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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三十三章 华夷之辩（第1页）

要说最离谱的还得是印度，因为当地学者发现在印度有时候会测量不到影子，所以便认为印度处在太阳的正下方，也就是天下的中心。

不过，随着佛教在华夏的逐渐本土化，天下之中又逐渐被本土和尚所避讳不再谈及。

要么就是印度、华夏都算“中国”。

好嘛！

又一个“自古以来”，还是主动送上门的！

到了隋唐时期，天下复归一统，“中国”才再度成为华夏的地域文化双重代词。

华夷之辨更是成为了隋唐建立中国的主要政治结构，到了大周正统武则天。

同样也对洛阳为“中国”非常重视，还效仿西周迁都九鼎，也在洛阳搞了个翻版出来。

就是难为了当时在印度、武周往返出使的大唐高僧义净法师了。

这位高僧在出使印度，回国途中经过室利佛逝国之时，发现会观测到“夏至无影”的特殊现象。

这也是古人最早认识到北回归线。

而后回到洛阳，义净法师也说：“洛州无影，与余不同。”

也别管他是怎么量出来洛阳无影的。

作为朝廷的使节，高僧和忠臣之间，有时候也需要灵活的变通。

中国、夷狄在汉唐的区别，也远没有达到民族文化的时候。

真正有着明确表现，甚至体现出近代民族主义的时期，还得是从宋朝开始。

石介的《中国论》也是第一部，明确提出了华夷之辨，并将其上升到民族国家层面的文章策论。

宋人之所以如此重视华夷之辨和民族国家，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宋朝姑且算是统一王朝，却没有完成大一统。

在宋的北边是辽国契丹政权，西边是党项人的西夏政权，南边又有大理、安南这些王国割据。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所以大宋的“邻国友邦”，个个都是说话又好听，打架也能并肩子上。

没能完成大一统的宋朝，尤其是以燕云十六州为主的汉地，被辽国、西夏等夷狄政权长期占据。

这就导致两宋的士大夫们对于中国和夷狄之分，产生了强烈的民族忧患情绪。

林煜这时做出总结道：“也就是从宋朝开始，士大夫们清晰认识到了，中国是一个国家，而夷狄所属的辽、西夏同样也是国家。”

“北宋与辽国的外交国书开篇，基本都是以‘大宋皇帝谨致书于大契丹皇帝阙下’作为开头。这不光代表宋辽两国是平等的外交对话关系，也明确了中国、契丹是两个独立国家，两个独立的民族国家。”

“这一点，可以从宋辽两国多次外交发现，当时明确勘定了国家边界线，甚至摆出了寸土必争的态度。一旦两国军队任一方，公然越过外交文书所定的边界线，就会引爆战争。”

“这与汉唐时期中国、夷狄的模糊观念，明显是不一样的。”

民族国家，强调了民族主义与国家观念。

而且这个民族国家的观念自宋朝而始，又被后来的元明清相互交替继承，到了清朝体现的最为剧烈。

清朝的满汉之争，就是民族国家的精神特质，在持续性的发挥作用。