏但享有三老、北边骑士待遇的,轺车交一份税;商人的轺车交两份税;五丈以上的船也交一份税。谁敢瞒报或者报不全,就得去边疆服兵役一年,财产充公。如果有人能举报,就赏他一半充公的财产。那些有市籍的商人,包括他们的家属,都不能买地,这样农民就有地种了。谁敢违反这个命令,土地和奴隶全部充公。”
皇帝听了这建议,就想起了卜式的话,于是就把他召来,拜为中郎,还赐了爵位和十顷田地,并且公告天下,让大家知道他的事迹。
说起卜式啊,这哥们儿是河南人,靠种田放羊为生。他爸妈去世后,留下个年幼的弟弟。卜式呢,特别有担当,他把家里的羊啊、田啊、房子啊都留给了弟弟,自己跑到山里去放羊。过了十多年,他的羊从一百多只变成了上千只,还买了不少田地和房子。而他弟弟呢,因为不善于经营,把家业都败光了。卜式呢,也不计较,多次把财产分给弟弟。那时候汉朝经常派兵打匈奴,卜式就主动上书,愿意把一半的家产捐给国家支持边防。皇帝派人问他:“你想当官吗?”卜式说:“我从小就放羊,不懂当官的事儿,不想当。”又问:“那你家里有冤屈,想告状吗?”卜式说:“我跟人从没吵过架。乡亲们穷了我会借钱给他们,不好的我会劝他们改,大家都听我的。我哪有啥冤屈啊,没啥好告的。”使者说:“那你为啥这么做呢?”卜式说:“我觉得打匈奴是正义的事,有钱的就该出钱支持,这样匈奴才能被消灭。”使者把这话报给皇帝,皇帝又跟丞相公孙弘说了。公孙弘却觉得卜式不是正常人,不能因为他一个人就坏了规矩,建议皇帝别答应他。于是皇帝就没理卜式,过了几年才把他忘了。卜式呢,回家继续种田放羊。过了一年多,赶上军队多次出征,加上浑邪王等人投降,国库都掏空了。第二年,贫民大批迁徙,都得靠政府救济,钱根本不够用。这时候卜式拿着二十万钱给河南太守,用来救济移民。河南太守上报了富豪们助贫的名单,皇帝看到卜式的名字,才想起来:“这不就是那个想捐一半家产支持边防的人吗?”于是赐给卜式四百名免役的罪徒。卜式呢,又把这些人都交给了政府。那时候富豪们都忙着藏钱,只有卜式想捐钱帮国家渡过难关。皇帝觉得卜式这人真是有长者的风范,应该好好表彰他来引导百姓。
当初卜式并不想当郎官,皇帝就说:“我上林苑里有羊,你去帮我放羊吧。”卜式一听,那就去吧,于是穿着布衣草鞋去放羊了。过了一年多,那羊养得肥肥壮壮的。皇帝一看,哟,这卜式放羊可以啊!卜式就说:“陛下,放羊和治理百姓其实是一样的,得按时起居,不好的就得及时剔除,别让他们坏了整个群体。”皇帝一听,觉得卜式真是个奇才,就让他去缑氏县试试当县令,结果缑氏县被他治理得井井有条。后来又升他去做成皋县令,负责漕运,也干得非常出色。皇帝觉得卜式这人既朴实又忠诚,就拜他为齐王的太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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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另一边呢,孔仅负责让天下铸造各种器具,三年后就升为大农,位列九卿之一。桑弘羊则当了大农丞,负责各种会计事务,还慢慢设立了均输制度来流通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